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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与个体的相互关系

【摘要】:西美尔认为时尚外在于个体,时尚向个体展现的易变性是个体自我稳定感的对照,在对照中,个体的自我感意识到自身的相对持续性。随后西美尔对于时尚与个体、时尚与阶级之间关系的论述都是以上面两点为基础和前提的。西美尔认为,作为一种大众行为,时尚可以帮助个体克服羞耻感。在接下来关于时尚与个体关系的论述中,西美尔强调了个体的心理因素对于个人时尚和社会时尚的影响。

在西美尔的时尚哲学中,时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他用了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分析各种情况下时尚与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提出了时尚的基本面问题,认为“平等对待各种各样的个性,并且总是以不会影响整个存在的方式去运作,这事实上是时尚的基本面。”[22]“基本面”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对宏观经济、行业和公司基本情况的分析。用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时尚的基本属性,即时尚对不同个体一视同仁。西美尔认为时尚外在于个体,时尚向个体展现的易变性是个体自我稳定感的对照,在对照中,个体的自我感意识到自身的相对持续性。就是说,时尚以自身的不稳定性、易变性反衬出自我的延续性、统一性和完整性。随后西美尔对于时尚与个体、时尚与阶级之间关系的论述都是以上面两点为基础和前提的。

西美尔认为,作为一种大众行为,时尚可以帮助个体克服羞耻感。羞耻感源于个体受到了某种自认为不恰当的关注。羞耻感会让个体感到痛苦,重要的是这种羞耻感产生的根源不是因为个体表现的好与坏、高尚还是堕落,事实上一些美好和高尚的事物、品质或者表现同样让受到关注的个体产生羞耻感。但是,时尚为个体提供的引人注目却根除了个体的羞耻感,因为“时尚代表着大众行为”,而“所有的大众行为都有丧失羞耻感的特征。作为大众的一员,人们会做出许多他们独处时从内心感动嫌恶的事情。”[23]简言之,众人的追逐和模仿使得时尚和穿着时尚的个体免受人们的责难,就像人们参与大众犯罪活动时,常常会想“法不责众”一样为自己开脱免责。对此,西美尔举例说,“许多女性在公开场合受时尚的驱使可以当着三十或一百个男人穿低领的衣服,但在客厅里对着一个陌生男人穿同样的衣服却会感到困窘。”[24]

此外,西美尔认为,对个体而言,时尚为个体的内在性提供一种保护机制。对此,西美尔援引了叔本华的说法,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论述,认为时尚和其他外在形式一起将人们生活中无法摆脱的各种各样的束缚转换到生活的边缘,越来越成为外在于生命的部分,但是这种外在的、对于大众行为的顺从也保护了生命的内在自由,使个体“得到了最大的内在自由,在无法避免的束缚中保留生命的核心。”[25]由此,西美尔得出结论,时尚“提供给存在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清楚地证实社会习俗对我们的束缚,以及我们对一些标准的顺从,这些标准是由我们的时代、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小圈子所确立,而且也能使我们退回到生命中被赋予的自由,并使这种自由越来越集中于我们最内在的和最基本的因素之中。”[26]

这里,时尚对于个体生命存在方式的影响似乎达到了顶点。在接下来关于时尚与个体关系的论述中,西美尔强调了个体的心理因素对于个人时尚和社会时尚的影响。一方面,个体对出众的需求支持了个人时尚的发展;另一方面从众的需求促进了社会时尚的形成与发展。但是,上述内容并不是西美尔从生命哲学的视角论述时尚问题的重点,其研究重点在于他将自己的时尚观与个体灵魂的深度联系在一起,这使其观点更值得思考和深入研究。

西美尔认为,“灵魂持续地向着整体的自尊、独立和统一所带来的对抗好像引起了——与最高的、最有价值的人性追求一起——从外部压制事物的企图。自我凌驾于事物之上,并不是因为吸收和融合了它们的力量,也不是因为认知到它们的个性以使它们变得有用,而是因为从外部迫使它们受制于主观的方法。诚然,实际上自我控制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虚幻的影像。”[27]这段话代表了西美尔对灵魂、自我与外部事物之间的理解,即灵魂或者自我并不能控制外部事物,灵魂或者自我对于外部世界的接受、融合实际上是主观上受到了外部事物压力的结果。因此,时尚作为一种外在于主体灵魂和自我的存在,“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表现着灵魂中主要的对立性倾向。”[28]遗憾的是,西美尔对此并没有深入讨论,而是转而谈及不同阶级与时尚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