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人才培养断想：从娃娃抓起

创新人才培养断想

孙　朝

摘　要: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课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教育规律究竟是什么?孩子的精气神何在?应试教育何时了?为什么要上大学?少年班应进行全面总结。应当如何培养能在“观念上”有创造性的杰出人才?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　创新　人才　教育规律

200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课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2005年3月29日，95岁的钱老在病床上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1]

一次，钱老看到《参考消息》连载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文章，文章勾起了钱老对自己曾经学习和工作了十几年的回忆——在那所世界顶尖大学里，让外人难以想象的民主而活跃的学术风气，对创新的鼓励，艺术与科学的结合，造就了许多大师级科学家。钱老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这样一所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敢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

2006年，温家宝总理就培养杰出人才这个课题，请教国内六所著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专家们的回答是:一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二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三要做大做强高等教育。

社会上认为，这种回答是不能让钱老和总理满意的。

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沈正赋等11位教授，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的公开信。公开信指出，只有直面“钱学森之问”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2]

钱老是在高的层面上思考教育。钱学森的教育思想是:学龄提前，学制缩短，人人皆可早成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培养理工文艺结合的“全才”;科学技术学与哲学的统一结合，品德情感与智慧能力并重，培养高尚品德和科学精神。

2010年12月17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提出，要有“三十年前第一批丢掉铁饭碗下海人的勇气、小岗村人分田到户的激情”，走出南方科技大学改革的第一步。这也是南方科大改革的“一小步”。这“一小步”，“将是我国高教改革的一大步”。^[3]

钱老提出了课题，总理很焦虑，沈正赋等教授们很沉重，南方科技大学走出了“一小步”。这一切，全社会很关注。

钱老1955年回国，在50年后的2005年感慨道“我回国这么多年”，高等学校“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这是在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这道题。

钱老提出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课题，他认为是“要有创新思想的人才”。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不可能是全部，只能是少数人，少数人才有可能是有创造思想的人才。美国著名化学家克拉姆在提交给美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合会的一份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报告中，明确主张把“业务上的创造”与“观念上的创造”加以区别，他认为:“几乎所有这些学生(指博士生)在业务上具有创造性;就是说，他们能解决问题。但是，只有大约5%到10%在观念上有创造性。他们是制定科研目标的人。正是小部分人将塑造我们社会的变革。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不仅懂得如何把事情做好，而且他们懂得应该做什么。”^[4]

爱因斯坦的名言是:“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新理论，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5]

科技人才的成长规律和政治人才的成长规律应该是相通的，他们都受到教育哲学思想的支配。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政治巨星。当毛泽东还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曾经说过，要推荐治国人才的话，就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蔡和森在大革命中牺牲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为什么杨昌济当时能发现毛泽东是治国人才?耐人寻味。历史学家张岂之教授曾经说过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的一个故事。当年毛泽东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即现在的北京沙滩红楼走到天安门，需要30分钟。我实践了一下，从红楼步行到天安门，用了整整30分钟。张岂之教授讲，毛泽东走上天安门城楼，用了31年。这31年的路，曲曲折折，惊心动魄。特别是二万五千里长征，惊天地，泣鬼神。一句话，毛泽东没有走过捷径。似乎也可以说，科技创新人才的成功也没有捷径可走。

回顾过去，是为了研究现在，研究现在，是为了考虑未来。问题的提出基于现实，现实的存在引人深思。现实怎么样?有课题，有疑虑，有呼声。

断想一:教育规律究竟是什么

我们当下研究、讨论的是“教育”。“按教育规律办事”，已成为一句流行话。但是，教育规律究竟是什么?目前虽有“教育外部规律”的表述。但对“教育内部规律”，“尚未作出概括性的表述”。这对于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提醒。任何科学，都有其规律。我国教育作为一项事业，两千年了。不清楚其规律，如何能“按教育规律办事，培养创新人才”?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遗憾。既是把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视为一种规律，那么，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的规律会是完全类同吗?特别是在当前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变化在加速，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种条件下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应该遵循什么?这些问题的确需要花大力气去认真研究。

断想二:孩子的精气神何在

这里所说的精气神，是受教育者的精气神。精气神是创新人才的一种精神气质，它也需要“从娃娃抓起”。

有一个小学生的妈妈，曾向我诉苦说，她和孩子从国外回来不久。孩子上小学，每天她最怕的是接孩子回到家里。因为孩子回到家里哭，她看见孩子哭，不由得也哭。我问为什么?她告诉我她们全家在国外多年，孩子也是在国外出生，已上小学。回到国内，送孩子上了小学。孩子在学校受到老师批评、罚站。在学校孩子没有哭，忍着。接回家里在妈妈跟前哭得很委屈。她和孩子一起哭，这似乎成了她们家每天的一个例行节目。她告诉我，国外小学老师从来不训斥小孩，更不允许罚站，要知道，孩子有孩子的自尊心啊!这不得不引人深思。试想，在一个以“循规蹈矩”为宗旨的监管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如何能够体验到“创新”所带来的快乐?如何能够陶冶出勇于探索的精气神?(www.chuimin.cn)

断想三:应试教育何时了

笔者调查了一下，有不少幼儿园搞蒙氏教育，每天4节课。孩子们没有玩的时间。某小学2010—2011学年度课表，一年级每天安排7节课，上午4节，下午3节。学校给一年级学生发有8本课本。某小学四年级学生有18本课本。某初中二年级学生有36本课本，书包重6.5公斤。有一个初中学生想见教育部门的领导，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要转告同学们呐喊声:“救救我们，我们苦死啦!”某中学初中二年级2010—2011学年课程表，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共安排了40节课，也就是每天上、下午各4节课，下午还有一节回家前的“延点课”。星期六全天还安排补课，星期日上午也有安排。学生晚上一般都是11点睡觉。学生自己能支配的时间只有星期日下午。老师辛苦，学生痛苦!有一个高中毕业班的毕业合影照，共55名学生，40名学生戴眼镜，占72.7%。每次见到学生家长，家长们一致的呼声是:“孩子太苦!”这些情况都出现在“减负”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应试教育酿成的苦果。不少学校在口头上倡导素质教育，而行为上却千方百计追求“升学率”，特别是名牌高校的录取率。一旦在考上名牌学校的人数方面有“优势”可言，就大张旗鼓贴喜报、挂横幅，甚至约媒体记者写“专访”。这就必然会使教学内容层层下放，教学参考书也层层加码，这种恶性竞争使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学生负担苦不堪言，只能应付考试，而不能身心全面发展，也难于在学习中锻炼创造性思考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显然是不成功的。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是今天，更是明天。现在的学生们是国家的未来，学生们这样的负担状况，令人忧虑。

断想四:为什么要上大学

钱老有句名言:“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我碰到过一件事情，有一个农村的考生，考上了清华大学，轰动了全县。家长不用说有多高兴。周围几十里的高一、高二甚至初中的`学生，在家长的陪伴下来到这个考生家中，请求为其辅导，介绍其考上清华大学的窍门。这位考生和家长很是高兴，愿意辅导，但要收辅导费。一段时间，这位考生在上清华大学报名前，他们家成了收费辅导站。很显然，“钱”在这个考生的头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有人羡慕，有人摇头。也有人讲，看到高考被录取的学生在家里收费辅导，心里真有一种难以表述的味道。

笔者无意对学生及其家长提出什么责难。严格说来，“专有知识”也不属于公有知识，在传授专有知识时收取一点费用，大可不必大惊小怪，令笔者担忧的是纯功利主义的求知观。如果上大学仅仅是为了发财致富，把知识看做是可以生息的“资本”，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殿堂”还有多少人入住?理论前沿的创新通常不会与直接经济效益挂钩，需要一种“公有主义”、“不谋私利”乃至“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气质。这样才易于堵绝学术造假、论文剽窃、无心治学、只顾虚名等学术不端行为。令人担忧的是，纯功利主义的求知观，不仅会助长中等教育中的应试倾向，也会助长着高等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在这种氛围中，学术创新是不大容易受到重视的。一些院校中，若干博导会为一个“处长”职位激烈竞争，难道与这种氛围无关吗?

断想五:少年班应进行全面总结

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不少大学先后开办了少年班。有些大学已举办了30多年，以培养智力超常的少年。30年了，少年班出了多少拔尖杰出人才?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可以说，至今还没有看到多少可靠的统计数据和典型个案。也没有就这个问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需要注意的是，这都是一批“智力超常”的好苗子。挑选过程是严格的，学习条件是优越的，师资配备是优选的，教学过程也是认真的，然而效果究竟如何?的确应该从人才培养方式的角度加以总结，加以反思。笔者曾对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做过调查，有些现象很有意思。这些作者作出创造性成果的最佳年龄段是27—29岁，他们中有80%出生地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少年班的学生到了不惑之年还没有多少人作出创造性成果，难道不令人深思吗?也许，它能为高等教育，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启示。既是“智力超常”的好苗子，如果教育方式不妥，也未必能成为创新型人才。因而，关键的问题在与探索有效的培养方式。

断想六:应当如何培养能在“观念上”有创造性的杰出人才

杰出人才的成长，应有一个社会环境，有一种文化氛围

我听过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讲的体会，他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一位数学老师。这位老师腿有残疾，但学生们都很尊敬他。这位数学老师在黑板上推导公式，推导了一半，学生在下面喊:“老师错了。”老师用板擦擦掉又推导。推导了一半，学生在下面又喊:“老师错了。”老师擦掉又推导。这样反复了多次。杨振宁教授讲，从这个老师推导公式的过程，他看到了老师推导公式的思维方式。他因此而受益终身。杨振宁开玩笑地讲，如果放到现在，第二堂课教务处就会通知这位老师不要再讲课了。

杨振宁教授所重视的，显然是“思维方式”培养，而不是“业务知识”的传授。在教育界，这是一种普遍认同的看法。问题在于，如何培养良好的思维方式?有人曾对9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过深入访谈，发现这些科学精英在研究生期间，从导师那里学习到的具体知识并不重要，而“不可捉摸”的沉默知识却起着陶冶思维方式的作用。访谈结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们主要地同意的一点是，他们的学徒期最不重要方面是从他们师傅那里获得的大量知识。有人甚至报告说，在科学文献的信息和知识有限的意义上，集中注意一个或另一个问题的学徒，有时比他们的师傅知道得更多。”与此相比，重要的方面则是“一些难以捉摸的东西”，即“把事情做好”思维方法，“包括工作的标准和思维的方式在内的一种比较广阔的方向”^[6]。

这表明，在与导师密切接触的研究实践中，体会导师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常常是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

上述断想，片片段段。仅涉及基础教育、普通高等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的个别问题。但也透视一种观点:创新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层次教育共同努力，每个层次都面临特殊的问题，也都可以作出特殊的贡献。

(作者简介:孙朝，男，1952年生，陕西扶风人，陕西省学位办公室)

【注释】

[1]《新闻周刊》2009年11月7日。

[2]参见2009年11月11日《新民晚报》刊载的《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3]“腾讯新闻”2010年12月17日，朱清时校长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

[4]〔美〕克拉克:《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王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0页。

[5]〔德〕爱因斯坦等:《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6页。

[6]〔美〕克拉克:《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王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