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悲观主义的警示作用

论技术悲观主义及其警示作用

霍雅琴

摘　要:技术悲观主义是一种对技术的社会价值持否定态度的社会思潮。其经历了早期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呐喊，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影响深远。技术悲观主义通过对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引发人们对全球性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并提醒世人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和享受生活的同时，能够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

关键词:技术悲观主义　生态环境　保护

一、技术悲观主义及其形成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以人本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哲学中的一股强大潮流。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为代表，否认理性与科学在认识、把握世界方面的绝对权威地位。他们呼唤失去的人性与自我，要求把人从抽象思辨的“理性王国”拉回到现实人间。^[1]进入20世纪，理性日益与技术结合，使文明社会的技术化特征日益突显出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和流水线，使劳动者变成了“一部机器”，技术造成了“病态社会”、“单面人”、核武器扩散、全球生态危机等问题，引发了西方学者的激烈批判。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担心技术无限制地发展会危及人类自身，给社会带来灾难。因为他们认为，技术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人类不可能依靠技术摆脱贫困获得幸福。机器给人带来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自由，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异化。这种对理性主义的否定以及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产生出一种悲观情绪，同主张理性至上、科技万能的技术乐观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全球性问题爆发，世界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特别是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报告后，技术悲观主义成为一种广为大众所知，并拥有独立理论形态的思潮。^[2]罗马俱乐部是1968年由西方部分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未来学家和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全球问题的松散的学术团体。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米都斯受罗马俱乐部其他成员的委托写了一篇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后正式出版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该书强调了地球承担人类活动能力的有限性，提出了“零的增长”观点，即社会必须保持资本、设备和人口数量维持零的增长，使出生率和死亡率相等，投资率和损耗率相等，将各种输出量和输入量的比率保持在最低限度。《增长的极限》出版后，先后被译成34种文字，发行量高达600万册，引起了人们对于人口、环境、资源、粮食等问题的普遍关注。随后，罗马俱乐部又于1974年和1976年先后发表了《人类的转折点》和《重建国际新秩序》两篇报告，对《增长的极限》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这一时期成为技术悲观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

除此之外，上世纪8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种认为因技术应用而导致高熵社会并使世界退化的观点。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里夫金和霍华德出版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项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一方面使得能量的获取和转换速率加快，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也增大了能量耗散速率。如果把工业化的社会称作“高熵社会”的话，那么现在应该提倡实现“低熵社会”——崇尚低消费(倡导生产资料公有化和体力劳动)，从而合理和最低限度地消耗能量，使人和自然处于和谐状态。该观点将热力学中“熵”的概念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中，为研究人类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技术悲观主义的理论解释

(一)热力学第二定律

将这一定律应用到能源过程之中，其定律的含义是，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形式绝对不是完全有效的，其能源消耗属于不可逆过程。在转换的过程中，部分能源损耗掉了，而剩余部分一旦被使用，再也不会进一步做功。第二定律暗示着，在缺少新能源的情况下，任何封闭的系统最终将用尽自己的能源。因此，能源是生命的必需品，一旦能源耗尽，生命也就意味着终结。在能源方面，我们是从太阳摄取能量的。熵定律表明，太阳能的流动确立了一种可持续流动能源的上限。一旦储存的能源耗尽(如矿物燃料和核能)，可用于做功的能源总量就仅仅靠这种流动和可被储存(水坝、树木等)的能源维系。因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发展过程将受制于太阳能量以及我们如何将之转换为功。^[3]

(二)正反馈效应

正反馈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自我实现效应，其对人类社会产生一种次要的影响，但可以加强主要趋势。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正反馈循环也会体现在全球升温上。因为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甲烷的增多会造成全球气温上升。随着全球的温度升高，定会造成现在被封锁在冰川内的甲烷释放。而大量的甲烷又会进一步促使气温升高，于是又会造成气体释放，如此循环。科学家们都相信地球上的平均气温一直在上升，而且很有可能超过人类有史以来经历过的最高气温。人类的正反馈效应可以加重环境问题。当一种商品即将出现短缺，消费者反而去贮藏它。贮藏又会加剧短缺。相类似，面临粮食短缺的人们通常会吃掉种子，而这些种子便是未来可以产出大量食物的源泉。于是，正反馈效应造成环境生态出现恶性循环，最终趋于崩溃。^[4]

(三)现代生态足迹理论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或称生态空间占用，最早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Rees等在1992年提出，并在1996年由其博士生Wackernagel完善的一种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方法。他们认为，任何已知人口(某一个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消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包括陆地和海洋)。生态足迹既反映了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也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即当地球所能提供的土地面积无法容纳这只巨脚时，它所承载的人类文明终将崩塌。根据2004年发布的最新测算结果(Living Planet Report 2004)，2001年全球生态足迹为135亿世界公顷(gha)，人均生态足迹为2.2gha;而全球生物供给能力为113亿gha，人均生物供给力为1.8gha。世界人均生态足迹超过供给能力0.4gha，生态过载21%。^[5]

三、技术悲观主义的现实佐证

(一)资源枯竭

自然资源是指地球能提供给人类衣、食、住、行、医所需要的物质原料。陆地上重要的自然资源有六种，它们是淡水、森林、土地、生物种类、矿山和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自工业化革命以来，人类资源逐渐枯竭。很多资源能够维持人类正常经济生活的时间已经非常短，快接近完全消耗了。如果这些资源消耗完，人类日常生活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会受到重大威胁。

2005年由全球95个国家的1360名科学家联合研究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人类活动已使地球上约2/3的自然资源面临枯竭，人类的生存前景十分严峻。从1980年起，红木林总量的35%已从地球上消失，全球珊瑚礁有20%遭到破坏，另有20%遭到严重破坏。过去60年中被用于耕种的土地超过了18和19世纪的总和。过去40年来，江河湖泊中的水量减少了一倍。^[6]

地球上的生物物种也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任何一种生物的灭绝意味着地球永久性地丢失了一个物种独特而珍贵的基因库。目前，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物质基础的生物物种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北京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2010年《地球生命力报告》中指出，热带物种的种群数量正在急剧下降，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已经超出了地球生态承载力的50%。该报告以地球生命力指数为指标衡量了2500多个物种、近8000个种群的健康状况。自1970年以来，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30%。在情况最严重的热带地区，地球生命力指数在不到40年内降低了60%，热带淡水物种减少了近70%。报告中的生态足迹显示，1966年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了1倍，需要1.5个地球来支撑。如果继续以超出地球资源极限的方式生活，到2030年，人类将需要差不多两个地球来满足每年的需求。^[7]

(二)生态环境恶化

自1972年6月5日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发表以来，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环境污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但这只是局部的改善，而整体生态环境仍在继续恶化。80年代，通过对南极洲和格陵兰岛的原始冰川进行深层冰核样本分析，科学家揭示了二氧化碳水平和气温之间的密切关系。研究表明，目前二氧化碳水平比过去44万年间的任何时候都高。在工业革命前，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之后数年中，它的浓度攀升了近1/3，而现在更是以每年0.4%的惊人速度增长。同时，研究者们也记录了不断增强的温室效应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例如，夜间的地表温度不能像以前那样降低;冬季北半球的积雪覆盖面积缩小;北极的浮冰在春夏两季大量消融;冰川退化加剧。数据显示，肯尼亚山脉的冰川已经萎缩了90%，乞力马扎罗山脉的冰川融化了70%，从1980年起，西班牙的27座冰川中有14座相继消失。随着气候变暖，冰川融解，海平面上升，图瓦卢很可能成为第一个被海洋淹没的国家。图瓦卢群岛分布在夏威夷与澳大利亚之间130万平方公里的赤道海域上，这些岛屿面积狭小，地势低洼，最高的地方不超过海平面4.5米。1996年，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和日本政府合著的科学研究报告推断:“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状况，图瓦卢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尤其是海平面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8]遭遇相同命运的还有意大利的威尼斯。近些年来，由于海平面上升，昔日兴盛的“水城”正在“走向死亡”。据统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威尼斯一共下沉了23厘米。当地人担心:如果这种势头不能被及时遏止，迟早有一天，威尼斯将彻底消失。2009-11-14，当地人为威尼斯提前举行了“葬礼”，希望借此警醒世人，关注全球气候变化，让威尼斯不要“真的死去”^[9]。

臭氧层是维护整个地球生物圈平衡的重要因素，它能挡住太阳紫外辐射对地球生物的伤害，保护地球上的一切生命。1985年发现南极臭氧层空洞相当于美国的国土面积。到了1991年，南极臭氧层空洞扩大了，大体相当于美国国土的2—3倍。处在接近空洞区的国家皮肤癌的发病率明显增高。由于南极臭氧空洞不断扩大，造成智利南端海伦娜岬角的许多动物都是瞎子。根据相关研究，如果臭氧层中的臭氧量减少1%，太阳紫外线的辐射量要增加2%。这将会使皮肤癌发病率增加3%～5%，白内障发病率增加1.6%。此外，紫外线辐射增加还会破坏生态系统，影响植物光合作用，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会使某些生物物种突变。^[10]此外，还有酸雨、放射性污染、工业三废污染、农药、化肥污染等。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因空气和水的污染还只是局部性的污染，那么20世纪下半叶的一系列污染则蔓延至全球。如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死亡31人，伤及200多人，13万人疏散，损失至少35亿美元，并波及欧洲的许多国家。^[11]

四、技术悲观主义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正在高速发展中，我们必须了解自然资源对经济高速增长的限制，才能找到一个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例如，对一座人口极度稠密的大都市，在大力提倡“小汽车进入家庭”的同时，有没有从道路容量、停车泊位，以及城市空气污染等方面进行科学论证，定出这个城市汽车最佳拥有量，并据此制定汽车销售策略和城市交通发展规划。在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同时，有没有充分考虑大西北总水量的关键限制以及脆弱生态环境的制约呢?了解增长的极限，可以使人们拥有清醒的头脑，全局的眼光，以及能够放眼高远时空的预见能力。同时，也是教我们学会谦虚，学会为未来做好准备，起到较强的警示作用。笔者认为，技术悲观主义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思路:

(一)正视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我国是一个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能源方面中国的石油储量只占世界石油储量的1.8%，我国的天然气只占世界的0.7%，我国的煤储量估计在1000亿吨左右，但可供开采的只有60亿吨。我国的铜矿储量仅占世界总储量的5%，铁矿储量占世界储量的9%，我国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而淡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耕地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4%，人均森林面积是世界人均面积的2%。由于存在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水平低等问题，造成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也相当严重。据统计，我国经济发展2/3是在生态环境透支的情况下实现的。^[12]一些地方狂开滥采有限的资源，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法则”。“近20年的西部大淘金，使青海、新疆、西藏的一些草原、河流遭到严重破坏。长江、黄河源头生态告急，水源污染严重，藏羚羊、藏驴等野生动物遭到大量的捕杀，生态失去平衡。”^[13]因此，我国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应用科学技术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充分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否则，既不利于当前的建设，也会影响到子孙后代和其他国家。

(二)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保证环境质量

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科学技术的滥用是密切相关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念。人们不能只把自己看做是大自然的“驾驭者”和“统治者”，而是要把自己看做是从属于自然和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当然也不能只把科学技术的功能完全归之于创造物质财富和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还必须考虑到科学技术还应有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功能。消除已经发生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避免造成对生态平衡的继续破坏，还得依靠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就一定意义说，全球性问题特别是环境质量的恶化，并不是由于科学知识太多，而是由于科学知识仍然不足;也不是由于技术手段已充分完备，而是由于现有的技术仍有缺陷。(www.chuimin.cn)

依靠科学技术，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在农业上选用优质的杂交水稻，提高粮食产量;在保护环境问题上，可以通过植树造林，加大对具有去污能力的藻类植物的研究;以及新的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不光节能而且还很少排放有害气体等。

(三)进行科学的技术评估

为了合理地应用科学技术成果，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和减小其负效应，在运用某种技术和实施某项工程之前，还应运用科学的方法，通过专门机构、社会组织或专家咨询，对其进行尽可能的周密的评估，预测其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果和生态环境结果，包括其直接效应和近期效应，以及间接效应和长期效应，包括其好的和坏的效应。

为了做好技术评估，全面合理利用科学技术，不仅要依靠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和依靠工程技术研究的专家，而且要依靠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管理者以及他们的通力合作。

(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国际合作

全球性问题的产生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造成的，这些问题的缓解和治理，还得靠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难题是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的，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都会发生。认为生态环境的公害在根本上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这是不确切、片面的观点。然而，如果认为生态环境问题与资产阶级私利无关，也不符合事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只顾一时利益而损害环境质量者，这不仅是指某些个人只会从私利出发乱砍滥伐，捕杀野生动物，而且还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会更多地考虑降低成本，较少主动地对防治污染负责。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都要解决生态失调和环境恶化问题，不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求得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运用科学技术。

当然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尤其是要保证全球性的生态质量和环境治理，只靠一个国家是不行的，必须要加强国际的合作。如莱茵河是欧洲第三大河，流经瑞士、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国家，流域范围内还包括奥地利、卢森堡、意大利、列支敦士登和比利时等9个国家，流域面积为185万平方公里。20世纪50年代，随着大面积的沿流域洪泛平原被开发和利用，水环境问题(水质恶化、洪水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欧盟9国形成了一套丰富而又实用的政府间合作流域治理模式。如在国家层面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力和制度约束力的“伯尔尼公约”、一系列流域水环境管理协议;在签约国家协调一致，各国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下，共同采取行动，减少工业污水、农用杀虫剂、船舶所排放的有害物质等对河流的污染;造纸厂采用氧取代氯作为漂白剂的技术等，对莱茵河的环境改善和流域管理起到了巨大作用。^[14]莱茵河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解决跨国(省)之间大河流域水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结束语

技术悲观主义主要以罗马俱乐部为核心，对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持悲观态度的一种社会思潮，容易使人对未来缺乏信心，产生恐惧和消极影响，然而其合理性和建设性的一面也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能源危机开始淡化，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抑制，高技术的采用使局部地区的环境得到了改善。于是，一些学者认为《增长的极限》中引以立论依据的“指数增长”现象没有普遍意义，即使按米都斯观点实现“零的增长”也不能减少资源的消耗和污染。另一方面，当前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们意识到高技术并不必然地带来高能耗，更何况“低消费”、“零增长”在世界范围里是难以真正实施的。增长极限的观点在东方和西方都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了平衡，正处于潜在的深刻矛盾中”^[15]。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科研成果和力量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人类真正成为自然的主宰。在短短3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改天换地，“要高山低头，令河水让路”，可谓为所欲为，这是何等辉煌与豪迈的气势!然而，事情并不是像人类想象的那样万般如意，在辉煌和豪迈背后是失落与无奈，在发展与繁荣背后是灾难与困境。工业文明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也造成了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使人类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历史经验证明，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果不违背环境的功能和特点，遵循客观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那么人类就受益于自然界，人口、经济、社会和环境就会协调发展;相反，则环境质量恶化，生态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枯竭，人类必然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6]

(作者简介:霍雅琴，女，1972年生，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注释】

[1]赵建军:《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东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邓文伟:《论技术悲观主义》，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9页。

[3]高辉清:《效率与代际公平:循环经济学分析与政策选择》，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4]高辉清:《效率与代际公平:循环经济学分析与政策选择》，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5]曹新元等:《中国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地质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6]吴海峰:《千名科学家研究报告:全球2/3自然资源面临枯竭》，http://finance.stockstar.com/ZH2005033101167600.shtmlwww.stockstar.com，2005-3-31。

[7]《WWF报告:热带自然资源枯竭已拉响警钟》，《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0年第10期，第10页。

[8]肖岩冰:《何处觅方舟——图瓦卢，即将沉没的国度》，《世界博览》2005年第3期，第30—33页。

[9]央视(新闻30分):《为“正死去的”威尼斯下葬》，http://news.cctv.com/world/20091115/102583.shtml，2009年11月15日。

[10]张素珍:《人类发展对环境的影响》，《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第66—67页。

[11]郭方:《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及其根本对策》，《水土保持通报》1988年第8卷第3期，第3页。

[12]石蕊:《浅析我国自然资源基本状况》，《科技信息》2010年第7期，第364页。

[13]程延:《资源枯竭敲响人类生存警钟》，《决策探索》2003年第5期，第36页。

[14]姜彤:《莱茵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经验对长江中下游综合治理的启示》，《水资源保护》2002年第3期，第45—50页。

[15]〔美〕巴巴拉·沃德、雷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译，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6年版，第15页。

[1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译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