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凯瑟：从二元论到多元论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转变

2023-06-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苏珊·凯瑟认为，情境论可以促使人们注意到情境的变化，从大范围情境中探究服装的意义。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苏珊·凯瑟的二元思维模式随处可见。苏珊·凯瑟认为，时尚既非物质也非本质，而是一种协调、驾驭未知力量的社会化过程。

情境论是《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的理论基础，该理论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认为行为被情境强烈控制着，尤其强调人与情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心理学中的情境主义始于1968年，奥地利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的一本专著引发了个人—情境之争，情境主义者认为，对于人类行为而言，不存在普遍特质（智力除外），行为更多地受到外部情境因素的影响，而非内在特质或者动机。这一理论向特质论者提出了挑战。持中间立场的人认为，个性最好应该被理解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微妙互动”的结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互动论”。在随后的心理学研究中，情境被认为是事物发生并对机体行为产生影响的环境条件，以及对人有直接刺激作用、有一定生物学和社会意义的具体环境；也有学者认为，情境更主要的是一种心理化的情境，其实质在于个体对客观环境或情境所赋予的主观意义。^[1]

苏珊·凯瑟认为，情境论可以促使人们注意到情境的变化，从大范围情境中探究服装的意义。各种情境间的转换有助于人们全面理解服装意义的衍生过程，包括促使这些意义产生改变的各种条件、改变这些意义的社会互动过程，以及每个人的服装和外观如何影响广泛的文化情境。在情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先是对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进行概述，然后分别从符号互动论、认知论和文化理论的观点出发研究服装在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服装情境的研究从简单的个体生理认知扩大到团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

20世纪后半叶各种包括解构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在内的各种后现代理论蓬勃发展起来，兴盛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境主义、符合互动论等都逐渐失去了发展空间。同时，时代和整体社会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社会运动此消彼长，新的时尚潮流纷至沓来，又转瞬即逝。因此，无论是时尚还是时代，都要求理论界重新审视、分析和定义各种新发的时尚现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苏珊·凯瑟和她同时代的时尚理论家们逐渐走出了情境主义思潮，开始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视角审视时尚问题，关注时尚与文化、主体自我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苏珊·凯瑟的二元思维模式随处可见。该书“文化动力与身份建构”一章中，她认为时尚是各种与身份或者文化相关的矛盾心理相互冲突的产物，如年长与年轻、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双性同体与单一性别。同时她还围绕着认同（Identification）与区分（Differentiation）、同一性（Conformity，或译为“从众”）与个性（Individuality，或译为“出众”）、主我与客我等二元对立关系阐释各种文化矛盾之间的冲突，苏珊·凯瑟认为这些冲突在推动时尚发展和建构时尚主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认同西美尔提出的统合与分化是推动时尚发展变化的两大动力，但她认为这是两种深植于集体意识中的文化规范或意识形态。为了更好地理解两者在当下社会中的关系，她建议借用文化研究中的“霸权”概念分析这两种文化规范之间的争斗。“霸权”与主导性有关，可以指代这样一种情境，即某种文化类型的个体对其他亚文化类型中的个体具有支配权。这种支配权的行使不是通过直接强迫而是通过各种间接手段得以完成。^[2]同时“霸权”不是静止不动或者固定不变的，所以从文化层面看，霸权是一种运动中的稳定状态，具有实验性，能够引发身份的矛盾情绪。例如，西装可以是权威或权力的象征符号，也可能遭人贬抑认为代表着官僚作风或缺乏特色。再比如主流时尚的“霸权地位”会受到服装DIY爱好者的挑战，尤其是受到亚文化时尚的挑战。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认为，同一性是人们因受到真实或想象中的团体压力而在行为或信仰方面发生改变，与团体内的其他人保持一致。同一性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发自内心的认可，希望与团体保持一致；另一种是受到来自外部的指令，必须服从。^[3]时尚个体通过着装行为表达的同一性包含上述两种情况。同一性会给时尚个体带来很多正面的效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认同并服从团体的行为方式及其思想主张的过程中，时尚个体会感受到自身被团体接纳所带来的安全感，安全感的增加意味着焦虑感的减少。但是同一性的缺点则在于，长久下去个体会有被束缚、无聊且单调的体验。这种体验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个体想要突破团体的规约，表达自我的独特性。所以，个性表达主要基于人们对差异性和独特性的追求，当个体感到自己太像其他人的时候，其内在的独特性感受就会受到威胁，产生负面情绪，并在这种矛盾心理的督促下尝试重新建立彼此间的差异，时尚就是建立或者重新建立这种独特性的重要手段，也是其产物之一。

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多元论的思考与论述模式取代了《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明显的二元论思想。苏珊·凯瑟认为，时尚既非物质也非本质，而是一种协调、驾驭未知力量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时尚与他人一起集体成长。身体在时空中的运动让时尚得以物质化，时间和空间都是抽象化的概念和情境：我们利用时尚来解释和表达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正在变成谁）以及我们所处的时空坐标。然而，这种社会化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必须应对各种挑战才能协调和驾驭含混性和矛盾心理的产生，这些矛盾心理包括：第一，作为一名经济全球化情境下的独立的时尚主体，必须面对各种复杂情况，因为时尚在不停穿越纷杂的跨国动力机制，这些动力机制既是视觉又是物质的，既是虚拟的又是有形的，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第二，时尚主体既要体现性别、年龄、种族、民族、阶级、国籍、地域等主体地位，也要体现在各种权力关系支配下不断变动的社会地位。第三，时尚主体既想融入周围社会，又希望同时保持自己的某些个性。第四，时尚主体需要承受自由与约束力的千变万化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指的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一直争论不休的社会结构和主观能动性之间的互动。^[4]

此外，与时尚的多元、含混、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化过程相一致的是主体地位（如国籍、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等）的多元化特征。主体地位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多元性特征，彼此交织在一起，拒绝单一的本质主义存在方式。本质主义视角通常只专注于一种主体地位，而忽视其他主体地位；或者让一种主体地位控制其他主体存在方式。似乎只存在一种本质性主体地位，而其他主体地位不存在一样。^[5]事实上所有的主体地位共同存在，彼此交织，一起塑造出多重复杂、各不相同的主体性。这种主体地位的共时性特征在风格—时尚—装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为此，苏珊·凯瑟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抓住了主体地位的多元性特征和时尚社会化过程本身的含混性及矛盾性，试图说明基于“风格—时尚—装扮”的主体构成是个体试图驾驭各种主体地位交叉性、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的过程。同时，这本书也分析了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情境中时尚参与主体身份构建的各种方式和途径。

苏珊·凯瑟：从二元论到多元论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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