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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集体行动的研究成果

【摘要】:Olson最早引入异质性概念来解释集体行动,研究了群体规模和资源禀赋对集体行动的影响,认为集团中个体差异是实现集体物品自发供给的主要因素。Putnam则认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素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参与网络。而Ostrom认为个体异质性对集体行动有负向影响。Olson和Ostrom关于个体对集体行动影响对立的观点引起了学者的兴趣,许多学者试图找到贡献一致的结论,但仍存在很多难题。国内对与集体行动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个体冲突和集体冲突会导致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悲剧性结果,其中代表性模型有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萨缪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哈丁的“公共地悲剧”(温思美,2010)。这种集体行为选择理论是建立在同质性假设的基础上,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差异性。Olson(2009)最早引入异质性概念来解释集体行动,研究了群体规模和资源禀赋对集体行动的影响,认为集团中个体差异是实现集体物品自发供给的主要因素。Putnam(1993)则认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素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参与网络。Thöni et al.(2012)强调互利互惠在农户合作中的关键作用。而Ostrom(1990)认为个体异质性对集体行动有负向影响。Olson和Ostrom关于个体对集体行动影响对立的观点引起了学者的兴趣,许多学者试图找到贡献一致的结论,但仍存在很多难题。

国内方面,郑风田等(2010)指出在农村基础设施制度变迁过程中,面临“双重两难”困境,同时存在政府调控和市场失灵、政府与农民的矛盾。由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俱乐部产品”属性,农户对小型农田水利的自我供给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吕俊,2012)。学者从不同行为主体角度进行分析给出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方案。张明林等(2005)指出异质性组织成员结构、合理的利益共享、成本分摊机制和组织受益存在超可加性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四个必备条件。陈潭、刘建义(2010)以典型农村为例,建议通过乡村社会资本重构、“有偿”供给、政府投资、构建小集团供给模式等手段激励集体行动。贺雪峰、罗兴佐(2006)强调国家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主体作用。赵晓峰(2007)也强调国家力量的作用。胡拥军、毛爽(2011)赞成农村社区成员自愿筹资投劳的合作供给方式,认为农村社区“熟人社会”产生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农村社区成员的合作供给。李琼、游春(2007)以公共水资源的社区自治为例,分析得出要利用以互惠等形式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合作。毛寿龙、杨志云(2010)认为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资本成为影响农户合作的重要因素。小型水利设施的供给更是如此(田先红、陈玲,2012)。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重视声誉等非经济诱因的作用,“由农户自愿供给农村社区内的公共产品会是一个有效的结果”(符加林等,2007)。国内对与集体行动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彭长生等(2007)研究了偏好对集体行动的均衡影响,认为农户个体偏好异质性能够很好地解释集体行动。社会资本能够影响到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