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的变迁与中国服装民主化进程

与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方面的民主化进程相比，我国在这些领域的民主化进程受到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以及特殊国情的制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这一特殊性也直接投射到以旗袍等中国传统服饰为代表的服装民主化进程之中。因此，了解“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期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旗袍的变迁，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透视20世纪以来中国服装民主化的发展历程。

（一）“民国”时期（1912—1949）：旗袍的盛世

几乎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建立之初一样，成立伊始，“中华民国”政府就开始了“改元易服”的步伐，但是与先前历代封建王朝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后，西方民主思想在知识分子以及民众中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都使这一时期的服饰有了明显的民主色彩和气息，呈现出多元化、时尚化、个性化、自由化等特点。

首先，男装方面出现了在服装制式上充分体现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山装，在女装方面则表现为旗袍的流行。旗袍本是满族妇女的民族服装，俗称“长袍”，也叫“旗装”。据记载，在民国初年汉族妇女穿旗袍的还不多，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流行起来，之后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样式；到了40年代，中国大城市中不论年龄大小的女性都改穿旗袍，取代了上衣下裙的形式。^[12]张爱玲在一篇题为《中国人的生活及时装》的英语文章中用数张手绘图（图14-1）展示了旗袍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发展脉络：

图14-1　张爱玲手绘的民国时期旗袍发展图

从图14-1可以看出，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旗袍仍保留有初始特征：宽肥、平直且无开衩，后期出现了开衩的旗袍；30年代旗袍越来越长，直至脚踝；40年代则又开始变短。这些变化和20年代上海时尚圈轻松的氛围难以分开，女性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旗袍样式的改革才更大胆。辛亥革命后，随着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民主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新文化运动中，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如北京大学的留法博士张竞生积极提倡将服饰改革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他著书立说为女性服饰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支持。他在北京大学上课的讲义《美的人生观》被印制成书而且十分畅销，书中对虚伪的道学和封建意识的弊端进行了大力抨击。随着新道德观念的传播，女性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广大女性开始对自己的身体、生活、婚姻以及服饰有了新的理解，再加上疾风暴雨般的革命浪潮，以民国初年的“天足”“天乳”运动为标志，中国女性终于结束了几千年来缠足束胸的历史。解放了的身体需要美的服饰来装饰，旗袍的出现恰好满足了新时期女性对美的追求。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上海一带的海派旗袍，在剪裁过程中吸收了西式服装立体剪裁的工艺，作省收腰、装袖，修身合体，充分展现出女性身体的曲线美。另外，女子选择旗袍也与女权意识有关，有学者认为，“民国”女性之所以选择旗袍更多的是为了追求与男子平等。^[13]既然男子可以穿袍服，女子为什么不可以呢？旗袍似乎作为一种符号被赋予了与男子平起平坐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旗袍成为中国都市女性的重要服装，从社会名媛、明星到女学生和工厂女工几乎都接受了旗袍并将其作为日常服装穿着，除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外，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国民政府”的推动，尤其与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服制条例》有着直接关系。该条例明确规定女子礼服分袄裙和旗袍，条例中没有出现旗袍字样，而是用一张旗袍图并配以其形制的说明文字来表示：“甲种，衣：式如第四图，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蓝，纽扣六”（见《服制条例》第二条“女子礼服”）。旗袍终于被确立为现代中国女性的“国服”。

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坐标中，服装历来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特性。在清朝时期，服饰是统治阶级严内外、别亲疏、昭名分、辨贵贱的意识形态工具，新的服装制度则体现了现代民主思想意识，改变了《大清会典》中那些繁缛的封建规章。1934年的冬天，宋美龄、宋蔼龄、宋庆龄三姐妹在重庆办了一场特殊的街头时装秀，三姐妹穿着一样的深色旗袍，头戴大帽，脚穿黑色皮鞋，认真地在大街上走着台步，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配合蒋介石倡导的所谓“新生活运动”。无论这场街头时装秀效果如何，民国政府对于服饰改革运动的支持可见一斑。就这样，在民主思想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旗袍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都市女性的日常穿着，那个年代也成为旗袍的黄金时代。据此，国内有学者把旗袍视为民国期间女性最重要的时装，是中国时装史上一道独特的时尚风景线，也是20世纪中国服装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件大事。^[14]

然而，之所以把这一阶段作为中国服装民主化进程的开端，不仅是由于旗袍这种服装的流行所表达的民主与进步的含义，更重要的还在于“民国”时期的女装，并非只有旗袍一枝独秀，与旗袍一起深受女性欢迎的服饰还有袄裙及一些西式服装，如西式大衣、婚纱和西式礼服等。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中国都市，如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中，受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较大，曾一度流行纯粹从外国引进的西式服装，促使中式服装向西式服装过渡，从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男装方面，也逐步实现了从长袍马褂向中山装和西装的过渡。因此，就“民国”时期服装的整个发展脉络而言，这一时期的民众在政治上基本实现了衣着的平等权，清朝期繁琐的封建礼仪和等级观念被彻底抛弃，服装的变革不仅是穿着形式的改变，也是一次人性的解放，对长期以来深受封建思想桎梏的中国女性尤其如此。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代表、匈牙利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认为，经济与民主是结合在一起的。“自由平等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并非理想化的构造。”^[15]卢卡奇的这一论述，对于旗袍的发展变迁也有一定现实意义。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虽然旗袍依旧是都市女性的主要穿着，但在面料选择上多是国产棉布或普通毛蓝布，整体风格方面趋于简洁，去除了华丽的装饰，衣身宽松适度，便于活动，也更为经济。在款型方面，下摆不再及地，袖子越来越短，无袖的斜襟和双开襟旗袍悄然流行。这主要是因为抗战期间，物资匮乏、经济萧条，国民也无心打扮，政府号召人民大众厉行节约救国于危难。抗战胜利后，旗袍再度复兴，30年代定型的现代改良旗袍样式得到了延续。1946年后的旗袍下摆停留在小腿中部，裁剪合体，展现出东方女性的曲线美。

在“民国”时期，虽然我国民族纺织业一度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从1916年到1922年六年间，天津就陆续建立了六个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纺织厂：华新、裕元、恒源、北洋和宝成，资本总额达到189万元。但由于中国服装制造业起步较晚，“民国”时期服装的成衣化还很低，根本谈不上机械化服装加工和大生产，所以旗袍主要在城市中流行，以手工作坊和裁缝铺的形式生产制作的服装注定无法满足全社会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旗袍向更下层的民众，如在广大农民阶层中推广和流行，从而也使以旗袍为标志的中国服装民主化进程仅仅局限于城市之中，在偏远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女性服装还是以清末汉族女性常见的袄裤为主。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期（1949—1976）：旗袍的凋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同样开始“改元易服”，与“中华民国”初期用《服制条例》这样的法律条文进行服饰改革不同的是，新中国对民众的服饰没有任何成文规定，但是却成功利用意识形态（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力量终止了原来的服饰进程，开启了一个新的着装时代。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制定新的服饰制度，但却成功地推行了新的服饰和审美标准——并未依靠政府法令，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并非指令性而是引导性地同样完成了改元易服的历史使命。”^[16]

图14-2　列宁装

图14-3　干部装

熟悉服装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模仿从众和标新立异是影响服装发展的两条重要动因。前者指个体希望通过着装表达自身与某社会团体、社会主流价值观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或同一性；后者意味着个体旨在通过服饰外观来展现自身、标榜自身、确立自我身份。如果说模仿从众的着装方式是为了表达归属、认可和服从，那么标新立异的着装方式就是为了与众不同、凸显自我。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期这段时间，对革命领袖的无限敬仰和崇拜、对社会主义大家庭中集体主义精神的颂扬，从潜意识中规范了人们的着装行为。中国大陆广大民众的着装动因基本上可以用“模仿从众”四字概括。列宁装（图14-2）、中山装、干部装（图14-3）等成为普通民众的着装样板和模仿追逐的目标。“事实上，在整个五六十年代，领导中国服装‘新潮流’的是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形象替代了服装模特的功能。”^[17]这一时期，旗袍则和西装一起作为旧的审美意识、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符号和小资产阶级的产物列入了被禁的行列（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除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旗袍、西装等“民国”时期流行的服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繁荣，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大陆民众的着装所具有的政治意义空前绝后，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意识形态占据了绝对优势，服饰中所有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因素都成了个人主义的代名词。服装俨然成为了物化的意识形态以及人们确认政治立场是否正确的标志，是关系个人命运前途的头等大事。

除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所宣讲的政治性对民众服饰的引导之外，这一时期旗袍在大陆的凋零与主流意识形态宣扬的审美观也有关系。换句话说，旗袍这种极富女人味儿的穿着不符合新社会、新时代的审美，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简朴的服饰审美意识进入新时期的服饰审美之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穿补丁衣服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有人将新衣服也打上补丁以示革命之彻底，这种严重的“左”倾倾向将朴素、简陋的服饰审美推向极致，也使服装的政治隐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完全忽视甚至舍弃了服装本身所蕴含的对人体的装饰和美化功能。对于这一时期的女性来说，服饰的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意义主宰了女性服饰，“不爱红装爱武装”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女性服饰的标准，劳动阶级的粗犷美、朴素美取代了女性美成为社会的主流审美且备受推崇。新中国广大妇女在“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的感召下，不仅从事以往只有男性才干的工作，如开车、采矿等，而且从服饰上摒弃了一切女性化要素，从言行举止到衣着打扮都向男性看齐，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男女平等”。与此相应，女性服饰出现了明显的男装化倾向，日常生活中的女性也照样穿着列宁装、人民装，色彩也以蓝色、绿色、灰色为主。实际上，这是一种无视性别差异的无原则性别平等，甚至是对女性权利的一种忽视和践踏。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这一时期使中国大陆纺织服装业的生产技术严重滞后，例如，纺织工业企业户数在1978年只有0.46万户，全行业就业人数有311.21万；同年我国棉花产量为204万吨，化纤产量则只有28.5万吨，这样的产量远远无法满足10亿人口的穿衣需求，普通粗布成了需要“布票”才能买到的奢侈品。再加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服装纺织业的生产、销售和消费变得整齐划一，所有这些都极大限制了民众服饰朝装饰性方向发展。

旗袍的凋零也与这种服装本身的特点不无关系，改良旗袍紧身合体，不适合在生产劳作中穿着，自然也无法适应百废待兴、工农业都需要大发展这样一种社会实际情况，所以其消失也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因此，从整体上说，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左倾教条主义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凡事以政治正确为出发点、“政治挂帅”的集权思想以及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严重阻碍了服装民主化进程。新的政治历史环境和匮乏的经济条件必然催生新的审美标准，种种问题从服装中折射出来便是旗袍的凋零，以蓝、灰、绿色调为主的中山装、干部装、军装成了人们生活中的日常服装，当然也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服饰，所有这一切使中国服装民主化进程出现了严重倒退。

（三）改革开放至今：旗袍的有限回归

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改革开放的春风传遍神州大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和内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再次在中国大陆平稳健康地发展起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利益和愿望得到更好体现和保障。在经济方面，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国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通过积极吸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市场管理的经验以及各方面的人文理论，中国最终步入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同步推进的是服装民主化，且有着突出表现。

首先，摆脱了“政治挂帅”的中国人的穿衣标准有了很大变化，美、时髦、国际范儿、标新立异之类的准则，深埋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爱美之心得到了释放。冲在这一时尚变革最前面的是西装。1983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郝建秀同志致信当时的轻工业部部长，提出要“提倡穿西装、两用衫、裙子、旗袍”。当时，“西装热”一时席卷中国各阶层，人们迫不及待地换上了西装，包括下地种田的农民也是如此。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西装流行的深层原因在于人们对政治改革的渴求的话，那么那个时代喇叭裤、蝙蝠衫的流行则属于一种个性的释放、爱美之心的回归。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起吹来的还有国际流行服饰，从喇叭裤、蝙蝠衫、健美裤到牛仔裤、T恤衫等一波波的服装潮流席卷而来，很快受到了国内年轻人的喜爱，成为大众流行服饰，旗袍也再次回到了人们生活之中。不过，在民众中的流行程度却再也不能和“民国”时期相提并论，旗袍不过是诸种服饰中的一种选择而已。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穿着旗袍的人并不很多，除了演艺界和一些国家出访人员穿着之外，更多成为餐厅服务员和礼仪小姐的工作制服，这使得旗袍的地位略显尴尬。总结起来，旗袍的有限回归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找到原因：

第一，整体政治氛围相对宽松，人们在穿衣打扮方面不再受制于各种政治禁忌，除了需要穿制服的单位部门（如医院、军队、体育界等）外，人们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服饰。同时，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和倾慕之情促使人们更青睐外来的服饰，而非本民族的东西，可以说这一时期求新求异的着装动因成为多数人着装的首要准则。

第二，在卢卡奇看来，经济与民主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体两翼，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另一方面孤掌难鸣，独木难支。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社会主义民主就算建立起来，也必然会脱离实践，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18]改革开放后中国服装民主化进程的飞速发展，除摆脱了政治束缚这一原因外，还在于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服装纺织工业的发展。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1983年国家宣布取消全国人民使用了30年的布票，各种纺织品向大陆所有民众敞开供应，人们可以自由购买面料和服装，国内市场需求十分旺盛。

第三，从整体上来讲，随着服装经济的发展，市场为广大女性提供的服装种类逐渐增多，品类繁多的服饰选择挤压了旗袍的发展空间。如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喇叭裤、蝙蝠衫、牛仔衣、牛仔裤、健美裤等，裙装则有连衣裙、直身裙、衬衫裙、春秋裙、背心裙等；还有各类长短大衣、西式套装、毛线衣等。当时流行的一部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就是那个年代女性流行时尚的生动展示。20世纪90年代的服装市场为女性提供了更多选择，除了各类时髦的休闲装之外，露脐装、无袖装、吊带裙、A字裙等性感装束也成为女性最爱，走在许多城市的商业街上，女性用各种服饰或张扬、或含蓄地上演着各自的服装秀。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日本、欧美等国的时尚潮流纷纷涌入中国，“哈日族”“哈韩族”们任性地打扮着自己。与此同时，中国的布波族、嘻哈族、新人类、新新人类也在用休闲时尚、另类时尚引领着中国的时尚潮流。同时，以中国文化元素为主的中国风时尚也逐渐兴起，给人们的着装增添了更多选择。

1978年，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访问中国，把现代服装的概念和时装表演带入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一大批国际顶尖服装时尚品牌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在北京、上海等地开设分店或者专柜。比如，1990年卡地亚以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拓荒者的身份进入中国；1991年杰尼亚在王府精品廊开设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直营店；紧随其后入驻中国的还有路易威登、博柏利、夏奈尔、古琦、迪奥、阿玛尼等国际一流时尚品牌。国际时尚潮流的涌入使时尚对于国人来说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梦想，而是唾手可得的日用之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在无形中挤压了旗袍的发展空间和市场份额。

第四，依托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交通、通讯及传媒产业的发展，今日的中国时尚已经完全达到了与国际同步，多元文化、个性选择、民主浪潮成为了发展趋势且势不可挡。国内服装文化、服装设计界的志士仁人也一直在苦苦探索复兴民族服饰之路，为旗袍、汉服等其他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传统服饰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各式中国风服装时尚也是层出不穷，立领、盘扣、斜门襟等中式服装设计元素以及各种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艺术题材（如中国传统书法、绘画等）、象征符号（如龙、风、花、鸟等）等成为设计师的最爱。但是，面对不断来袭的国际时尚大潮，如何将独特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发扬光大，并与国际时尚潮流接轨、得到国际时尚界的认可依然是个令人困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