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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装与轻装:思考与启示

【摘要】:通过比较,我认为:近现代中法女装从“重装”走向“轻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从“重装”到“轻装”作为女装领域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反映历史变迁的一面镜子,因此也是服饰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女装的“轻装”化作为现代化的一部分,属于“后发追赶型”,它遵循世界女装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但同时又面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碰撞的双重压力。

通过比较,我认为:近现代中法女装从“重装”走向“轻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无论是法国社会还是中国社会,现代化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从“重装”到“轻装”作为女装领域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反映历史变迁的一面镜子,因此也是服饰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现代化既是一种历史必然,也是一种世界潮流,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而言,现代化既是一种社会选择,也是一种历史责任。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化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遵循客观规律,其进程始终是波浪式的,这由三个因素决定:即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波动性、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人类思想、认识的波动性(创新和守旧的对抗)。现代化方式首先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其次是对传统的否定和批判;其三是重新建构和知识、制度创新。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这三个方面的重要性各有侧重。现代化主要体现为生活方式、生活和社会环境的积极性变化。根据过去300年的历史经验,现代化可以分为“先发型”和“后发型”;其中现代化的“先发型国家”具有竞争优势,因为它可以引导世界潮流、利用世界资源、制定世界规则;“后发型国家”具有后发效应,因为它可以借鉴和利用“先发型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减少失误。但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后发效应的作用不能被过高估计,“后发型国家”需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和鉴别能力,以避免被利用、操纵和误导。现代化没有最佳模式,虽实质和方向相同,但形式和路径多样。

中国女装的“轻装”化作为现代化的一部分,属于“后发追赶型”,它遵循世界女装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但同时又面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碰撞的双重压力。

在比较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20世纪之初,中国女装就面临着坚持传统和学习西方的矛盾,今天的中国服饰文化仍要面对这一问题。“五四”时期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潮在中国传播,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做出的选择,具有其历史必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种学习历经坎坷却并不深入,因此即使在今天看来,学习西方的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女装仍对我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20世纪所造成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断裂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一断裂还不明显,但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的特殊政治环境,几乎彻底地摒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面对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们需要认真考虑重建民族服饰文化的问题。当然,这是对全球文化有了总体了解以后确立的民族性,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和西方为我们设定的“东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是画地为牢、固步自封;西方的后殖民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心的基础上设定的东方文化视角,则是一种霸权文化的产物,是对西方理性文化的补充。

西方在几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功,使人们以为其在一切领域都无所不能,过分强调了科学与工具理性的作用,造成了科学万能、人文精神失落、信仰危机、人性的单维化等一系列问题。带着这些问题,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的后期甚至后工业时期开始认真审视东方文化,他们希望通过对异质文化的选择、吸收来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

而我们则处在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我们面对的现实不是西方的后工业社会,而是中国的工业社会的发展问题。我们的问题非常复杂,因为我们的社会与文化是多元的、混杂的,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中心使命是现代化。因此,只有从自己的现状出发,才能找到民族服饰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和前途。如果我们对传统服饰文化的选择和评判是以他人为标准,那么势必事与愿违。作为“后发追赶型”国家,我们和西方不同的是:我们有了一个更高的角度,西方曾经走过的服装现代化道路,可作为我们的重要参照系。但我们又面临与西方不同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是要完成服饰文化现代化,另一方面是要面对西方后现代服饰文化的冲击;一方面要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另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的异质服饰文化。

任何理论意义上的文化中心论,任何以某个特殊文化为普遍“中心”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作为人类的共同财产,但是很多国家所强调的则是自身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这两种观点反映的恰是全球化进程中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文化有独特性;但另一方面,普遍性终究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化解这一特殊性。一种文化之所以有价值,并不只是因为它独具特色,更是因为它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其他社会和文化也同样关注的一些价值,因而对其他社会和文化有借鉴意义。

当前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探索已经脱离了一元化的理论体系,很多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正在不断形成。在当今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一种文化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是不可能的,各民族的文化处于多元并存的状态中,它们一方面相互交融,另一方面又保持自己的特色。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关起门来抱残守缺予以对抗是不现实的。只有以更开放的心态,了解西方文化,也让西方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才能找到中国文化的定位,才能找到进行平等对话、交流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坚持的是更高视野上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某种文化的对抗和竞争。要突破西方国家的强势话语权力,我们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选择、改造、重铸。它绝非传统文化的封闭继承,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简单搬用,而是对这两者的创造性重建。我们今天至少面对着三重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西方(欧美)文化。这三个体系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承、运作,形成多元并举的文化格局。

纺织和服装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领域在全球市场中也具有领导地位,根据《纺织品和服装协定》,WTO成员准备取消配额和降低关税,配额将通过分阶段进行而最终取消。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机遇面前,中国的服装业在发展策略、理论研究和设计创新方面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经过20多年来改革开放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为世人所瞩目的世界工厂;但另一方面,目前的中国服装出口主要还只是停留在低附加值的服装加工和低价位的服装品牌上。中国在近年来的发展当中,一直没有能够打入国际市场的一流品牌,主要靠为国外企业生产代工赚取加工费,或者是靠出口利润极低的低档服装赚取外汇,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后果是:粗放型和高密度的生产模式耗费了我国大量的资源,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巨额的商品品牌附加值则被别人赚走了,我们在服装行业的投入与产出比跟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服装产业缺乏创新能力,缺乏国际市场经验;缺乏服饰文化基础研究和对前沿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对于服装产业的宏观指导作用不够;社会整体的环境还没有对服饰文化和服装产业形成足够的支持。

长期以来,国内对于作为文化创意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服装设计认识和重视不足。而与此同时,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却都在其服装专业领域给予了诸多政策支持和保护,以促进其研究机构在服装理论、服装市场和服装设计创新等方面拥有国际竞争力,抢占即将形成的全球化市场的战略制高点。例如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从1997年开始,服装设计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创意产业之一,得到了资金、政策、人员等各方面的扶持。由设计师、博士研究生和教师共同组成的研究团队,专门致力于保证英国设计引领国际时尚和服装全球化市场的研究,大力推动服饰文化的发展。类似情况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已出现。

今天全球化市场条件下的国际竞争依靠的是前瞻性的理念、深入的市场研究、产品的创新力和先进的技术保障。当代服装不仅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识形态背景,先进的科学技术支持,而且受市场规律的严格制约。今天的中国服装业是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重要产业,要使中国服装业在新一轮的全球化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做到知己知彼,确定明确而正确的发展思路。当今国际服装市场的主流是西方的服饰文化,要进入这个市场,首先必须对西方服饰文化做深入的研究;但仅仅了解西方服饰文化,紧跟在西方的后面是远远不够的,以本民族的文化为背景,创造出独特的符合时代和国际市场需求的服饰文化是中国服装业发展的唯一出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近现代中法女装样式、结构比较研究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自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当中,只有通过创新,掌握和影响国际流行时尚的方向,才能引导和左右国际时尚产业的发展趋势,才能在国际市场的角逐当中立于不败之地,也才能树立中国服饰文化的良好形象。

面对当代中国服饰文化的困境,我相信任何成功或失败的理论探索都是有意义的。特殊的历史境遇和国际社会的现状,注定了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不会是一条坦途。因此,了解中法女装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的异同,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审时度势,确定今后中国服装业的发展策略,提高服装创新能力,有助于我们理性地角逐于当代国际服装市场。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预测21世纪文化的冲突将代替政治冲突,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却昭示了各民族各文化之间通过对话互相了解、和平共处的重要性。在比较中我们发现,在中西方文化开始并不对等的“交流”的进程中,任何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轨道或是把西方学术范畴强加于中国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这让我想到了北大学者王岳川先生的见解:“要找出一条转型性创造的学术文化之途,找到学术文化的普遍理性形式,以使东西方文化思想得以沟通和互补。……面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并寻求解救之方,是每一个正直而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标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只有通过转型性创造,才能发挥民族文化生命的原动力,焕发精神生命跃动中的内在光辉;只有通过批判性价值重建,才能在批判的反思中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文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既要批判别人,也要接受别人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思想文化研究是文化意义的命名和精神价值的重估。”在一百六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是一个“受到过太多太深的思想体系冲击甚至左右的民族,如果不形成一种高屋建瓴,汇纳百川,取精去糟,脚踏实地,立足民族,面向世界和未来的,逻辑一贯的思想体系,是绝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自我的超越的。”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还是法国,当代女性服饰文化的概念和面貌主要形成于20世纪,尤其与两次世界大战和女性解放运动密切联系。而这种概念和面貌的核心就是实现了女装从“重装”到“轻装”的转变,使女性不仅获得了身体的解放,而且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关注这一重要转折,不仅可以深刻地透视中法两国的传统服饰文化和相互间的融合,而且可以从中剥离出依然影响着当今中西方服饰文化的深层因素,更加清晰地认识今天中西方服饰文化的现实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讲,近现代中法女装从“重装”到“轻装”的比较研究意义深远。

“从‘重装’到‘轻装’——近现代中法女装样式结构比较”只是研究近现代女装现代化的一种视角,而不是研究其现代化的全貌,因为现代化是非线性的、复杂的。所以,本项研究只是开头而不是结束,希望能由此引发更多的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