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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动力的差别及其影响

【摘要】:中国近代女装从“重装”向“轻装”的演变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是外力型的。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女装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许多激烈的斗争,有多次新旧势力的较量,但它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是主动的、内力型的,它的主体依然是法国服饰文化自身的更新和发展。

中国近代女装从“重装”向“轻装”的演变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是外力型的。在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内忧外患面前,中国自身也在应对着危机。一时间,深厚的传统、强大的保守势力与外来的文化、微弱的变革力量,进行了数次较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宣告了当时的中国想走自内而外的变革是行不通的,主动的、自上而下的、内力型的改良主义道路失败了,中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被动的、自下而上的、外力型的暴力革命的道路。这种历史境遇也直接投射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上。当时的中国传统女装根本没有可能通过自发的、对自身的改革生成新的服饰文化,西方近现代女装文化的急剧冲击改变了中国服饰文化个体发生性的规律,外力型推进成为中国女装样式、结构在近现代发展的主要特征。

清朝统治后期的中国,一方面清政府对内实行封建专制,闭关锁国,继续努力维持着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体系,在当时的社会内部并没有产生进行女装演变的动力,没有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进行女装“轻装”化的社会基础和准备。相反,在旧体制的支撑下,传统的女装文化根深蒂固,不易撼动。另一方面,1840年,中国受到英、法等国列强的殖民侵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使得西方的思想观念、商品经济和文化技术等逐渐渗透到中国来,开始对中国女装产生冲击和影响,这为中国女装向以西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说,中国女装从“重装”向“轻装”的演变,也就是女装现代化的进程,最初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被动进行的,是缺乏由内而外自发生成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基础的,也是缺乏内在的充分准备的。因此这种变化也就更多地集中在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的上海大城市,而内地和农村地区的女装则仍然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太大变化。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战乱不断,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也日益频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为进一步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技术提供了保障。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社会基础上,在“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下,思想文化领域获得了解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西方女装的影响有了长驱直入的更大契机,中国现代女装也呈现出主动学习西方服饰文化的诸多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具有几千年传统的中国服饰文化就彻底烟消云散了,它的影响依然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中国女装曾在20世纪20~30年代一度形成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与当时的国际时尚流行相联系的独特面貌。它们敏感地反映出时代的特征,积极地探索新的女装表现形式:中西合璧式和纯西式的女装大量出现,西方女装逐渐“轻装”化的面貌也随之呈现在中国女装的样式、结构中,促使其向现代化的“轻装”状态迈进了一步。这是在反封建思想影响下主动引进西方服饰文化的阶段。

20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形成了“二战”后的冷战状态。在西方国家的封锁下,中国再一次回到封闭状态。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政治氛围中,在反帝、反修、反封建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女装进入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传统女装样式,尤其像旗袍、马褂之类,被看作是地主、老财、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达官贵人的东西而告弃,西方的流行被作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拒之门外,就连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阶段受苏联影响的大花布布拉吉,到60年代因苏联变修也终止了流行。在极左思想支配下,政治运动不断,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处于低水平状态。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同工同酬”、“不爱红装爱武装”等政治口号和思想运动影响下,中国女装向男装的方向发展,进入一种中性化状态。同时,完全消灭了阶级甚至等级差别,社会呈现平民化、平均化状态,女装的面料、款式、色彩也非常单调。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积极学习西方的服饰文化,主动参与国际时尚潮流和国际交流,这对中国女装的样式、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女装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女装已经进入后现代发展时期,随着全球化市场的形成和国际交流的加强,西方女装对中国女装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装发展就呈现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胶着在一起的复杂状态。由于文化的断裂颇多而衔接不够,人们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也就出现了一些混乱,反映在女装领域也就相应地出现了一些盲目追随西方的现象。时代的发展要求人们对西方文化进行冷静的思考,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深入反思,并逐渐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女装,一个对服饰文化进行系统梳理的阶段开始了。这又是一段非常活跃的主动学习的时期。

总之,近现代中国女装主要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被动或主动地接受和吸取西方女装的样式、结构特点而形成“轻装”面貌的,它与中国传统的服饰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是一种文化的断裂。中国现代女装的生成基本上是对于一种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和主动模仿的融合过程。中国从“重装”向“轻装”的转变与西方的渐变相比,是一个无思想准备的突变过程,这种跨越式的突变导致自己的服饰文化传统断裂、许多环节缺失,这些直接影响到中国女装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女装既要解决现代化的问题,也要同时面对国际潮流中后现代主义复杂的服饰文化现象。

法国女装从“重装”向“轻装”的演变则是在延续自己文化的基础上生成的,是一个渐变过程。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许多激烈的斗争,有多次新旧势力的较量,但它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是主动的、内力型的,它的主体依然是法国服饰文化自身的更新和发展。

与中国不同的是,法国在近代就为女装的轻装化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从思想解放、工业革命,到政治改革、信息传播……应该说法国女装的“轻装”化发展是系统主动的自我更新。法国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废除了封建的服饰等级制度的同时,也对女装的样式、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法国女装从“重装”向“轻装”演变的背景,不仅是与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相联系的,而且是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变革相关联的。缝纫机的发明、化学染料的开发、人造纤维的问世、高级时装业的兴起、设计师的职业化、流行媒介的扩大带来的服饰流行的产业化等,这一切都与女装“轻装”化相关联,形成了法国近现代女装现代化发展的基础。近代法国女装是在其传统基础上的传承和革新,法国服饰文化并未从此割断,而是得到了重新地阐释和发展。这种改变历经漫长的过程,可以说整个19世纪作为现代文明的黎明期,从各个方面为20世纪新的生活方式的到来、为法国女装的转型和发展做着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

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准备工作以后,发生在20世纪初的法国女装“轻装”化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20世纪是法国女装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从“重装”向“轻装”急剧转变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没有阻断法国女装“轻装”化的脚步,反而成为这一过程的催化剂,更加推动了法国现代女装的发展。大战结束后,随着迪奥“新样式”的出现,法国经历了近20年对于现代女装从样式到结构的多方面探索,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法国开始了新一轮反传统的浪潮,这是一场服装领域自身的革命,它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探讨了现代女装在样式、结构上发展的可能性。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设计风格的适时切入,使得法国女装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具备了女装多样化呈现的各种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法国女装再次探索新的发展方向的阶段。

近现代法国女装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批批优秀的服装设计师的杰出贡献推动了法国女装发展的车轮。活跃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女装设计师们将自己的才能与时代需求相联系,不断探索女装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女装作品。大师们各历史时期的代表作极大地丰富了近现代法国女装的样式、结构。

总之,法国在大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主要处在从“重装”向“轻装”演变的准备时期,通过对自己服饰历史和传统的一系列的回顾和其他各方面的准备,终于在“一战”以后进入了一个急剧转变的时期,即“一战”直至20世纪60年代。在众多设计师的共同努力下,在进行了大量的对于女装样式、结构的探索的基础上,法国女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基本完成了女装的“轻装”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女装进入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直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的发展高度成熟,法国女装步入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际上是法国女装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发展时期,整个过程是一个积极探索、主动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