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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亚文化时尚探析

【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亚文化时尚与那个时代流行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青年亚文化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垮掉派、泰迪男孩、光头族、嬉皮士、朋克都是这场青年亚文化运动中的先锋。由于这场青年亚文化运动持续时间较长,且有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在西方学术史上被称为“反文化运动”。[22]嬉皮风和朋克风为我们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青年亚文化时尚提供了两个典型案例。

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青少年文化的发展总是引人注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亚文化时尚与那个时代流行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青年亚文化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垮掉派、泰迪男孩、光头族、嬉皮士、朋克都是这场青年亚文化运动中的先锋。这些青少年群体没有很强的组织性和明确的斗争纲领,但他们用鲜明的时尚风格和摇滚乐等形式表达出对社会的不满、抗拒和抵制,成为后来出现的各种青少年流行时尚的楷模。由于这场青年亚文化运动持续时间较长,且有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在西方学术史上被称为“反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时尚以其风格性、颠覆性、仪式性抵抗和政治色彩成为青年亚文化群体表达抗议的重要符号和媒介。正如亚文化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迪克·赫伯迪格所言:“亚文化代表的对霸权的挑战不是由这些人直接发出的,而是通过风格间接表达出来的。用外观这种最浅显的层面:从符号层来表达反抗、展示冲突。”[22]嬉皮风和朋克风为我们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青年亚文化时尚提供了两个典型案例。

1.嬉皮风

嬉皮士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主要由出身中产阶级的白人青少年构成,前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西方的“垮掉的一代”,他们反对越战,呼吁“爱与和平”,同时不满现实、反叛传统、追求自由、我行我素,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虽然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是从同一类基本神话中演变而来的,可是两种风格并不能混为一谈。美国嬉皮士的服装算不上时髦,甚至有些稀奇古怪、粗制滥造、肮脏破旧,但表达出这一群体希望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总结一下,这一时期的嬉皮士时尚风格与嬉皮士的身份僭越息息相关,并在如下三个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第一,回归贫穷。与主流时尚背道而驰的“贫穷感”服饰在嬉皮士群体中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圈内时尚”,并逐渐扩散到圈外,受到当时青少年群体的喜爱。这种风格的着装包括粗陋的上衣、牛仔裤、脏兮兮的被单和破旧的凉鞋。嬉皮士们有时赤脚行走,部分嬉皮士还会自己在家里拼凑修补衣服,比如百衲衣和扎染服装。他们企图用这些服饰符码达到一种服饰上的僭越,以此表达对穷人情感上的认同,从而得到“正派社会”给违背社会准则和期望的越轨者所贴的标签。这种标签带来的身份与他们过去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身份截然不同,这也是嬉皮士价值观最为看重的东西。阶级内部的紧张和压力正是嬉皮士与穷人走到在一起的原因,身份僭越给他们带来了同舟共济的感觉,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需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这种感觉有助于产生群体性的亚文化,有助于大家一起思考关于如何理解世界、面对世界的问题,同时也使群体中的亚文化成员具有了相同的僭越身份。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穿着的本质是代表着富有的中产阶级嬉皮士群体伪装地“回归”到贫穷的假象。[23]

第二,对印第安人的模仿。嬉皮士“印第安”风格时尚符码的核心符号包括毛织布、响铃、念珠、头巾、麂皮靴等。他们之所以穿上印第安人的服装,是想表达对印第安人文化和精神的认同,尤其是印第安人作为“局外人”所代表的一种更加特立独行、更加强有力的身份。印第安文化和嬉皮士亚文化群体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与美国大陆上的富裕生活和高科技相比,印第安人的存在如同一个原始符号,代表着被外来白人剥削侵略的美洲大陆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印第安人令人唏嘘的历史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让嬉皮士找到了极大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反映了他们与主流中产阶级文化之间的疏离。不过,这种以脱离社会为基础的风格又太过消极,缺乏用行动改造社会的积极意义。

第三,性别模糊。嬉皮士文化中的男性与女性一样穿着质地柔软、颇有颓废感的服饰,这种风格打破了自19世纪以来,西方传统男性在服饰形象上以“阳刚英武”为主的风格,出现了“中性服装”,颠覆了由来已久的“以服饰来区分性别模式”的传统。[24]嬉皮士的核心服饰符号,如凉鞋、牛仔裤、马甲、头巾、被单等都没有两性区别,在花色和纹样上也非常自由,男女都可穿着大胆绚丽的印染服装。其次,在嬉皮士群体中,不仅衣服穿得男女不分,很多男性也留长发,很难凭借外观分辨性别。这一点与社会主流性别认知完全不同,20世纪50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批军人退伍回家,重新回到就业大军中来,政府呼吁战时走出家门工作的女性“回家”,家庭是女性最适合的角色,传统的女性观在美国社会得以复活,时尚中也再次强调女性气质。但是在嬉皮士的时尚风格中,不存在这样明显的性别差异,换言之,让女性回家的倡导没有影响到嬉皮士文化,中性服饰模糊了性别区分,嬉皮士们在流浪和逃离中消极抵抗、找寻并定义自我。

2.朋克风

“朋克”一词的英文原意是“流氓、胆小鬼、窝囊废、无赖”。不过英国青年亚文化群体中的“朋克”指以朋克摇滚为核心的来自社会下层的青年人,其中有些是失业或辍学的学生,这些人是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的集大成者。追根溯源,1957年现身伦敦的SS乐队就已经为朋克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不过,直到1976年性手枪乐队成立,朋克才以一种清晰可辨的风格亮相。所以朋克这种时尚风格最初是依附于音乐的。其次,不同于嬉皮士希望用服饰表达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朋克以极具现代感的服饰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他们的整套行头是由安全别针拼接起来的,衣着面料也与嬉皮士奉行的自然之道不同,他们随意搭配各种人造材料,呈现出颓废、破裂、反审美、充满现代性和冲突感的后现代美学精神,在表征方式、修辞手段、意义符码等方面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朋克风格的表征方式:切割重组与拼贴混搭。切割重组指对不同时期的服饰符号进行切割和拼接。朋克服装切割重组的工具主要有:安全别针、塑料衣、金属钉、金属链子、皮带及线绳。其次是拼贴混搭。这两种方法常常结合在一起使用。看起来乱糟糟的一团衣服和配饰在朋克这里“不合时宜”地“各就各位”,既矛盾又和谐地混搭、拼贴在一起。比如皮夹克搭配小羊皮软底男鞋或尖头皮鞋、橡胶底帆布鞋搭配帕卡雨衣、紧身瘦腿裤搭配色彩鲜艳的袜子、紧身短款夹克搭配笨重的街头钉靴。这里我们借助人类学中的“拼贴”(Bricolage)概念解释朋克时尚中切割重组的着装方式。从金属链到舌钉、从渔网袜到马丁靴、从别针到夹克,朋克时尚用拼贴手法改写和延伸了一些重要时尚符码的使用方式,将它们并置在一个看似不合理的范围内,像是在进行一场符号游击战,凭借各种服饰符号的扰乱和变形来打断和重组意义。

第二,朋克风格的修辞手段:夸张和隐喻。朋克音乐与华丽摇滚有着一定的渊源,朋克时尚经常借用华丽摇滚中一些夸张的修辞制造出令人惊悚的外观,如高耸的莫西干发型或者异常蓬松凌乱的卷发,密密麻麻镶满铆钉的紧身夹克,布满衣服的链条和安全别针,以及衣服前后硕大的英文口号。朋克美学中的邋遢粗俗与华丽摇滚超级巨星的傲慢、优雅、赘冗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一种揭露华丽摇滚内在矛盾的尝试。同时,他们擅长运用隐喻的时尚符号来表达工人阶级的特性:铁链、凹陷的双颊、肮脏的服装以及满口的污言秽语;或者用隐晦滑稽的时尚符号,如撞钉皮带、铁链、紧身夹克、僵硬的姿态来表达自己所受到的束缚和奴役。不过,尽管朋克服饰符码具有强烈的夸张、讽刺和隐喻特征,却又不免带有仪式性和象征意味。

第三,朋克风格的意义符码:颠覆、对抗与反讽。以性手枪乐队为代表的朋克一族拒绝权威,提倡消除阶级,崇尚“性和颠覆”。这些不仅影响到传统意义上的音乐,更是一种对时尚和时髦的抗拒和反叛。将这种反叛和抗拒精神推到顶峰的是有“朋克教母”之称的维维安·韦斯特伍德。韦斯特伍德曾经和性手枪乐队经纪人麦克莱伦有过一段婚姻,并在后者的影响下,踏上了一条时尚叛逆之路。她将传统的设计手法与不加掩饰的现代反讽结合在一起,设计出一种“对抗性穿着”,刀片、大头针、塑料衣夹、链条这些朋克元素被大胆地运用到高级时装的设计中,安全别针脱离了在家庭中的实用语境,穿过耳朵、嘴巴或脸颊,成为让人惊悚的装饰品,廉价的塑胶材料和粗俗的豹纹款式在朋克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后现代性定位。模特的脸成为抽象画,配合着五颜六色的发色,呈现出独特的朋克形象。在服饰方面,车缝线、涂鸦、污渍甚至连血迹都毫无顾忌地显露出来。为了达到叛逆效果,性癖相关的违禁物品也被看中,比如橡胶材质的紧身衣、网眼长袜、尖细高跟等都被带到公众视野之中,毫无遮掩地摆放在朋克青年最喜欢的街道上。最终,朋克风从一种青年亚文化群体内部、充满野性甚至粗俗的着装风格成功走上了高级时装的舞台,颠覆了人们惯有的对于高级时装的理解。

不过,当以嬉皮士、朋克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时尚走上T台开始被主流时尚文化所接受的时候,是其颠覆性和仪式性抵抗发展到高峰的时刻,也是走向被主流文化收编失去其颠覆和抵抗意义的开始。对于青年亚文化运动的种种表现,菲尔·科恩将其诠释为对父辈文化中悬而未决的矛盾冲突的象征性解决。所以英国伯明翰学派始终从阶级视域出发,将青年亚文化视为工人阶级、黑人、女性等边缘和弱势群体对统治阶级霸权的一种抵抗方式,以及一种社会结构中诸种矛盾的“象征性解决”方案,这一时期的青年亚文化时尚基本上遵循了类似风格表征、抵抗和被收编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作为青年亚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亚文化时尚是处于社会和阶级边缘的青少年弱势群体借以表达自身理想和政治诉求、谋求社会地位升迁、改变自身命运的象征性符码和仪式性抵抗方式,这一点与后文中要分析的当代青年亚文化时尚有着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