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日益成为地位品位和性别角色的沟通装置。“烧掉胸罩”这一行为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说法表明服装在性别建构中的地位。从结构、寓意和再生基础上,通过摧毁,对服装定位的性别身份提出挑战。穿着异性服装则是一种颠覆形式,目的是证明拥有异性的品质和能力,否定性别角色代码。女性主义者的颠覆策略就是通过服装颠倒的结构,鼓励女性成为主动的观看者,改变被动角色和不再是男性观看的客体。......
2023-06-19
1.服装设计与身份建构
记忆具有双重性,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记忆的社会性主要指个人记忆常常受到社会文化情境或者框架的触发及影响,这是哈布瓦赫对于文化记忆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集体记忆是各种价值观的存储器和生产者,这些价值观能够超越人们短暂的一生,同时创造身份。储存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集体记忆也是如此,还以2014年参加北京APEC会议领导所穿着服装为例。这些服装中大量运用立领,立领是典型的中式设计,这一简单设计背后是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也包括对中华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认同。立领的前身源于周朝深衣中的深交领,其型构和深衣这种宽袍大袖的古代服装及这种服装所独具的大气飘逸之美联系在一起。在明代逐渐成形,清代被满族旗袍所接纳,“民国”时期逐渐流行开来。深衣是一种包裹形服饰,《五经正义》中说:“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意思是说深衣具体形制的每一部分都有深意,而“深意”的谐音即为“深衣”。在制作中,先将上衣下裳分裁,然后在腰部缝合,成为整长衣,以示尊祖承古。深衣的下裳以十二幅度裁片缝合,以应一年中的十二个月,这是古人崇敬天时意识的反映;采用圆袖方领,以示规矩,意为行事要合乎准则;垂直的背线以示做人要正直;水平的下摆线以示处事要公平。这些深衣形制及其寓意的记载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深衣这一古老的服装早已退出了人们的生活,但是这种服装款式所传达的中国传统人文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如“规矩、正直、公平”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依然存在,并不断以新的方式出现于当代服装设计及其服饰潮流之中,进而参与塑造穿着者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反映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参与此次服装设计的设计师罗峥说,“中国元素是内敛的,我在设计中主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设计理念的结合,廓型用连肩袖,曲线设计,连裁袖的流线型线条和领口的直线条形成对比,利用天圆地方,阴阳平衡,以求服装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然之美。”
对于国内的服饰设计者来说,如何在设计中将这些凝聚于传统服饰文化中的文化记忆、集体记忆保存下去,维护其整体性,确保不被遗忘或篡改是其重要使命。他们需要对这种依靠实物、文字、仪式等一代代传承并内化于个体思维和心理过程之中的集体记忆加以整理、再现和再创造。其次,他们不仅要把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元素运用到当代服装设计中,还要有所创新,在符合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将凝聚于传统服饰文化记忆中的价值观和文化思想理念传达出来,在帮助人们建构个体身份和集体身份的同时,也帮助人们建构属于这个时代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所有这些都要求设计师必须立足当下、观照过去,同时还要面向未来。
在西方服装文化史和设计史中,也有一些例子有助于我们认识服装设计中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对于确立新的文化身份的作用与影响。众所周知,有英国“朋克教母”之称的维维安·韦斯特伍德的设计非常前卫,不过她也非常擅长从英国传统文化中获取灵感,在她离经叛道的众多设计中并不缺少传统文化记忆的痕迹,过时的束胸、厚底高跟鞋、经典的苏格兰格纹都是她从英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她对这些元素进行改造和重新设计,使其再度成为崭新的时髦单品,成为英国文化的象征和民族身份的表征。
2.复古风与身份建构
虽然哈布瓦赫在其著作中一再强调记忆的集体性和社会性,但是记忆作为一种大脑的运作过程,和个体必然有着无可否认的关系,同时也和个体的身份密切相关。当人们选择购买或者穿着某件衣服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有意或无意为自己选择或者建构一种身份。以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复古风”(或称“古着热”)为例。前些年西方一些年轻人热衷于穿着或收藏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服装,并尽可能地搭配那个时代流行的配饰、发型和妆容,使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都接近于那个时代。他们不仅在一些特殊场合这样穿着,如60年代风格的聚会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这些“古着热”爱好者们从十六岁到三十几岁不等,他们的服装有些是从旧衣店里淘来的,有些是按照旧服的版型自己缝制或找人定做的。他们的服装和身体表演旨在重新建构一种“真实”的60年代风格。[9]通过对60年代服装时尚的收藏、重复利用和再创造,这些年轻人不仅重构了那个年代的外观,也凭着留存于服装中的那个年代的记忆重构了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的服装饰品之所以如此备受青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不再大规模的生产这些产品,也不再穿着这种风格的服饰。对于当下而言,它们首先代表着过去,其次也是当下情境中人们想象过去、缅怀历史的工具。这些保留至今的服装及其风格都是那个时代真实文化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忆存储器。
总之,这些热衷复古风的穿着者通过重新拥有20世纪60年代的服装或与之风格相同的现代仿品,展示了自己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做派,再次体验、重温当时的历史文化,并最终找到并建构起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詹妮弗·克雷克认为,“得体地穿着某种制式的服装——理解并遵守这种服装在实践中的规则……比这种服装及其与之搭配的饰品本身更为重要。”[10]约翰·洛克坚持认为,不存在某种本质身份,身份是记忆行为进行建构和重新建构的结果,通过过去的自我,并在过去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之间建立某种关联。[11]因此,可以说人们选择某种风格的服饰,也选择了凝聚于该种服饰中的文化记忆,并以此为桥梁和工具建构新的自我主体,拥有一种新的身份和主体性。
除了身份建构问题,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复古热潮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即热爱追逐这一潮流的人们的情感问题。我们通常把人们对于往昔生活的怀念和追求称为怀旧。一位名叫保罗·格兰杰的学者认为“怀旧不仅是一种社会情感,也是社会转型期,出于对持续性的渴望而产生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形态。”[1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怀旧模式”的出现与某种文化健忘症和历史主义危机联系起来,但是他的理论并不总是能够考虑到通过对昔日风格的重复利用以及随意杂交组合产生的文化记忆的特殊叙事。保罗·格兰杰在对媒体中各种怀旧模式进行研究之后,提出某种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怀旧模式既非受到某种渴望的不良影响,也不是某种遗忘,而是通过某些具体的新方法对过去进行传递、储存、找回、重塑和唤起。怀旧是一种情绪,表达的是某种体验。从理论上来讲,怀旧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于各种形式的非持续性的社会文化反应,一种对于概念中的“黄金时代”的稳定性和真实性的想象。[13]
对服饰消费者来说,复古风的流行与怀旧心理密不可分。旧的服装款式、色彩、图案以及布料承载的不仅是过去时代的鲜活的记忆,还是一种值得怀念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和社会价值观。复古风格的服饰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温昔日美好生活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想象,不是渴望回到过去,而是渴望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这是一种对于想象中的美好时代的渴望。然而,现实总有诸多令人不满之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不断增加甚至会让人感到与社会群体格格不入,碎片化、多元化、缺乏稳定性和真实性的后现代社会让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对未来不是满怀希望,而是充满焦虑。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复古风格的服饰像一根廉价但可以救命的稻草,装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给人们带去一段温暖的记忆和对于昔日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此同时,人们也获得了一种身份体验,成为有着鲜明特征的历史记忆的一部分。通过服装这种媒介,穿着者成功介入了历史,与过去发生互动,催生和建构出一个新的自我身份。这个自我是立体的、鲜活的,是整个过去、现在、未来这一立体交叉时空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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