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制度主义：历史与结构的交织

2023-06-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将历史纳入制度分析中是历史制度主义区别于其他新制度主义的特殊之处。历史制度主义最重要的两个分析界面是其历史观和结构观。早期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过去的选择和决定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在对这种观点进行发展的基础上，历史制度主义借用并发展了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概念，形成了自己的路径依赖观。历史制度主义要阐明的是不同的变量是以何种方式联结到一起的。利益、观念和制度三者间的结构性关系一直是历史制度主义关注的核心。

最早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和阐述“历史制度主义”的是瑟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凯瑟琳·瑟伦（Kathleen Thelen）和斯温·斯坦默（Sven Steinmo）等人。他们认为：“广义地说，历史制度主义代表了这样一种企图，即阐明政治斗争是如何受到它所得以在其中展开的制度背景的调节和塑造的。”^[21]关注历史过程是历史制度主义大多数研究的核心。历史中的制度和制度的历史可以看作历史制度主义的主要关注点。将历史纳入制度分析中是历史制度主义区别于其他新制度主义的特殊之处。制度影响政策结果，历史则创造出制度。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历史制度塑造人和组织的利益，因果关系是：历史-制度-利益-行为-政策，也就是历史创造制度，制度影响利益，利益支配行为，行为导致政策。历史制度主义最重要的两个分析界面是其历史观和结构观。

（一）历史观：路径依赖、关键时机、否决点

历史制度主义一般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这个词来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早期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过去的选择和决定对现在的重要影响。某种政策方案的选择和实施往往受制于现有的政策模式，而现有的政策模式的形成往往是个历史的过程，前一个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决定和影响着后一个阶段的政策方案。例如霍尔（Hall）在对英、法国家干预政策的比较研究中指出，要理解英、法两国20世纪70年代在国家干预政策上的差异，就必须深入了解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和政策发展史。在对这种观点进行发展的基础上，历史制度主义借用并发展了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概念，形成了自己的路径依赖观。皮尔逊（Pierson）认为，路径依赖的含义是：特定的时间方式的顺序是非常重要的，起点条件相同，但结果却千姿百态，重要的结果可能来自相对“微不足道”的或偶然的事件，特定的行动过程一旦被引入，几乎不可能被扭转过来，政治发展可能在塑造社会生活基本轮廓的关键时刻或关节点上改向。广义上的路径依赖指，前一阶段的事件可能会影响后一阶段出现的一系列事件的可能结果；狭义上的路径依赖则主要指，社会过程展现出回报递增的特点，即一旦进入某种制度模式之后，由于扭转成本非常昂贵以及制度壁垒的阻碍，沿着同一条道路深入下去的可能性会增大。或者说，回报递增的过程是自我增强或正反馈的过程。的确，在一个序列中，前面的事件影响结果和轨道，但并不是必然地沿着同一方向向深度推进。路径非常重要，因为它常常引发向其他方向的发展。不同因果的“路径”可能交汇一处从而引发制度的变化，这个交汇点也叫“关键时机”（critical juncture）。它是历史发展中的某一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的偶然性因素将会影响其后较长时期稳定阶段的制度模式。关键节点也是历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盖尔（Gal）和巴盖尔（Bargal）运用关键节点理论分析了以色列劳工运动和职业福利制度发展的关系。

历史观的第三个重要概念是“否决点”。否决点是一套制度的薄弱环节，在政策运动的这一否决点上，反对力量的动员可以阻挠政策的革新。各国的制度性否决点到底位于何处也为该国的利益集团提供了不同的活动机会和限制，为利益集团的目标确立和手段运用设置了范围。伊玛格特（Immergut）在比较瑞士、法国和瑞典三个国家的健康保险政策时发现，通过比较利益集团所拥有的权力差异明显不能解释这三个国家的健康保险政策的差异，因为这三个国家的医生集团和药品采购集团都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并且在医疗谈判中也享有大致相当的权力，但是这三个国家的医生集团和药品采购集团在达成各自目标的程度上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利益集团理论没有注意到政治制度中“否决集团”或“否决点”的存在。在政府和医药集团的对立格局中，医药集团实际上是充当了健康保险政策的否决性集团（Vetogronp）。健康保险政策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制度为各个决策场所的行政官员所提供的机会或限制。

（二）结构观：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

历史制度主义“结构观”主要强调的是影响政治结果的各政治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或者说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制度并不是决定政府策略和行为者的单一因素，例如，行动者的界限、行动者的利益和策略、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分配等，制度的研究途径并非是要取代其他变量。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将制度视为一种模式化的关系位于制度框架的核心，并不会代替其他变量——博弈者、他们的利益与策略，以及他们之间权力的——的重要性。它从来不会提出某一简单的单一变量来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而是试图将其他因素放置在由制度所建立的政治情境中，观察其互动关系，阐明一系列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正如霍尔所说：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构造政治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而影响政策产出。制度框架通过提供一种视角来识别这些不同的变量是如何联结的，从而对某一政治现象作出解释。

历史制度主义要阐明的是不同的变量是以何种方式联结到一起的。正是因为某些变量在特定时期内在某一地区的集合，才构成了某种结构性的框架并决定着政治进程。但是在某一具体层面或某个时刻上究竟会集合哪些因素，并不具有普遍的必然性。随着时间变迁，同样的变量有可能产生出不同的结果，同一现象的出现也有可能是由与原来完全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利益、观念和制度三者间的结构性关系一直是历史制度主义关注的核心。戈尔茨坦（Goldstein）在分析美国贸易方面的制度结构时，强调了这种制度结构强化某种观念的同时而弱化了另一种观念。当存在着多种利益的竞争时，观念能起到聚焦和黏合剂的作用，帮助形成合作联盟，观念能转化为制度，发挥持久的影响。道宾（Dobbin）在比较1825—1900年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铁路政策时发现，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造就了人们关于秩序和理性的不同观念，而各个国家的现代产业政策正是围绕着这些不同的观念建立起来的。他分析了文化、观念、制度和历史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国家蕴含的经济规律反映了当地的制度历史，而不是外在的、超历史的规律。强大的利益集团在政治斗争中失利，是因为制度化的政治文化为他们的反对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点，且没有给他们反驳的论据。道宾主张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国家制度，这样就可以将制度为行动提供的组织途径和制度提供的文化规范看作同一个事物的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共同影响着政策过程。制度化的政策范式影响我们如何思考原因和结果，制度化政策范式影响我们如何思考原因和结果，也为了解组织行为提供了路径。

【注释】

[1]［美］詹姆斯·安德森：《公共决策》，唐亮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4页。

[2]参见［美］S.S.那格尔等：《政策研究百科全书》，林明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7页。

[3]H.D.Lasswell and A.Kaplan，Power and Socie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71.

[4]D.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New York：Kropf，1953：129.

[5]宁骚：《试论公共决策的现代化》，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22页。

[6]Thomas R.Dye，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 Inc.，1987：2.

[7]Mulford，C.L.and Rogers D.L.，Definitions and Models，in Rogers，D.L.and Whetten，D.A.（eds.），Inter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theory，research，and implementation，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2.转引自周志忍、蒋敏娟：《战略整体政府下的政策协同：理论与发达国家的当代实践》，《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8]See Meijers，Evert and Dominic Stead，Policy integration：what does itm ean and how can it be achieved？A multi-disciplinary review，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4 Berli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Greening of Policies-Interlinkages and Policy Integration.转引自周志忍、蒋敏娟：《战略整体政府下的政策协同：理论与发达国家的当代实践》，《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9]参见［挪威］汤克腾：《后公共管理改革——作为一种新趋势的整体政府》，《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9期。

[10]参见谢庆奎：《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1]参见马伊里：《合作困境的组织社会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页。

[12]John Donahue，On Collaborative Govnrnan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2004，p.1.

[13]邓聿文：《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80116/02404409663．shtml。

[14]参见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4页。

[15]孙宝国：《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策略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17～218页。

[16]See Ronald 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1937（11），Vol.4：386－405.

[17]See Ronald 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10），Vol.3：1－44.

[18]［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4页。

[19]参见［美］丹尼尔·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陈郁、郭守峰、汪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20]参见［美］埃里克·弗鲁博顿、［德］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的范式》，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67页。

[21]［美］凯瑟琳·西伦、斯温·斯坦默：《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载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历史制度主义：历史与结构的交织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