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在场与国家的像化现象

2023-06-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观审者的认知识别过程不仅是在图像的“在场”中获取“明见”的国家形象图景，更是在图像的“缺场”中领悟“隐见”的国家形象意指。殊不知他们认识的中国是一个处于现实边缘的、虚幻的、充满了种族偏见的“像化”的中国，而这些偏见的形成和再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下各种文化传媒对这种编码结构的重复表征和宣传。

对于西方中国风时尚作品中对中国元素的大胆挪用、改造及其种种视觉奇观的呈现，作为策展人之一的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负责人何慕文是这样解释的，“传统艺术、电影影像以及时尚设计的并列展出，让我们看到艺术创作过程本身的变革能力，这个过程大胆地将“中国”一个多维度、蕴含复杂含义的词汇，简化至一个个图形符号——不是照搬原件的复制品，而是对原型的隐喻。”^[20]那么这个隐喻的目标域是什么呢？是历史和现实中真实的中国还是18世纪以来西方盛行的东方学中虚构出来的中国呢？对此，策展人博尔顿的回答似乎更加明确：“在我们眼前展开的中国是一个“镜花水月”般的中国，一个在文化和历史上脱离了语境的中国。”^[21]设计师们“把这个国家的艺术和文化传统看作他们自身传统的一种异域化的延伸。他们的中国是一个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中国，一个神话般的、虚构的、空想的中国。”^[22]策展人的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这个时装展中，真实的中国根本没有出场，所有的一切都是如“镜花水月”般虚幻的存在。那么在场的又是什么呢？当然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像化”的中国。

西方“中国风”时尚设计者和策展人作为时装展的编码者，他们要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那就是虚构的、镜像化的、刻板的、符合西方传统认知的“中国形象”。我们从前文中三种遏制性视觉修辞的分析中可以明确看出，在这个展览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并不模糊，也不虚幻，只不过它所呈现的形象意义不是直观、外在、裸露的，而是隐匿、内涵、包裹的，有待观审者去发现其中的潜在意义。这个意义就是18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传统中所认知的中国——神秘、异域、非理性、混乱。当然，这也并非是一个脱离了历史和语境的中国，这种“中国概念”、中国形象的历史就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疯狂殖民的历史、西方剥夺东方的历史，其语境就是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论及其霸权主义思维方式的延续、再现和顽固不化。

随着学术界在视觉文化、图像学方面研究的日益广泛与深入，视觉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意义生产和意义争夺的场所，在国家形象的生产和辨识领域也是如此。刘丹凌教授认为，这种在场与缺场的关系确立了暗指识别框架，为观审者想象和联系图像之外的国家形象面貌及其意涵提供了重要方式。观审者的认知识别过程不仅是在图像的“在场”中获取“明见”的国家形象图景，更是在图像的“缺场”中领悟“隐见”的国家形象意指。^[23]对于那些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充满好奇又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的西方观众或者是解码者来说，时装展中各种关于中国的物像、图像、影像扑面而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视觉信息的短暂性，决定了他们只能通过直观感受对各种物像、图像、影像中的中国符码及其信息进行解码，从图像的在场中获取“明见”的国家形象，并将其等同于当下的中国。殊不知他们认识的中国是一个处于现实边缘的、虚幻的、充满了种族偏见的“像化”的中国，而这些偏见的形成和再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下各种文化传媒对这种编码结构的重复表征和宣传。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对西方中心论和霸权主义思想有着深刻体察的西方学者和中国观众而言，他们更多从图像的“缺场”中领悟“隐见”的国家形象意指，从暗指识别框架中识别和提取另一个“像化”的中国，即片面、轻狂、自以为是、不符合实际，一个从视觉上和情感上很难被接受的中国。

如此看来，这个展览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显然已经超出了其表面上所说的东西方对话交流的范畴，甚至可以说这个高级时装展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表面上虽然充满了温情的话语——“西方的设计师们完全没有对中国的民族和服装有任何轻视或者不尊重，恰恰相反，他们一直都对中国怀有敬意，并对她的艺术和文化传统进行学习。”^[24]但是，在分析了该展览中各种遏制性视觉修辞及其图像的暗指识别框架之后，我们不难窥见这温情面纱之后，其支持、表现和意图巩固后殖民主义文化实践的本质。

虚构在场与国家的像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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