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伪协同是“幕后”,隐藏在正式协同的背景中,以权力为基础,以关系为纽带,以利益为目标,表现为策略性、隐蔽性、人格化,不容易观察却决定了政策的真实走向。(二)政策伪协同的运作背景是非正式政治伪协同的运作依赖于一种“非正式政治”。当协同的条件无法具备时,伪协同现象将会必然存在,可以发生于任何类型的组织,特别是规模巨大的组织。......
2023-06-27
制度是嵌入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程序、惯例和规范,其范围包括宪政秩序、科层制内的操作规程和对相关主体起管制作用的一些惯例。不同的流派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不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声称,理性重于制度;而历史制度主义学派则认为:“利益、观念与制度的结构性关系一直是历史制度主义的关怀核心。”[10]一旦界定了制度的实质内涵,也就等于决定了研究方法、分析层次与策略。西伦(Thelen)和斯坦默(Steinmo)主张,既然大多数理论家同意制度不能解释一切事物,那么对制度作一种相对狭窄的界定,并集中研究制度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产生出分析优势。[11]本书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学者霍尔对制度的定义,将制度界定为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12]正式规则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其范围包括宪政秩序、科层体制内的操作规程和对工会行为及银企关系起管制作用的一些惯例。由于制度既是决定政府在政策执行中采取何种行为的激励变量,又是约束其行为边界的重要手段,因此首先就需要构建政策执行的制度规范机制。
权力平衡机制是抑制政府权力膨胀并调节权力失衡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是在“政行合一”的权力来源基础上形成的横向的以“县委领导下的县长负责制”为主要特征、纵向以上级对下级的控制为主要原则的权力组成形式,这也是决定县级权力运行的基础。对地方政府权力的制衡一方面是指对政府官员尤其是“一把手”权力的制衡,另一方面则是指社会力量对政府整体权力的制衡。而在上下级政府之间,不管是继续推行“市管县”的行政体制还是实施“省管县”的体制改革,在现阶段最重要的是理顺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制度对政策部门互动的限制表现为对其设立规范化的程序和目标,并以正向认可鼓励某些行动及负向制裁抑制其他行动,本部分主要探讨正式规则意义上的制度。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逐渐暴露并且恶化,食品安全监管面临日趋严峻复杂的局面。食品安全问题具有明显的跨界性特征,产业链很长,涉及部门较多,仅凭单一部门无法有效解决相关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加强不同层级之间、同一层级不同部门间合作,统筹各部门职能,实现整体效能的提升与优化。元政策层一直谋求有效建构一个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的制度架构来解决相应的问题。但政策协同的现实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偏差,在监管过程中,既有的制度并未达到形式合理性,不同规则、规范之间并不自洽,甚至相互矛盾、冲突、不相容。类似现象的频频发生,已然不能单纯停留在官员个人素质的角度进行解释。这些个别行为的背后有一套严谨的运作机制,需要从制度安排角度来分析和思考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政策伪协同是“幕后”,隐藏在正式协同的背景中,以权力为基础,以关系为纽带,以利益为目标,表现为策略性、隐蔽性、人格化,不容易观察却决定了政策的真实走向。(二)政策伪协同的运作背景是非正式政治伪协同的运作依赖于一种“非正式政治”。当协同的条件无法具备时,伪协同现象将会必然存在,可以发生于任何类型的组织,特别是规模巨大的组织。......
2023-06-27
(二)政策的伪协同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不够明确、规范比较模糊造成了协同过程中拥有较大的弹性,其行为也有很多的操作空间。所谓伪协同,指的是下级政府之间,以及下级政府与其直接上级之间的集体性对政策协同的变通行为以及对协同不力的默许行为,通过有效串通,进而有效规避来自更为上级的规制。伪协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其一,象征式协同。......
2023-06-27
本书将这种元政策层推动的以消除伪协同等现象为目的的协同行为称为“再协同”。本书将这种行为界定为“再协同”也突出了这一过程的动态性特征。元政策层本身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伪协同行为,但是也并不意味着陷入了协同—伪协同—再协同的循环。政策协同过程可以逐步调整政策执行层的运作逻辑,进而提升协同的有效性。因此,所谓的协同或再协同只是在某一时段上具有逻辑上的相对意义,从具体执行过程来看,二者具有一定的重合性。......
2023-06-27
再加上政策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和政策间的冲突,“部门打架”现象并不罕见。这种情况显示出“层级节制”的局限性,仅依赖层级赋予的权威并无法充分解决行政组织间协调问题。换言之,行为者间的信任,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对于协调参与者的限制。......
2023-06-27
通过对基层监管者自身的行为逻辑,可以更好地看到中国政策协同过程的内在困境,并把脉到其深层次的问题。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绩效之上,因此对绩效有苛刻的要求,这种要求会表现为较高的政策目标进而转化为对下级政府的层层期望、层层考核、层层评估。中央政府为了有效满足公众的需求,会给下级政府设置重重目标。“在经济分权的制度配合下,地方政府获得了强劲的经济发展动机,官员的政治锦标赛表现为地方GDP的竞赛。”......
2023-06-27
(一)西方政策协同改革的一般思路跨部门政策问题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美国的食品安全改革并不是孤立的,它是西方国家协同改革的一个缩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寻找推动政策协同的改革运动。(二)中国政策协同的特征西方学者用威权主义来描述二战后部分后发展国家的转型特征,这一概念最早来自于美籍学者林兹。......
2023-06-27
政策协同取得成功的前提是相关部门能够在心理和思想层面取得认同,相应执行认同感的形成来源于三个层面,主要包括价值观、行为动机和利益。在当下的社会,利益补偿成为协调主体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当其他主体无法成为主导因素时,元政策层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最终,上级政府再一次作出调整,将食品安全问题摆上政府最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再次承担起推动食品安全的责任。......
2023-06-27
总之,以政府为主导型政策协同过程中政府利用对资源拥有强力的控制,在短期内迅速整合和集中大量资源,权力不受民意等硬性约束。当然,比较以政府为主导型政策协同与市场主导型政策协同的差异,并不是比较某种体制更加优越。毫无疑问,在中国目前的背景之下,政府主导型政策协同模式适应了环境的需求并体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些方面体现出了极大优势。......
2023-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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