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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视野下的时尚与艺术探究

【摘要】:从这种艺术定义、态度和解释来看,失去创造性、以重复自身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艺术意味着艺术的终结,随着艺术商品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司空见惯之事,随着生活中的任意之物都可以成为艺术品加以欣赏和使用,将时尚视为艺术也就不存在任何争议了。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蓬勃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各种极端艺术实验的

熟悉西方艺术史的人都知道,19世纪末以来西方先后兴起的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存在很大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如机械化复制技术导致艺术失去了“光晕”,审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艺术商业化现象日趋严重,艺术自主性的泛滥导致艺术边界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和认知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艺术观念,如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先锋派艺术与通俗艺术、自主性艺术和商业化艺术等,前文中提到的第二种论及时尚与艺术关系的观点——时尚属于艺术,参照的就是19世纪末以来变化了的艺术观,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艺术观,而非康德、黑格尔等人定义的传统的、自带光晕的、高度自律的艺术观。以这些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理念为参照,理查德·马丁给出了时尚属于艺术的理由:时尚和艺术互为灵感、时尚标准和视觉艺术标准具有相似性、艺术和时尚一样具有实用性和商业性。

理查德·马丁的时尚态度在珍妮弗·克拉克的书中得到了重复和进一步深化,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第三种观点,这种观点强调时尚与艺术分属不同的领域,但实质上两者之间的距离正在消弭。克拉克认为,随着时尚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愈发密切,互为灵感源头,时尚圈与艺术圈的参与者关系密切且相互交叉,这样的例子在西方时装史上有很多,如艾尔莎·夏帕瑞丽常常从超现实主义绘画中吸取灵感,伊夫·圣洛朗以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义绘画《红、蓝、黄构图》为灵感设计了蒙德里安裙。很多人开始扮演双重角色,如20世纪早期法国艺术家索尼娅·德劳内、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和曾经推出“熊猫时装秀”的中国艺术家赵半狄,他们都在不同时期扮演着艺术家和时尚设计师的双重角色。

在当代形形色色的艺术形式中,如视觉艺术(如电影戏剧舞蹈等)、装饰艺术(除了服饰设计外,还有家居设计、环境设计等)、建筑艺术、可穿戴艺术中,时尚似乎已经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得到了业内认可。重要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时尚开始进入博物馆,被收藏或者展出,且一发不可收拾。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服装部为例,近年来先后举办的时尚展有1997~1998年的纪梵希时装展、2011年的《麦昆:野性之美》时尚展、2015年的中国风时尚展、2016年的 “手作×机器:科技时代的时尚”、2017年的川久保玲的居间艺术展等。国内著名的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也专门开设了时装部,两个常设展包括“更衣记——中国时装艺术展(1920s—2010s)”和“从田园到城市——四百年的西方时装”展。以外,还经常举办各种临时性时尚展,如2018年10月举办的“大国风尚——改革开放40年时尚回顾展”。

众所周知,传统博物馆的藏品和展品往往具有历史性、恒久性、无争议性,富有艺术价值和纪念意义。然而,当2017年12月美国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题为“物品:服装是否现代?”时尚展的时候,策展人安托妮莉坦言,此次展出的想法源于博物馆总监,后者在看到她准备的永久藏品清单上的白T恤后认为,缺少了“重大时尚瞬间”的当代设计史是不完整的。[10]时尚之物(如时装、配饰等)进入博物馆本身就意味着对其价值的确认,这种价值不在于其恒久性、不变性,而在于时尚之物的转瞬即逝和易变无常本身也同样寄予着人们对于生命、生活和世界的情感、思考与认知,也同样能够反映某一特定年代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意趣,其作用绝不亚于塞尚送进博物馆展出的男用小便池。

此外,所谓“时尚与艺术之间边界的消弭”,还可以从艺术终结论的视角加以理解。该理论是美国已故哲学教授、艺术评论家阿瑟·丹托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主要特征和发展状况提出来的。他认为,艺术是不断朝向自我认识发展的目标进化的;20世纪的艺术最终实现了它的目标,因此艺术的历史走到了它的终点。今天的艺术处于它的“后历史”阶段,由于艺术的所有可能性已经被实践过了,今天的艺术实践只是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艺术形式的重复,它已经不可能再给人以惊奇的效果。[11]尽管丹托不是第一个提出艺术终结论的学者,且他的观点也未必无懈可击,但确实为理论界思考、解释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特征与发展状况提供了一种思路。从这种艺术定义、态度和解释来看,失去创造性、以重复自身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艺术意味着艺术的终结,随着艺术商品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司空见惯之事,随着生活中的任意之物都可以成为艺术品加以欣赏和使用,将时尚视为艺术也就不存在任何争议了。然而,被解构和消弭为日常平庸之物的艺术还是艺术吗?这种艺术意义上的时尚还是时尚吗?或许时尚不会答应,艺术也不会答应。

当然,艺术不会终结,究其原因有很多,彭锋教授认为,没有人能阻止艺术的存在,在黑格尔做出艺术终结的预言之后,艺术仍然蓬勃发展;尽管丹托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纽约看到的多是观念艺术,但在世界上不同地方仍然存在大量其他艺术形式,而且即使是观念艺术也是艺术,而不是哲学。[12]对于艺术是否已经终结,周宪教授也通过艺术边界清理从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认为艺术本来就没有边界,所谓的艺术边界不过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艺术批评家、理论家以及美学家们多方阐释的结果。他首先指出,艺术边界的问题是启蒙运动时期率先在西方语境中提出来的,并且指向现代性。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个个抱负远大,有着强烈的边界意识,要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知识领域划出界线。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黑格尔给美的艺术进行的定位。在那个知识和观念经历巨大转变的时期,搞清边界是一件合乎逻辑的思想冲动。划清边界既是区分不同的事物、知识、对象,也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在周宪教授看来,艺术的自身合法化是艺术从现代性那里得到的最大奖赏”,而(美的)艺术是现代性的产物。首先,现代性的分化使艺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价值领域出现,从此艺术也就逐渐摆脱了宗教伦理的束缚,开始成为一个有着自身合法性和清晰边界的独立王国。[13]不过艺术家从来没有停止拓展艺术的边界,并如韦伯所指出的,现代性也是一个不断分化或区分的过程。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蓬勃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各种极端艺术实验的出现,如杜尚送入博物馆展览的男用小便池以及沃霍尔倡导的波普艺术,这些艺术形式的出现既是对传统艺术价值、规范、观念和惯例的挑战,也是对艺术边界的挑战,既然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品,艺术的边界也就不攻自破了。随后商业化和市场向艺术领域的渗透使得艺术在摆脱了宗教与伦理的束缚后又落入了资本宰制的窠臼。“我们有理由认为,资本的法则在艺术内部内爆了艺术边界,将艺术推入了危险的困境,艺术越来越像一个充满诱惑的‘超级商品’。”[14]可见,艺术和商品之间已经没有界限了。就这样随着中产阶级的急剧扩张,大众文化的全面渗透,资本致命渗透导致的商品化,多元文化论的流行,加之后现代艺术的广泛去分化,美学家的“立法者”资格被取消,最终沦为了艺术现象的阐释者。[15]从这两个层面上,周宪教授得出了艺术无边界的结论。

不过,似乎问题并没有解决,既然艺术本无边界可言,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们和博物馆都已经在潜移默化中认可了时尚的艺术地位,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时尚一直遭到艺术的排斥呢?归根结底,还是前文中提到的珍妮弗·克拉克的观点:是艺术体制不愿意在艺术领域为时尚留出一席之地。换句话说,不是时尚和艺术的践行者不愿意承认时尚的艺术地位,而是当下的艺术体制迟迟不愿接纳时尚进入艺术界。这也是下面要论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