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格—时尚—装扮看服装时尚产业

2023-06-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分析“风格—时尚—装扮”循环模式图之前，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本身三个组成部分的内涵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风格—时尚—装扮”理论家乔安妮·艾彻就将装扮定义为对身体的修饰和补充[12]。首先，生产是时尚物质性的具体体现，无论在历史进程中还是当下社会，服装时尚的生产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服从”表达了一种强加的权力关系及其过程。个体一旦接受自身的主体地位，就会服从文化话语的管理。

在分析“风格—时尚—装扮”循环模式图之前，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本身三个组成部分的内涵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美国时尚理论家卡罗尔·塔洛克将“风格—时尚—装扮”定义为一个概念体系^[9]。其中，风格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即个体采用时下流行或不流行的服装、配饰和美容方法来建构自我。她将风格描述为自我彰显个性的一部分，是个体通过服装选择来讲述自我的成长历程，她将这种过程称为风格叙事。^[10]有学者认为从时尚这一更大的情境中考量，“风格—时尚—装扮”概念体系中的风格叙事是集体性随时间变化的一种社会过程。^[11]作为一种社会过程，时尚就不仅仅局限于某种服装风格，还包括人们对食品和家具的喜好、流行文化、语言、技术、科学及其他与文化变迁相关的领域。其次，与风格一样，装扮也与时尚有着密切关系。说到装扮，人们首先会想到人体。“风格—时尚—装扮”理论家乔安妮·艾彻就将装扮定义为对身体的修饰和补充^[12]。事实上，装扮可以是一种身体装饰，具有美化身体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是对身体缺陷、个人真实外观及身份的掩饰或遮蔽，具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装扮一词，与风格、外观、外观风格或风貌等词语类似，其优势在于它在历史和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中立且实用。包括时尚在内的这三个术语可用作名词，也可用作动词，既可以指代过程，也可以表示概念，因此能够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表达丰富的含义。所以，这个概念体系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动态特征，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时尚在不同文化情境、社会时空中的存在状态。

如图7-2所示，“风格—时尚—装扮”循环模式图弃用了以往人们熟悉的二元对立模式（或称线性模式）。图中的路线不是单向的，也不是双向的，而是可以向多个方向延伸。每个环节都可以用线路连接起来，各个环节之间都具有交往沟通的可能性，在多元文化实践构成的大网中重叠缠绕、交叉互动。同时，在真正的时空交往过程中，图中的每个环节都是一个次级循环过程，在整个循环过程发挥着不同作用。

首先，生产是时尚物质性的具体体现，无论在历史进程中还是当下社会，服装时尚的生产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全球化经济影响下的服装生产已经全然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丝绸之路时代，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机械化生产。西方发达国家受制于环境、成本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服装生产规模越来越小，以分包或代工的形式转移到了亚洲等地一些人工和环境成本都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这样做虽然缓解了发达国家的环境及劳动力问题，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加剧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同时不同程度上存在血汗工厂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最令人痛恨的剥削和掠夺形式。当然，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可持续生产、生产流程的透明化和可监控性也成为时尚生产领域中的热点和积极努力的方向。

其次，是消费问题。在纤维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实现大规模工业化之前，对于人们来说，生产与消费就是制造与使用的关系，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生产本身是一个追求利润的过程，是为了利润进行的一种有序的、机械化和理性的过程。为了扩大市场、尽快赚取更多利润，制造商和营销商会使出各种促销手段来诱惑或刺激消费者购买，使得消费不再仅仅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要尽物之所用，很多时候是也是为了激发和满足人们的欲望。正如威廉斯所说，你购买的不是一件物品；你购买的是社会尊重、阶级区分、健康、美丽、成功以及掌控周边环境的权力。^[13]

分销是一个非常含混且充满矛盾的概念。首先，它是一种涉及产品物流和营销两个阶段的物理运动。其次，它是一座介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桥梁，是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必要途径和手段。如果考虑到在分销过程中各种广告和品牌营销手段对于品牌形象塑造的影响力，这个环节也可以视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表现为营销过程中产品变成了商品，为了使商品卖得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在功能性之外，广告商和营销商还会想方设法赋予商品各种文化意义，使其拥有更多的意义附加值。所以，分销这一环节既是物质产品的流动过程，也是其文化意义的流动、表征与增值过程，有效地将经济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不过，随着网络平台的搭建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分销这种传统营销模式正在受到挑战。

在苏珊·凯瑟看来，“保持（Being）”和“成为（Becoming）”是时尚主体构成过程中两个重要的、持续存在的要素。她之所以在“风格—时尚—装扮”循环模式中用时尚的“主体构成”代替“文化循环”模式中的“身份”，是因为“身份”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显得陈旧过时，表达的是一种静态的身份本质属性，而主体构成一词可以突出过程性，准确传达出主体身份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其次，作为一个过程，主体构成强调的是“现有身份的改变”而非“保持现有身份”，这样就能够更好地与“风格—时尚—装扮”循环模式所要传达的过程性和动态性保持一致。第三，从词源学上来讲，主体（Suject）是“服从（Subjection）”和“主观性（Subjectivity）”两个词的词根，两个词都具有各自的引申义，前者意味着受制于他人，是一种屈从地位，后者则意味着个体在保持和改变现有身份的途径和手段方面具有主观能动性。两者合在一起，能够准确表达出时尚主体的真实处境。

具体来说，“服从”表达了一种强加的权力关系及其过程。个体无法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个体从一出生就无法选择自己的身体，而且陷入了复杂的权力关系网。这些权力关系深植于各种持续的、系统的、多层次的文化话语的对话之中。米歇尔·福柯的理论从历史和制度两个方面论述了文化话语如何强加给人们并塑造他们对自身主体地位（如家庭背景、性别、国籍、种族、民族、性取向）的认知。个体一旦接受自身的主体地位，就会服从文化话语的管理。例如，众多时尚女性形象让“苗条”成为永久性文化话语，身材苗条就是女性时装模特的标准，在经过数字化处理后成了理想化女性身材的标志，在受到众多女性的追捧和遵从的同时进一步制度化、普及化。然而，在时尚的大环境下，文化话语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主体构成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个体有一定的自由度和能力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抵抗权力关系的强制作用。例如，个体可以通过装饰自己的身体或者穿戴某种服饰来表达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愿望。实际上，在整个“风格—时尚—装扮”循环模式中，各种主体地位和主观性在时尚主体构成的过程中是密不可分的，可以用前文中提到的“同一性”和“个性”“求同”与“求异”之间的矛盾心理来总结。正是这种矛盾心理之间的冲突，让我们看到时尚似乎一方面在帮助人们设定彼此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又在一直在不断创造、改变和模糊着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对于时尚主体来说，就是要不断构建和维护这些界限。苏珊·凯瑟认为，各种界限具有临时性、脆弱性和弹性等特点，所以需要进行持续的调整和协商。由于文化话语对个体能动性有所限制，主体构成的过程也是持续不断的协商过程。^[14]

制约意味着时尚主体的形成不是没有限制的任性行为，而是有所规约的。通常来讲，主体定位这一时尚主体构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会受到历史和文化话语的影响：这些话语规定了时尚主体主观性的表达，即自我风格的呈现。社会和法律同样制约着主体构成的过程，还有社会压力、文化传统、自我约束等非正式的约束力量。所有这些限制和约束力量都会对个体的主体构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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