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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现实背景:探讨现实中的应用价值

【摘要】:传统农村形成的共同价值观、行动准则等使得农户容易达成集体行动。吴理财、李芝兰分析得出从特定的环境中研究灌溉合作供给困境更具有现实性。但现有研究主要采用Logit或Probit模型,仅从个体差异或社区变量某一类变量探讨其对合作供给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活动组织方式发生变化,农户生活环境也有巨大改变,农户由“熟人社会”向“陌生社会”转变。农村社区的文化与规范也因为农户资源差异而有所区别。由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经济环境的差异导致不同社区环境下农户对小型水利设施的需求存在差异性,这种异质性的需求直接影响到农户自身合作行为选择。农村社区是一种组织结构,而作为微观层面的农户的行为直接受到组织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农户的行为选择反过来又会对组织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结构和场域影响农户的思维模式和判断能力,从而影响农户最终的行为选择。因此,将社区环境纳入到农户行为的分析框架,研究农户与农村社区间的互动关系是研究集体行动能否得以实现的重要逻辑线路。其具体思路如下表述。

农村社区的经济环境、民俗风情会影响到农户共同价值观念体系,也会调整社区农户合作行为的公共规范。传统农村形成的共同价值观、行动准则等使得农户容易达成集体行动。在农村社区道德约束能力较强,经济环境较为优良的地区,农户间自组织合作由于有强大的约束、高惩罚因子和正向激励很容易实现。贺雪峰、仝志辉(2002)也强调了当村庄凝聚力强时,农户自发合作组织的意愿也有所增强。而在农村社区风俗破败、经济环境较差的地区,缺乏一致理念和环境约束,试图将分散的农户集结到一起,原子化的农户间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协调,农户间的合作面临着巨大的道德风险,集体行动很难实现。费孝通(1985)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传统的地缘、血缘和亲缘等形成的惯例、习俗、人情面子观念等影响着人们的合作行为。

因此,将社区环境嵌入到农户行为选择过程中,将假设范围扩大,扩展到社区环境分析框架下,对研究转型时期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农户“一事一议”、农户自发组织投资是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途径(高庆鹏、胡拥军,2013)。从水利设施供给主体看,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由农村社区农户合作供给能够将共同利益目标的农户连接起来,有效整合农户的用水需求,充分实现农户自身资源控制的自主性和参与性,解决水利设施供给不足。现实中有些村能够通过合作供给提供小型水利设施,实现高效用水目标,但是部分村通过合作供给提供小型水利设施却困难重重,难以将分散的农户融合到一起,且出现了“搭便车”和用水纠纷等各种问题,这种“集体选择困境”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识别影响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因素,试图解释“集体选择困境”现象的成因。吴理财、李芝兰(2003)分析得出从特定的环境中研究灌溉合作供给困境更具有现实性。因此,将中国乡土社会特殊的社会结构纳入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研究框架,借助嵌入社会结构阐释农户行为作用机理显得尤其重要。孔祥智、涂圣伟(2006)得出村庄因素是影响农户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部分学者围绕社区因素如村庄发展水平、村庄规模、村庄密度和村庄社会关联度,研究村庄因素对农户合作供给的影响(卫龙宝等,2011)。陈宇峰、胡晓群(2007)进一步从嵌入性与社会网络的视角分析民间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可能性;李冰冰、王曙光(2013)运用OLS模型对社会资本、乡村公共品供给和村庄治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现农户的社会资本高能够提供公共物品供给参与积极性,并探讨了村庄特征对参与性的影响。

但现有研究主要采用Logit或Probit模型,仅从个体差异或社区变量某一类变量探讨其对合作供给的影响。尚未回答“为什么有的村合作得以实现,而有的村农户合作几乎是难于上青天”的问题。农户是在特定的社区环境中生活的,在典型的“人情社会”的农村社区,农户的行为极易受到当地社区经济发展水平、风气和制度环境等的约束。本质上,合作供给是农户在特定的社区环境条件下做出的行为选择过程,社区环境因子(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村规民俗等因素)将对农户合作行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并和农户个体因素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而目前关于社区层面和农户层面交互作用影响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研究非常有限(王昕、陆迁,2012)。

基于以上背景,本章运用二层线性模型,利用陕西省89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重点考察这两大类因素在影响农户决策行为中存在何种互动关系,社区要素中哪些变量对农户个体效应产生抑制作用,哪些对农户个体效应产生强化作用,筛选出激励农户合作行为的“选择性激励因子”,最终为促进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