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之道二：自我图像化的冲动

1.图像化时代与图像主因型文化的产生

人类历史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图像化时代，一个是文字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史前文明时期，目前世界各地尚存的岩洞壁画或图像告诉我们，图像在早期人类生活中曾经占据了何等重要的地位；另一个就是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照相术发明至今的时代。这段时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带领下，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图像时代，大规模机械化制造与复制、数字化模拟、虚拟成像、3D打印等造像、拟像技术的完善与成熟，使得各种图像、影像、物象逐渐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以至于有学者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图像生产、流通和消费急剧膨胀的‘非常时期’，处于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图像资源富裕乃至‘过剩’的时期。”^[7]由此，图像滥觞之状不必多言。对于正在或者已经被彻底视觉化的世界，海德格尔早在《林中路》一书中就预言了“世界图像时代”的到来，认为世界图像时代的本质不是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如若我们来沉思现代，我们就是在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8]居伊·德波则选用“景观社会”一词来概括后现代图像化社会的本质特征。

随着世界图像时代、景观社会、读图时代等概念作为一种共识被普遍接受和认同，人们对于图像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也有了越发清晰的认知，似乎真实与真理之间的距离，与听觉、触觉、味觉等比较起来，只有通过视觉来呈现才更加真实。图像化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在《视觉文化的转向》一书中，周宪教授从视觉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文学、影视、媒体等领域中出现的图像霸权，认为在“读图时代”图像成为人们“阅读”的主要领域，图像成为阅读和观看的主角，文字反而成为配角。“读图时代”的主要特征和罗兰·巴特在相关文章中表述的图像现象是一致的，即“文字和形象，或文本与图像的传统支配关系现在被颠倒了，不再是文字或文本支配图像，而是相反，图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霸权’。其结果是，图像的‘霸权’不但对文字或文本构成威胁，还使之成为依附性和边缘化的媒体。”^[9]以此为基础，作者得出结论，“从浅层看，读图时代的标志是确立了图像的霸权；往深层看，这一时代的出现则昭示了一个从语言主因型文化向图像主因型文化的深刻转型。”^[10]所谓图像主因型文化就是指图像成为很多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主导性因素。图像主因型文化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以图像和视觉观看为主的视觉文化的兴起，也意味着图像的大量生产已经影响到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个体，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关系着每个人当下的生存方式和未来的生活图景。那么，在图像化时代，图像和自我主体之间、图像与时尚之间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并具有哪些特征呢？

2.自我图像化的冲动

艾美利亚·琼斯在《自我与图像》一书中频繁使用“自我图像化”一词，她认为图像就是艺术家主体自我的一种表现方式，艺术家通过将自我投射到绘画图像之中的形式来慰藉人生，获得某种非现实的超级永恒性。例如，一幅完全抽象的杰克逊·波洛克的油画可以被想象为杰克逊·波洛克的一种表现方式^[11]，换言之，波洛克的油画就是他的自我投射。她在书中探讨了作为自我图像化的艺术观念的发展轨迹，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视觉再现与各种自我概念之间复杂的内在关联，并在前言中指出，“并不是所有这些图像和作品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自我肖像’，它们全部都是在视觉和表演艺术（包括电影、录像以及数字媒体）的背景下表现着自我（而且，它通常就是艺术家或他本人）。所有这些归入我称之为‘自我的图像化’——以各种再现技术或者通过各种再现技术进行自我的表现。”^[12]可见，在她看来，图像就是在各种再现技术的帮助下艺术家表达个体欲望的方式和结果，而这里的“自我图像化”主要用来概括和分析存在于绘画、电影、电视等艺术创作领域中各种视觉再现与自我概念之间的交互关系。但是在图像化时代，我们要研究的不仅是绘画、电影、电视为代表的艺术创作者在创作中的自我投射和欲望表达，也要关注和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尤其是时尚个体作为图像制作者、接受者和消费者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日常生活中的时尚个体同样在制造图像、接受图像、使用图像的过程中，将自我想象和建构中的形象、身份、主体性投射和融入到图像中，希望在图像的助力下完成或完善自我形象、主体性及身份建构，在建构时尚主体形象和主体身份的过程中主动寻求图像的支持与庇护。这一过程不仅赋予了图像以生命，而且将生命主体也转换为一种图像，在图像与时尚主体互构共在的模式中寻求慰藉，在一次次时尚的周期性循环中获得某种形式的永恒性。对于个体而言，图像化时代最大的影响在于造就了自我图像化的冲动。这也是笔者要论述的自我图像化的核心内容。

图像自古有之，但是没有一个时代像如今一样如此的生动逼真、丰富多彩，这些图像的功能更多是用来展示，而非如古代或者中世纪那样用来朝拜和供奉，它们是日常生活中的装饰品或者纪念物，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下，生活中的很多物品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出来的，值得仔细观瞻、玩味和赏识。人们生活在一个由科学技术和艺术为之打造的充满图像、影像和物象的环境和氛围中，以至于拜倒在这些图像的面前。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商品拜物教”在“读图时代”已经转变为一种新的“图像拜物教”^[13]。可见，图像似乎已经拥有了一种神奇的魅力和强大的欲望——要“粘住”我们，与我们合为一体。这里用“魅化”一词似乎都不足以阐释图像的力量，因为在人们看来，图像已经分明是一种被灌注了欲望的生命，那么这种欲望到底是什么呢？在米歇尔看来，“图像想要价值连城；它们想要被欣赏、被赞美；它们想要得到许多爱好者的溺爱。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们想要以某种方式控制观者。”^[14]通俗一点说，就是想通过吸引观看者的注意力成为观看者的主人，达到控制支配观看者的目的。那么图像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和《自我与图像》一书的作者类似，米歇尔也是深入到绘画艺术领域来讨论问题，尤其是从图像中所没有和缺乏的东西入手来谈论图像的欲望。例如，他认为抽象绘画是不想成为图像的图像，是想要从图像制作中解放出来的图像。但这种不想表现欲望的欲望，仍然是欲望的一种形式。^[15]

笔者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图像（如时尚图像）和艺术作品中的图像一样，同样具有欲望与冲动，不同的是，前者想要的不光要控制支配观者，还要融入观者的生活和身体，甚至让观看者产生把自身也活成图像的冲动，而这一点也成为产生“图像拜物教”的诱因之一。图像化时代，在众多图像的诱惑下，很多事情好像没有被图像化，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图像成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人通过图像了解世界，图像使世界变得可以想象。所以，图像不仅成了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人甚至逐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将自身变成图像的冲动，似乎只有通过图像化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

在图像被“魅化”“图像拜物教”盛行的图像化时代，图像不仅成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人的生命似乎也在图像中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延续，甚至是某种形式的永生。图像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客观地讲，是和图像所具有的再现生活、储存记忆、虚拟造像等功能分不开的。拿储存和再现记忆这一点来说，图像、影像、物象是储存记忆的最好方式。过去的美好记忆、当下的美好生活、对未来的想象憧憬都可以用图像、影像、物像来想象、设计、模仿、记录、再现、保存。图片、录音、录影、各种手绘等都可以把珍贵的、真实的、美好的、丑陋的、抽象的、具体的，或者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个体记忆、民族记忆、文化记忆、国家记忆统统照原样或者你想要的样子保存下来，也可以把个体对于未来的想象和构想通过各种图像、影像或者物象的形式制作出来，而且保存到一张小小的芯片上就足够了。显而易见，在大规模工业化复制技术、数字模拟、数码成像、3D打印等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图像、影像、物象成为普通个体唾手可得的、绝佳的个体形象和个体记忆的存储方式，也是一种延续生命的形式。图像的力量如此强大，诱惑着现代社会中每个个体，让他们无法不为之动心，拍照成为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必备功能，用手机自拍、录像大概是所有现代个体都会做或者常做之事。毋庸置疑，当下社会中的个体已经进入了一个图像化生存的状态。

综上所述，当代社会个体自我图像化的冲动与图像化时代图像自身强大的魅力和欲望有关，也与人们对图像化生存状态的认可、对永生的渴望、永恒的追求与向往有关，是个体希望通过图像获得永生和图像企图控制观者这两种欲望的结合。当然，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当代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支撑。不过，自拍只不过是个体自我图像化冲动的部分外在表现，时尚才是其直接显现和表征，或许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3.自我图像化与时尚的生成

周宪教授在《视觉文化的转向》一书中提出当代世界文化的三种发展趋势：首先，视觉性成为文化主因；其次，图像压倒了文字；第三，对外观的极度关注。^[16]上述三种趋势从侧面说明了自我图像化与时尚生成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作为视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尚与图像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尚由图像构成、显现为图像，以图像为媒介传达、表征或模糊意义。其次，时尚所具有的直观性和具身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时尚的直观性和视觉性联系在一起，是时尚的本质性特征，这种特性使人们省略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麻烦，直接用时尚图像表达心中所思所愿所爱所恨，如穿一件印有偶像头像的文化衫就足以表征穿着者对他们的喜爱、支持或者崇拜之情。有时也可以把身体变成绘画或者雕刻对象，通过身体彩绘、穿孔、文身等身体技术来表达某种旨趣或观念。时尚的具身性前文中已经提到，主要指时尚服饰对身体的嵌入及其与身体共在的过程中对于身体的保护、定义、展示、遮蔽、伪装等作用。时尚这种强大的具身性优势使得个体可以非常简便轻松地直接用服饰本身的色彩、造型、服饰上的图像、文字及其他装饰品来表达其胸中之意，“辞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这句话用在这里是完全合适的。当下社会中，由于社会习俗、文化惯例、道德法律、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差异和约束，很多个体潜意识中的、想表达却不知如何表达的、或者根本不能表达的思想理念、意见观点，可以借用时尚图像所蕴含的诸种引申意义、比喻意义、象征意义、甚至是无意义加以表达。因此，时尚所具有的直观性和具身性特征为个体释放自我图像化的冲动提供了必要条件，成为自我图像化的首要选择。

人们建构自身形象的过程是反思“我是谁”的过程，主体形象是人在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过程中要求自我确证的产物。主体形象主要包括以身体服饰外观为主的外观形象和以文化修养、趣味学识为主的精神形象两个方面，两者共同作用打造完整的主体形象。对生活中的普通个体来说，时尚形象是主体外观形象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有助于主体精神形象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创造时尚、追求时尚的个人或群体都是在为打造主体的时尚形象而努力。不过，各种时尚形象的确立，如端庄优雅、简约大气、清新自然、内敛含蓄、英俊潇洒、轻盈飘逸、冷艳傲娇、绅士风范、放荡不羁等，都离不开时尚图像的参与。可以说极具视觉性的时尚形象是以各种材质、造型、色彩、图案以及风格内容的时尚图像为基础的，时尚首先是一个图像化的物质存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个体时尚形象对时尚图像的这种依赖关系，也决定了时尚是个体自我图像化的不二之选。

总之，自我图像化的冲动来自个体企图通过图像获得存在感和永恒性的欲望和图像要控制观者的欲望的叠加，个体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路径和载体，释放这种冲动、满足和实现这些欲望和心愿。时尚以其直观性、具身性、图像化存在等特征，为个体满足和实现自我图像化的欲望提供了必要条件。时尚是图像欲望的表达，图像生命的延伸、重生与绽放，也是主体欲望的重要表达方式和生产场域之一。当代社会中，图像的欲望与主体生命的欲望在时尚场域中汇聚涌动，成为时尚生成、发展和创新的内在驱动力。

从根本上来讲，个体自我图像化的需求是没有穷尽的，因为建构自我形象、最大化地保存自我记忆、通过图像获得存在感和某种意义上的永生可以是人一生的追求。有了这种冲动和需求，个体和时尚图像之间的游戏就会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个体的成长、图像的不断衍生而持续进行下去。时尚主体在时尚浪潮的推动下一次次摆脱旧事物的束缚，不断用图像表达个体欲望、把握理解世界，融入新的时代、体验新的人生，也制造和保存新的记忆，设计和想象新的未来，最终成就的不仅有生命主体的蜕变与成长，还有时尚的生生不息。

4.自我与图像

作为自我图像化的衍生物和重要表征形式之一，时尚形象并不完全等同于主体自身，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时尚形象所定义和塑造的时尚主体只是主体众多身份中的一种，对于其他主体身份而言——如社会阶级、经济地位、文化水平、性别、年龄、民族、国别等，时尚可以起到展示、象征、伪装、遮蔽等作用，但是不一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自我主体的呈现任何时候都不能独立于个体所穿着的服装服饰，我们也不能将时尚形象、时尚装扮等同于主体自我。对于个体来说，有了时尚图像的建构作用，个体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才是最重要的。这个身份成为主体的一个标签、一种优势地位以及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行走于世界这个大舞台上的时尚个体，无论拥有其他多少身份，无论他们是在游戏或者表演，时尚都是他们重要的文化资本，值得拥有和珍藏。

当然，对于图像与自我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有人表示反对和批评，以女性与时尚图像之间的关系为例，有学者一方面认为女性用时尚图像来建构身份，通过图像游戏于当代图像文化的动态学中，把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政治和戏剧缩减为图像游戏，而不重视个人身份和个性构成中与他人之间的交流、承诺、团结和关怀的角色。同时又因为时尚为女人提供游戏身份的机会而赞美它，认为：“在理性化的工具性文化（Rationalized Instrumental Culture）中，女性的特权之一就是审美的自由，可以在身体上任意变化外形、色彩，采用不同的风格和外貌，通过这些来展示和想象虚幻的可能性。这样的女性想象解放了可能性，因为它推翻、搅乱了理性支撑统治的世界中受尊重的功能合理性的秩序。”^[17]笔者认为，从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时尚与女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给学者们带来的困扰，时尚图像在女性主体建构过程中具有的积极意义与负面影响让他们一时间无所适从，难以找到一种确定的能够说服自己和他人的观点，最后只好采取一种模棱两可、自我矛盾的态度。当然，从这种态度中，也可以看到时尚图像对于时尚主体身份之外其他身份的影响正在增强，已经或正在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