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顿的表面美学：揭示本质

2023-06-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笔者看来，博尔顿提出的“表面美学”既无法脱离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的语境，也无法摆脱该展览为众多西方时尚品牌进行炒作和宣传的嫌疑。这里有必要补充的是，博尔顿所谓的“表面美学”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构。

面对各种质疑之声，策展人安德鲁·博尔顿提出了“表面美学”进行辩护，他表示“设计师们用他们的服装，就像18世纪和19世纪‘东方主义’油画中描绘的那样，通过自我换位的方式塑造了一个第二重身份。后殖民话语认为这样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装扮暗示了一种权力的不平衡，但是设计师们的意图通常不在这种理性认知范畴之中。他们更多地被时尚的而不是政治的逻辑所驱使，去追求一种表面的美学，而不是被文化语境所制约的某种本质。”^[25]很明显，他提出的表面美学的核心是设计师可以随意抽取和运用各种文化符号，并在脱离其文化背景的情况下使用。在笔者看来，博尔顿提出的“表面美学”既无法脱离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的语境，也无法摆脱该展览为众多西方时尚品牌进行炒作和宣传的嫌疑。在很多观众看来，展览中的许多作品不过是西方传统中的“东方主义”概念在当代商业社会中的衍生品。换言之，艺术展览的背后是商业化的运作和品牌的营销。对此，《纽约时报》艺术评论家霍兰德·科特不禁反问，“西方剥削东方的历史深嵌入这类促销伎俩，我们至今仍深受其害。时尚与时装秀们怎么可能避开此语境呢？”^[26]

此外，这种“表面美学”也忽视了“中国风”时尚符码无法脱离中国文化语境这一事实。这一点从展览的主题“中国：镜花水月”及其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封建帝制中国”、“民国”时期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能看出来。西方设计师不过是将中国文化符号转换到时尚的西方世界中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首先排除了中国主体通过时尚表达自身的可能性，观众只能认识或感知经过设计师个人感性过滤、修改过的中国文化元素及其符码意义。因此，这个过程不过是一种语境的交叉与混合，而非去除。其次，真正脱离文化语境的符码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和语言学中的符号是一样的，解构主义语言学试图以能指的无限延伸来解构符号中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对立，然而，无论是漂浮的能指，还是能指链的无限延长都可以让所指破碎，却无法消除其存在的印迹。社会学中对符码的解构，除了会最终导致多元文化主义的无限扩张和历史虚无主义之外，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苦难史、斗争史又怎能泯灭于破碎的符码之中呢？

在提出“表面美学”的同时，博尔顿还对“跨东方主义”表示赞同，认为如果以此为出发点，“艺术品背后的意义可以被无限的讨论和再讨论。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心理距离，即那些常常被认为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世界观之间的距离，在艺术中被拉近了。同样被减弱的，还有那种被加于东方与自然的、真实的，西方与文化的、表象的之间的联系。随着这些二元对立观点的逐渐削弱和瓦解，‘东方主义’的概念从它旧有的西方统治和歧视之内涵中脱离了出来，它的目的不再是另一方缄默，而是成就双方积极、动态的交流，成为促进跨文化交流和展示的解放力量。”^[27]博尔顿提出让艺术或者说时尚成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积极、动态的交流，成为促进跨文化交流和展示的解放力量”是“跨东方主义”的美好愿景。笔者并不以为谬，但是既然“表面美学”所追求的是“不被文化语境所制约的某种本质”，那么真就存在“不受文化语境制约”的艺术品吗？即便存在的话，那么能够被无限讨论和再讨论的“艺术品背后的意义”又从何而来呢？谁来赋予失去了文化语境的作品以意义呢？从博尔顿仓促描绘出的美好愿景来看，他并没有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如果想赋予包括时尚作品在内的艺术品以新的意义，从而跨越东西方千百年间形成的文化差异和文化误读，东西文化双方都要努力深入了解对方的文化及其意义内涵，而不是止步于“镜花水月”一般虚幻世界的想象和再造。只有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接受、认同彼此的世界观、价值观，才能超越彼此之间的差异，最终实现东西方文化的友好交流、彼此融合和共同发展。

这里有必要补充的是，博尔顿所谓的“表面美学”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构。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外在于作为存在事实的东方，这种外在性的主要产品当然是各种视觉文本的再现。^[28]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镜花水月”时装展中的遏制性视觉修辞就是东方主义思想在当代西方时尚设计与展览领域中的形象再现。

博尔顿的表面美学：揭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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