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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与民主:中国服装民主化进程的变迁

【摘要】:与新时期旗袍的有限回归相得益彰的是中国普通民众着装的自由度和民主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年代,服装民主化已经昂然走在了整个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最前列。时尚的变迁和社会机制的变迁密切相关。[19]在西方服装史上,服装民主化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民主化”被这些大型资本财团解释为让人人都有享受奢侈品的权利和可能。

20世纪以来,因政治环境及经济状况的不同,旗袍经历着从盛世到凋零再到有限回归这样一个坎坷跌宕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缩影。与新时期旗袍的有限回归相得益彰的是中国普通民众着装的自由度和民主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年代,服装民主化已经昂然走在了整个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最前列。

然而,在未来的服装发展变迁过程中,服装民主化进程会和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同步前进吗?挪威新锐哲学家拉斯·史文德森认为,时尚不仅仅是一种服装问题,而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机制问题。时尚的变迁和社会机制的变迁密切相关。时尚从一种意识形态动机中解脱出来又落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圈套中来。[19]在西方服装史上,服装民主化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有学者认为西方的服装民主化进程开始于19世纪,因为“普通人”(工人阶级)直到19世纪才进入时尚的领地。这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导致了“大生产的迅速扩张,尤其是缝纫机和编织机的使用,使得生产大批相对形状复杂的衣服成为可能,而这些形状复杂的衣服以前只能是手工缝制。”[20]据此,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曾预期,从长远来看,随着社会的日渐民主化,时尚将最终消亡。然而,史文德森认为,“民主平衡”的结果是打破了社会等级制度,这就使社会个体为了强调自己的地位更需要借助时尚的力量。[21]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时尚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阶级差别的消失,因为在席卷社会的时尚运动中,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时尚消费形式来彰显地位的差异——“炫耀性消费”成了一种新的时尚。时装成为大众成员得以提升自身地位、超越他人的重要资源。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国际大财团嗅到了时尚业及奢侈品行业背后的经济利益,开始买下或侵吞一些家庭式小作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原先靠经营酒发财,后来买下路易威登、迪奥、芬迪、古琦等十几个奢侈品牌的LVMH公司。这些财团放大品牌身份,通过各种宣传和营销手段造就新消费阶层,把小型的奢侈品工业变成了现如今年销售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并美其名曰奢侈品的“民主化”。“民主化”被这些大型资本财团解释为让人人都有享受奢侈品的权利和可能。这听起来确实是个好主意,但为了实现这个平等,他们还要借用这些品牌不平等的传统,以其昔日品质当招牌卖点,使这些奢侈品的天价变得合情合理。那么,社会的民主化浪潮与时尚的变迁到底将以怎样的趋势继续前行呢?或许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