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人文科学评论：方东美论科学与哲学之辩

方东美论科学与哲学之辩

李　明

摘　要:20世纪初，遭遇科学主义鼓吹的“科学齐物论”，使在中国尚属新兴学科之哲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等问题成为争讼不休的话题，并引发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方东美虽未“参战”，但在科学与哲学之辩的理论框架下，通过批判科学主义的僭妄与危害、澄清关于科学与哲学的惑见和辩证二者之同异以及考论史上诸哲学道路和形态之优劣，指明人类哲学的未来走向与正途。这不仅是一个哲学家复兴、重建哲学的尝试，也是一位现代大儒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慧命的努力。

关键词:方东美现代新儒家哲学科学科学主义

对20世纪初的中国人士来讲，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尚属一门新兴学术形态，所以自觉而明确的哲学观就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哲学方式从事理论创建、哲学史研究、中西比较和古今传续等学术活动的逻辑前提。这在“科玄论战”、“东西方文化论争”和“古今之辩”等大讨论所凸显的哲学与科学、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等焦点问题中尤为鲜明。现代新儒家重镇方东美就是在关于这些问题的反思与阐论中提出并扬厉一种人文主义的哲学观。20多年来，学界虽然对方东美的学术思想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但对此问题却鲜有论及。故而笔者拟在方东美所展开的中西比照、科玄之辩的语境下对其哲学观予以疏论，以期资鉴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与重建。

一、科学与哲学

20世纪初，作为中国人希图借以解决整体性“中国危机”^[1]的灵丹妙药，“科学”及其所统率的一系列西方现代性价值迅速占据了中国后经学时代“天道”陨落而长期缺位的文化价值系统之“王座”，甚至在中国的科学主义狂潮中吹响了“科学至上”的号角。在学术思想领域，“科学就是哲学”、“科学方法万能”等论调充塞人心。针对科学主义者在“形而上学的终结”之类的叫嚣中质疑和消解哲学等人文学科之独立性与合法性，以及抹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慧命的挑战与弊害，“玄学派”则在肯定科学的成就与伟大功绩的前提下，对“科学一层论”表示强烈的拒斥，掀起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

方东美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他深知科玄之辩问题所关涉的范围异常沉冥广泛。他数十年精研覃思就是致力于对科学主义的分析批判以及对科学与哲学的甄别分疏，并证成哲学的学科独立性及其在人类文化系统中独异的内在价值。

(一)科学主义的僭妄与危害

方东美在科学和科学主义的辩证关联中，既赞扬科学的功效，又揭示了科学的封畛和缺陷，并深刻批判了科学主义的僭妄及其弊端。他首先从两方面盛赞科学“耀目的精彩”、“伟大的功绩”和“辉煌的效用”:“一是科学本身所流照的色泽;二是科学在曼妙的人生里所映射的回光。”^[2]其自身的“精彩”主要有三点:其一，科学家信守自然界的秩序，从缤纷的物变、繁赜的事实里抽出几种简约的原则以说明其系统的关系;其二，近代科学家虽好为隐括之论，但绝无拘虚蹈空之弊;其三，科学的精蕴不在其结果而在其方法，由严密的方法会产生出新颖的结果。

关于科学对人生的功绩和效用问题，方东美反对那些褊狭无端的观念，即科学研究不能帮助人们养成任何对宇宙人生具有普泛意义的态度。他认为，科学思想是人类生命欲的表现，科学研究不能远离人类精神上的要求，也不得抛弃曼妙的人生而不加眷顾。事实上，科学已对人生带来两种“丰功伟烈”:一是帮助人类征服自然，增加物质享受;二是抒发人类生活的情趣，使人们领悟宇宙人生的玄机。就是说，科学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样法和文化内容、拓展人们的智力活动的同时，更把人类从听天由命的迷梦中惊醒到戡天役物、利用厚生的意境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情趣。科学就是世界形态的改造者和人生价值的护持者。在此，方东美一再盛赞科学精神的伟大在于能使人冲破一切樊篱，战胜一切阻力。

进而，方东美历数和论析科学主义的僭妄及其危害。他认为，科学和科学主义有着内在联系。科学的价值有其特定的封域，它的方法也有明确的限度，但其实际效用却往往超乎科学家的预想和自觉。人为地对其任意推扩而失其本位，甚至借以扭曲并阻碍其他文化活动的发展，就必然滋生科学的僭越而出现“科学齐物论”式的科学主义。方东美指出，近代科学思想的精彩尽在“唯物论的假设”与“抽象的数学方法”。最初这种假设是为求得方法的简约和研究的便利，但等它在物质科学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它的威权便开始忘乎所以地扩张并发生傲岸凌人的僭妄，最终演化为科学主义的狂妄和专横，从而给西方其他学科领域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系统带来深切的危机，对人的生命存在与生活世界也造成不幸的贻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物质科学的僭越对生物科学的戕贼。在方东美看来，物质科学与生物科学本来就理境不同、目的殊异。前者的要义在于根据机械原理摭取抽象的数量和必然的因果以说明物象流变的原委;而后者的主旨则依凭新颖的假设、体认具体的性质和补充“偏向的数量”以启示生命的历程。我们知道，生命的现象既然不能完全化为数量的关系，便自不能用物质科学的定律拘束生命的活态。二者虽不必然背道而驰、刺谬不合，但毕竟取境不同而理趣各别。然而，近代生物学却明显被物质主义所笼罩、统辖。具体表现为:“①生物科学漫把生命活动化为物理、化学的现象。然后根据数量的方法，细加研习，以阐明其必然的脉络，整秩的条贯;②生命活动必须约成物理、化学的现象，我们乃能离却生命的繁象，超然以求生命基础的简理;③因果系统要而不繁，它在物质现象里是如此，在生命现象里亦是如此。”^[3]物质科学力求符合某种简律，遂长于数学分析方法，但以这种分析的眼光硬将丰富的生命内容化约成数量齐等的方式，则必然导致戕害或吞没生命的恶果。

其次，物质科学在心理科学领域的僭妄。当物质主义与抽象的数学分析法侵入心理学领域，则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科学的心理学”。方东美批判这种心理学“往往以残削的戮人为对象，以抽象的分析法为方法，其研究之所得，不过是些凿空蹈虚的名言系统耳”^[4]。以这种物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之心理的科学家以为，人类心性的构造和有意识的生存活动都可以听受科学的解剖，并恪循机械原则和抽象分析法被任意分割成心理的“质素”、心理的功用和心理的“集聚”。然而，毕竟人生是整全的，人性也是活跃而丰富的。科学的心理学却不顾这种事实而不求了解人类心性，一味遵从物质科学的假设与方法，不仅把自然界看成一个单纯的、数量整齐、因果严肃的机械系统，而且也确信活跃的人性也有机械的结构。这就是近代“机械主义心理学”的要义。这种心理学视人为机器，心理生活如同物质现象而受机械定律的约束和数量方法的支配。这样，生物科学与心理科学只能充当“物质齐物论”的一个章节而失去其独立性和发展的机会。

再次，“科学主义”给人类整个文化系统带来危难。要最有二:其一，科学语言的独白造成文化世界的一元化、平面化。方东美肯认“科学”固然是人类知识的宝藏，并创获了宝贵的成就，但更拒斥科学家随意越位，以狂妄的态度把其他生命现象、精神现象和价值现象都等同于物质现象，从而背离科学精神。相应被物质化的学科只能算作“科学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科学。他指出，这种狂妄的“科学主义”企图统辖人类文化各个层面，特别在语言方面，科学家把物质科学的语言当做一切科学语言的模范，后期的科学家必须先把这一语言学会之后才可踏入科学的领域，结果，“生物倒到物理科学上去，变成它的附属品;心理科学也倒到那里去，变作第三度的附属品;以后再有所谓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都倒到那里去了，变成第四度的附属品”^[5]。表面上各种科学都统摄在物质科学之下而一律运用“科学的语言”，但实质上却必然出现种种误用，所讲的各种科学也早已遗弃了真正的科学精神而漫谈“科学主义”了。久而久之，人们在宇宙人生中只承认时空数量物质的存在，却抹杀了人类心理属性的重要，进而艺术才情所欣赏之美、道德品格所珍重之善、哲学宗教所蕲向之真，以及其他人文价值都失其根据而流为主观幻想。这是文化发展上一种极大的危机。

其二，科学主义彰显数量物力而抹杀价值与生命情趣，致使文化世界情理失衡。由于物质科学宣称价值中立，科学主义就将这一“旨令”贯彻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先是“马上要求道德的中立，第二层则要求美学的中立，第三层有要求宗教的中立”。^[6]其恶果是，不仅道德、美感、宗教等价值一概不要而导致宗教和哲学的死亡，连讲伦理学也成了玩弄伦理名词的游戏，而真正的精神和价值却沮丧殆尽。在这种价值、美感和信仰被统统漂白、洗汰了的文化王国里，人类的生命欲无以表达，人生情趣无以抒发，只有僵滞、冷冰的物理数量。既然在“情理集团”的宇宙人生中，科学抹杀或贬斥了道德、艺术、哲学和宗教，终使得情理之间轻重失平而出现“理彰而情乖”，那么“思想之破绽立显，文化之危机必至”^[7]。

最后，科学主义造成人的疏离与精神危机。具体有以下诸端:

第一，由科学主义推扬的科学方法一元论使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反而因科学精进而日降。方东美颂扬科学对人类的功绩，可是，一旦把说明客观理境系统的假设和方法普泛化以说明人生情趣和价值，则反倒贬损了人类的尊严和地位。近代物质科学常以“初性次性分别说”为假设简约便利地说明物质世界，“科学家研究自然物象，摭取基性，遗弃次性，可谓直截了当”，但以此方法将真实人生里的初性次性和合聚融成一体而绝无差异时，“只可惜他已忍把娇憨的人生抛弃了”^[8]。毕竟，人非数理研究的对象，其行为也万难受物理方法支配。人类现实生活乃是声色、苦乐、情爱、愿望、意志等等诸要素的集团，不能被视为“次性”而遗弃。另外，科学主义又过度推崇主客二分原则，使真实的世界离任独立，而渺小、孱弱的人类却无足够的身价踏入真理的王国。所以方东美批评由此所致的人与自然的疏离，“所有这些困境乃根源自西方思想隐含的一种假定——将人与自然劈成对立的两橛”^[9]。

第二，机械主义心理学导致人与人的疏离。科学主义统辖心理科学的直接遗患就是产生了机械主义心理学。这种心理学看似服从物质科学的最好模范，然而，“心理科学的精神与物质科学的精神实际背道而驰。后者无条件地尊重客观性，而前者因受感觉主义之约束，转倾向偏私的主观性”^[10]。方东美指出，假使作为主观心理活动的感觉是人类经验的唯一来源，那么，近代心理学的感觉主义从认识论上足以摧毁唯物论的信仰，致使知识境域里只有感觉是真确无误的。另一方面，机械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类心性一律平等，这便是承认每个个体所取法者只有自己而非别人，因为别人的才质不必然地就高出我一等，便不值得取法。结果在社会生活中把人们都引入个人主义、唯我主义以及为我主义或利己主义。这样的个人都是万事万物的“检式”，其利益与兴趣至高无上，为满足自我而摧残他人也在所不惜。人人如此以致人际疏离而互相隔防。

第三，价值中立论使人们孤立于虚空、幻象的世界。方东美揭示:“根据近代科学的理论，宇宙的一切秘密都展开在数量的世界里，然后各种科学，由数学起，到物理科学、化学、生物、心理学、社会学，一层一层地在做一种工作，这种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宣告价值中立。”^[11]这种价值中立论抹杀了科学世界的美，因为美是主观的、幻想的;也消解了善，因为善是人类行为所表现的主观动机;至于真理，也不过是人类在知识论上的一种要求。换言之，人类所谓的真善美诸价值均无客观性、普遍性和确定性而变成缺乏真实性的主观虚构，进而生活在机械的、数理的宇宙中的人只不过是一种了无价值和意义的平面存在，被剔除一切价值而彻底漂白之后的宇宙也成了一个非真、非美、非善的苍白世界。那些曾经通过道德、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生命情趣的符号“而表达的生命欲，及其所创造、追求的真、善、美都成为这个世界中的幻象。所有在生命与心灵的世界层次，以及在艺术、道德、与宗教的文化层次中卓然成家的人，苟非娴于物理化语言，势必都哑口无言了。至于神，原是这些人精神生命期盼的对象，也都将化为绝对的非实体了。……这是造成人的疏离最好的办法!”^[12]如此一来，与自然疏离使人没有尊严和地位;与他人疏离使人没有信任和安全;与世界疏离使人没有真、善、美的祈望和追求，人类被科学主义推向孤立、空虚、没有意义和方向的精神荒漠。

(二)科学与哲学之辩的惑见

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使人们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种种惑见。因此，方东美引鉴西方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大量事实以剖解科学与哲学对争的根源，并力图打破关于二者关系的惑见以消解人为的对峙。

方东美首先指出，哲学在人类历史上曾经享有无比的荣耀与尊严。在知识分工的需要尚未显著的17世纪以前，哲学简直就是统摄人类一切知识系统的宗主。近代所谓物质科学、生物科学、心理科学、社会及文化科学等学科鲜有能轶出其范围之外者，特别是古希腊伟大庄严的哲学系统，“志在旁搜宇宙之意蕴，摘扶至理，发抒名言，悬为正鹄，向导人生，可贵哉哲学”^[13]!即使有人指摘科学家的褊狭武断或讪笑文艺家的晦涩浅薄，却独对爱智的哲人嘉许备至。到中世纪，随着西洋文化日渐颓废，哲学高潮也渐次衰落，但哲学这门学科仍旧“席具曩日余威，为百学之冠”^[14]。

然而自文艺复兴以来，哲学的地位一落千丈。“知识系统渐次分化，百学竟出，直至现在，一般人科学万能之梦犹酣，哲学之威势，渺然不可复见。于是向之以哲学称誉人者，今且引为揶揄之词矣。”^[15]人们已经把哲学看做空虚的诡辩或繁琐的谵语，尤其从实证科学的立场以观哲学的研究对象，可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能闻，搏之不得体，穷之不可致诘，用之不切人生”，借此形成的哲学思想也是淡而无味、惨而无神、空言无据。何以会发生这种情形而致使现代科学家如此藐视哲学呢?方东美认为大致源于以下几种谬见:①科学是具体的，哲学是抽象的;②科学是进步的，哲学是板滞的;③科学是批评的，哲学是武断的;④科学是实利的，哲学是不切人生的。^[16]

细加审察之后，方东美发现其中隐含着一种假设:科学与哲学是两件绝对不同的东西。所以科学家遂将思想系统中的优点都据为己有，漫把所有弱点统统归之于哲学。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有史以来科学与哲学的分野并非这般决然明晰，而是科学里有哲学，哲学中亦有科学。方东美结合西方文化发展史的大量史实对上述四种谬见相应给予驳斥和解析。^[17]

第一，科学是具体的，而哲学却并非全是抽象的。他承认实证科学的进展总是以具体感性为依据进行观察、分类、计算和验证，但又不尽然。作为各种科学之王的数学就立足于绝对的抽象而超脱知觉实相，且富有哲学意味。物理、化学中的许多概念也往往是极端抽象的结果。自方法论而言，抽象是科学技术的实质。至于哲学，却并非绝对抽象。哲学追求知识的起源、效力和范围以及审问人生的价值、意义、自由和人权的享受等活动恰恰是具体而切实的工作。

第二，科学的进步是由冲突中挣扎出来的，而哲学也不是循环不已的私见。方东美直言，无人否认科学经历着持续不断的进步，但若以迂远性、争议性和不确定性来指摘哲学并作为其不能进步的象征的话，那么科学也不能避免这些特性。他拈举物质科学、生物科学、心理科学以及数学等领域的种种争议与冲突，说明争论是任何学科都不能免除的现象，并指出所谓的“科学万能”和科学家所自诩的“立论持平”均是不可靠的。至于那些从表面现象断定哲学循环辗转而不脱巢穴的惑见则源于如下误解:一是误将推论前的信仰与推论后的信仰混同;二是无人前后信仰的内容与真确性是一致的。他还通过对朴素唯实论和唯实新论的比较以打破上述惑见。

第三，科学或失之武断;哲学常重视批评。方东美指出，科学理论的背后常有一种潜伏的假定，而其根据与意义如何却往往未及论析;但哲学家则对科学的假定和结果常常持以批评的态度，并因此使哲学在人类文化史上持续引起科学思想的革命。

第四，无论科学还是哲学，凡是真确的知识都有实践性。方东美认为，任何知识系统的产生都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源于生命动力的推进、民族精神的表现、时代潮流的激荡和原有文化的暗示，所以世间绝无不切人生的知识。科学家不该把科学的实利性绝对化，在谈及科学对人类的利益时，也应认清其负面效应和弊端，否则，不恰当的使用只会成为少数人敛财的工具和帝国主义掠夺残杀的凶器。此外，若仅以物质层面看待人生，而坚持哲学不能给人带来物质享受的话，那也只是一种偏见和短识，因为这种人没有认识到人生除了物质享受还有精神幸福，而哲学问题关切的重心便集中于对人类精神工作之意义的探讨、文化创作之价值的评判。若切近人生而论，科学象征人生的离心力，而哲学则代表人生的向心力。

(三)科学与哲学的区别

方东美反对将科学与哲学的差分绝对化，将其割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而相互对峙。但他在强调科学与哲学之内在联系的同时，也并未将二者混为一谈，而是从多维度、多层次的甄别与疏解中彰显二者各自的特性。

1.两种活动主体的气质、性情相异

由从事科学和哲学活动的主体的气质、性情来看，“科学家的眼光是锐利而冷静的，哲学家的心情是强烈而温存的。因为从事科学者要执简理以御繁事，而治哲学者，情理世界才是最珍贵的宝物”^[18]。

2.按照西方的现代学术分类，两种活动的学科属性和宗旨相歧

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借助逻辑实证的方法归纳、总括事实而竭力以赴地证成普遍原理的知识系统。这种活动总是注重现实性、确定性，即侧重“知之现实”而忽视“知之可能”，所以“科学的建立，总要以事实为前提，其余各级都是分别依据逻辑关系所产生的结论”^[19];而哲学则是“总摄种种现实与可能境界之情与理，而穷期元，搜其真，尽其妙”，终究要凝结成智慧。简言之，科学侧重知识，哲学则开启智慧。

3.两种活动的志趣相左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科学活动往往致力于实事构造的研究而保持所谓的价值中立，甚至抹杀价值评价问题;哲学活动则旨在确立宇宙人生的价值圭臬并进行价值有无、大小的估定和价值层次的划分。方东美认同尼采对科学与哲学的评骘:“纯粹的科学触发知识的冲动，依据抽象法追求逻辑的严整，义例的单纯，不计较功实效，往往超人生以立论。而热情的哲学感受生命的机趣，运用直观法透视经验的繁衍、意义的孳乳，其势不得不估量知识的效果，横论生命的径向，以树立价值的标准。”^[20]

4.两种活动的方法或方式相别

科学家以逻辑实证的方式创获知识体系，而哲学家则通过“体验”和“观照”而造作高妙的思想体系。“天才横溢的哲学家，胆大识高，情深理富，往往可以激扬精神，体验人生到极深的深度，观照宇宙到极高的高度，故能想常人所不敢想的问题而造作玄之又玄的思想体系。”^[21]既然逻辑实证与“体验”、“观照”一类的直觉不同，且不可相互取代、抹杀对方，那么，科学活动也不能代替文学、艺术、诗歌、道德、宗教等活动，尤其是玄妙幽深的哲学活动，正如后者也不可取代前者。这里强调直觉在哲学活动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哲学完全是非理性的活动，相反，方东美非常重视情理兼备、平衡的哲学意境。他说:“哲学的意境内有胜情，无情者正与哲学法门之外，哲学意境中含至理，违理者都与哲学法门之前。两俱不入。”^[22]

5.两种活动的态度和思维形式不同

科学与哲学都是人通过思维运作而展开的脑力活动，科学家以肯定的态度将其思维直接指向感性材料或代表事实的符号、概念以论证直接现实性的知识;哲学则以批判的态度和反思的思维形式对已有的常识、知识和科学活动本身进行刨根究底的追问、怀疑和审察以推出妙理和高见。所以，人们常常看到“科学家直接针对宇宙各境界中的各种现象，运用正确方法创获知识系统，而哲学家则要追踪科学家，依‘打破沙锅问(纹)到底’的方式，探索科学真理之根源究竟何在，其效果又若何，从而促进更为博大精深的理论出现”^[23]。

6.两种活动的理论建构模式和发展的轨迹各不相类

科学活动所建立的理论系统是一种“直接型系统”，其活动过程也是依据现代形式逻辑采取直线型的推证而展开，所以科学思想不论如何抽象，若要落实求证，终需反诸经验而以现实为基础，并且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也是直线型的;而哲学活动所建立的思想系统则可能是一种“曲线型系统”，其活动过程和理论的运转表现为“大圈套小圈的连环套式”，“以现代逻辑的标准衡量，后者逃不了循环论证谬误，但其价值又往往不能如此轻率地一笔勾销的。更何况，科学和逻辑本身并非全无破绽，在根本理论上也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24]。由此看来，科学与哲学也不应该互相贬斥乃至相互替代。

7.两种活动的视阈、对象和职能相去

方东美指出:“科学恪遵知识范围，往往定住一境而不敢逾越，所以它的知识是局部的，而哲学则玄览宇宙的大全，需经历各个分殊的境界而后综临适合于各个境界的局部知识以求其会通，所以是全体的指示。”^[25]就是说，二者在活动的范围或视阈上有大小、部分与整体、特殊与普遍之别。我们知道，具体的科学活动总是因其特定研究对象而有专门的领域，其任务只在于把握该领域或专业范围内的确定知识与结论，而哲学虽然在各个学科分化过程中失去原来“百科之总”的崇高地位与“知识的王国”，成了人类文化史上的“李尔王”，从而看似没有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但事实上，作为人类的反思性思维活动和智慧，哲学要对人类所有的活动予以审视、评价、会通并汲取、总括其成果已形成赅遍各门学科领域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以卓见、妙理、胜境的形式升华、内化为人类的大智慧。从宇宙视野来看，具体科学以宇宙的局部范围或层次和特定运动形式为考察对象或活动领域以形成特殊规律与知识门类;而哲学则以宇宙全部为其观照的对象或范围，以揭示宇宙人生的最普遍规律和最深刻的本质为己任。

8.两种活动的致思趋向相反

“科学以外倾态度向自然界即物穷理，故颇客观，而哲学接受科学客观知识后，又回转头来，在人类心性上追求科学所由产生之理性作用的根源，故是反省的自觉的指示。”^[26]在从事科学活动时，人总是面向自然界及其具体物事以探究事理，从而表现出一心外求、务必客观的外向型致思趋向。而哲学活动则要求人在了解科学知识成果之后，要反诸人的本心本性，从人的心性所蕴涵的生命存在的内在价值和宇宙原理出发，对已有的科学活动及其成果的发生根源、功效进行理性的反思、追问和情感的体验、衡定，并给予价值上的综合考量与评价。因此，哲学表现为人自觉地向内反求本心本性、会物归己而不物化的内向型致思趋向。这也是新儒家分解科学与哲学之辩的基本观念，正如熊十力在论究“智慧之辩”时也采取这一理路。

9.两种活动所形成的宇宙观亦大相径庭

人们通过科学活动及其成果容易形成“平面的宇宙观”，而从事哲学活动则有助于人们建构起“叠层的宇宙观”。二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有极大的差别。方东美辨析:“科学家把宇宙各境的秘密一齐展布在逻辑的平面上，一有百有，此存彼存，采取价值中立态度。哲学家则认为宇宙是叠层的构造，对其划分不同的境界之后，还需鉴别各层价值高下，以求上达至于最高的价值理想。”^[27]其实，从人类所经历的现代化教训来看，理论上的这种分辨落实在现实生活中则影响深远。依照科学知识及其活动的原理、方法，人们只能被一种逻辑化、数理化、缺乏价值或价值单一化的平面宇宙观所决定，从而往往会走向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甚至价值虚无主义的思想观念，进而以之指导社会生活与人生道路则导致生活世界的人文价值失落、生命形态畸形的现象;而遵循哲学智慧以及哲学活动的原则以观宇宙和人生，则使人们透过一种人文的、价值多元的、“含情契理”的“叠层宇宙观”看到包罗万象、价值无限的立体宇宙，人生也因为人是这种饱含价值的宇宙大生命的实现者和参与者而成为一个积健为雄、不断创造价值与意义的神圣历程。

纵然，方东美在很多论著中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给予详密的疏解、论析，甚至不免在价值上也流露出轩轾之分，但从其思想的一贯性与基本理趣而言，他认为二者的区分是相对的，有着具体条件性的。从整个宇宙人生来讲，二者都不可或缺而不能任意抹杀任一方，否则，人类文化就不能健康发展，宇宙生命精神也将残缺不全，甚至停滞不前而直至灭绝。所以他从宇宙观的高度强调:“宇宙人生乃是一种和谐圆融的情理集团，分割不得。科学不能违情以言理，犹之哲学不能灭理以陈情。科哲合作，理情交得，然后人类思想与文化乃臻上乘，否则理彰而情乖，或情胜而理屈，都觉轻重失平。二者失其一，则思想之破绽立显，文化之危机必至，人类活泼泼的生命精神势将支离灭裂枯索萎绝了。”^[28]由此看来，科学、哲学、心理、艺术、宗教、道德等人类文化活动都是生命情趣的符号，都是人类生命欲的表现，要使它们走上发展的正途，只有取消彼此的对争而互相融洽合作。

二、哲学的使命与正途

从其思想体系的一贯旨趣来看，方东美对科玄之辩的阐论不只是一个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一般性关注与反思，更是体现了一代大儒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上对哲学这一人类精神活动之命运及其发展道路和走向问题的忧思。当然，这也是“科玄论战”向中国哲学界提出的紧迫问题。从世界文化史或人类文化传播逻辑的视阈来看，19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科玄论战”在根源上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界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之争在中国现代思想界的激荡、回响和本土化“繁衍”^[29]。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要担负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而且要关注人类生命存在及其精神活动的状况和趋势。学贯中西的方东美自然感受到这一时代气息，并以批判科学主义为契机，衡论科学与哲学的辩证关系，最终要以人文主义哲学观指明人类哲学的使命和正途。

(一)哲学的使命

面对科学主义给人类文化和精神带来的种种贻害和危机，方东美坚信哲学能复苏并发挥其原有的功用。他呼吁人们重视哲学、发展哲学，从而使哲学智慧能够在宇宙人生中担负起应有的光荣使命以挽救人类文化于重重危境。当然，其前提是要人们消除疑虑而满怀信心，他说:“哲学之在今世，尚犹有前途否?并世学人颇多疑惑。吾尝遐想过去，觉哲学实为民族文化生活之中枢，现前种种纵有抛弃智慧，削弱哲学势用之倾向，终亦不能灭绝人类智种，阻碍伟大新颖哲学思想之重光，然则吾又何难居前世之已验，测未来之可能。”^[30]

方东美非常重视哲学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使命或作用。通览人类哲学史上的种种哲学形态，“它(哲学)常带有浓烈的意味，要不就是痛快淋漓地宣畅无穷机趣，要不就是深沉敏锐地宣泄无端悲痛，后者对人心深处纵非致命伤，也必挑起无限惆怅，这对人类精神自是一种威胁利器，然而，哲学仍然另有和平中正的意义，足以激发人类的原创力，积健为雄，促使人类气概飞扬，创进不已，所以哲学对人类更有一种抚慰作用，足以安身立命，斡运大化，进而生生不息”^[31]。此外，哲学对一个民族及其整个文化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其影响布濩弥漫，普及于全民族，决定整个文化之理论结构”^[32]。因此，民族的强盛与衰败、文化的发达与凋敝、国民的蒙昧与聪睿等等都不是历史长河中的偶发现象，也并非毫无因果关联;而是被该民族哲学的发展状况所决定。他讲:“民族之气运有盛衰，哲学之潮流有涨落，盛衰涨落均非依稀恍惚，出于偶然。当其盛且涨也，人人服膺哲学之胜情至理。当其衰且落也，人人堕入无明之迷途。坐是之故，民族生活可划分为哲学鼎盛期与哲学衰败期。复兴民族生命，必自引发哲学智慧始，哲学家不幸生于衰世，其精神必须高瞻远瞩，超越时代以拯救时代之隳堕。”^[33]在此，我们无意于批判这种哲学决定论历史观的是非对错，只是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哲学家对其事业的崇尚服膺之情怀以及弘毅任道的人类历史使命感。

方东美自觉到自己就“不幸生于衰世”，并倡导当代哲人挽救人类文化危机。面对近代狂妄的科学主义不仅将西方文化世界的艺术、宗教、道德和哲学等人文活动及其价值漂白、剥落殆尽以致人生情趣日渐窒息，甚至连科学的理论性也尽丧而只剩下科学技术的“利用价值”或商业价值，从而招致西方人的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危机重重，而且在中国给本已“身处病患”的中华民族文化慧命造成更大危害，方东美大声呼吁当代哲人以挽救人类文化危机为己任:“吾人寄迹世宙，体时序之创化，感慧心之振奋，……是则指点前程，触发新机，光大哲理，助益文化，事属分内，责无旁贷也已。”^[34]他主张全世界的人再回头觉悟:“要觉悟到在文化形成，尤其是文化价值的形成里面，主要的决定因素，乃是哲学智慧。”^[35]并引举人类文化史上希腊文化、希伯来宗教、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等四大文明的发展事实以证明其论断。进而指出，现代人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时应当从哲学上回顾，注重拣择那些对这个迷惑的现代世界真正可以产生作用的哲学智慧，并批评和剔除那些颓废的思想或历史陈迹。更重要者，现代人要根据对已往哲学智慧的感受来发觉其中内在的智慧种子，然后才能“对世界上面种种的疑难，种种的危机，以及生命上面种种的痛苦，都能拿哲学的智慧来打开一个光明之路，去仔细推敲许多问题，寻出许多解决的方法”^[36]。

(二)哲学发展之正途

哲学要真正发挥其使命和功用，自身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发展途径。方东美通过比观和阐发中西印文化智慧，辨析科学、宗教与哲学等活动的特质与优劣，就是为了探究并揭橥人类哲学发展的正途。

方东美将研究哲学的途径概括为三条:其一，“宗教的途径”，即透过信仰启示而达到哲学;其二，“科学的途径”，即透过知识能力而达到哲学;其三，“人文的或人本主义的途径”，即透过生命创进而达到哲学。

他深受雅斯贝尔斯的《哲学的永恒境界》的启发，分析了前两种途径的内在困难。他认为，如果遵循宗教的途径，哲学则深为关切信仰启示而极具排他性，从而沦为附属神学的观念系统，否则便会丧失信仰而走上虚无主义。由这种哲学指导的生存世界将会分为两橛，使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相互对峙而不能融通，而现实世界“不论它是大化流行的领域，或历史变迁的场合，或尽性力行的园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降宠，便根本是有罪的”^[37]。奉此哲学生活的人也只能设法逃避玷污的现世，寄希望于另一个完美的他世。这就使哲学积健为雄的精神在虚无主义的晦暗中萎缩致死。至于科学的道路，从近代哲学的命运来看，深受欧洲科学主义影响而必须符合科学原理，其世界观便只能是一套批判性的知识论，否则会被视为虚幻的表象。正如罗素所言:“我们必须抛弃指望，不要希望哲学能对人心提供满足，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堕落的尘世中，澄清一些观念，帮助我们了解世上的一般情景，并对复杂的事务从事逻辑性的分析，如此而已……”^[38]这种已经丧失了内在意义的哲学顶多只能被科学化而成为一个形式的存在，徒有虚名罢了。总之，哲学若沿着宗教的途径去导引人生，虽然也能发人深省，却因神学一味护教而贬抑现世的人类价值把人导向避世主义、虚无主义;若沿循科学的途径去探求真理固然令人向往，却被科学化了的哲学必然深具排他性而只能处理一些干枯冰冷的事相，反把人生活泼的机趣剥落尽净。可见，这两条道路都潜藏着危险，“哲学一旦成为神学的婢女，作为护教之用，或成为科学的附庸，不谈价值问题，则其昏念虚妄必会戕害理性的伟大作用，而无法形成雄健的思想体系”^[39]。最终，哲学只有被宣告退位或自己枯裂灭绝。(www.chuimin.cn)

在方东美看来，这三种途径绝不是等值或选项，而是必须悉心鉴别以见出轩轾而取其优者。他本人“选择了困难最少的人文主义途径”^[40]，因为人文主义才是哲学思想中唯一可以积健为雄的途径。经过考论，方东美发现这正是几千年来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思想所走过的路，所以中国哲学至今仍是“不折不扣的哲学”。相比而言，这种人文主义哲学至少具备这些优点:

第一，人是宇宙间各种活动的创造者及参与者，享有崇高的尊严。相对前两类哲学把完整的人恶性二分而使人性常存裂痕，并植入宗教的罪孽或科学的虚无，人文主义哲学则肯定人类承天地之中以立而为万物之灵，其生命气象顶天立地，足以与宇宙浩然同流、参赞化育。“人的生命时时渗透于宇宙的秘奥中而显露它神奇的力量。”^[41]这种生生不已、不可遮挡的宇宙创造力不仅创造了人，而且赋予人神性和理性。所以，人本身完满自足并能通过“知心、知性”而“知天”的道路与天道相通、同宇宙生命精神交汇，从而参赞天地之化育。这样的人只要完全融入宇宙的创造力而与天道同行、“浃化流衍”，人自性中的神性和理性就不会失落，人也就不会失落，并能进驻“天人合一”境界。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的这种思想相当深赡、完备。在中国哲学家看来，人生于生气浑浩流衍、畅然不滞、大化流行的自然中，并投身于一体俱化的浩流而成为宇宙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部分。在宇宙中，普遍生命挟同至善纯美而周行不殆，并旁通统贯于每个人;个人亦能尽心成性积极创造，将生命力流溢、扩充于宇宙，从而与大化流衍的宇宙精神协和一致，达到精神气象与天地上下同流，与大道至善相互辉映。要之，“他的创造活动源自同情仁爱，因此其人文教化足以产生理性秩序，而其根据理性秩序所产生的义行，更能彰显公义原则;所以他的精神穆穆雍雍，足以迸发智慧火花，终将成为一位圣贤，充分实现他生命的神圣性。这是何等壮美的存在!”^[42]

第二，整个宇宙遵循着广大和谐之道。如果说前两类哲学滥用“恶性二分法”把世上许多事物都置于水火不容的两极对立而使宇宙宛如一个战场的话，那么，以中国哲学为典型代表的人文主义哲学则视宇宙为充量和谐的交响乐。其中，仁人之爱可以包容一切。人人善体广大和谐之道、竭力发挥潜能以充分实现自我和天赋生命，并对一切事物友善相待，对一切他人给予扶助敬爱，可谓成物成人之美，又谓“仁民、爱物”之善;同时，作为历史的主人，激发其原创力在文化活动中创造、完成德业，从而在文化理想的光照之下将原始生命转化为人文生命，并以此不断求新确保生命创化不至于偏差。这正是东方智慧探索宇宙、观照人生价值意义的密钥，也必将是人文主义哲学发展之道，“这种广大和谐普遍放光，正是人人均应追求之道，如此，天与人和谐，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均调，处处都以体仁继善、集义生善为枢纽，然后天地之间，才能怡然有序，一切万物也才能盎然滋生”^[43]。

第三，价值是现实世界的真相，也是人生的内容和意义。宗教把价值理想和崇高的尊严悬挂在彼岸世界，却将罪孽和幻想抛给现实尘世;科学严守“价值中立”原则，将真、善、美等价值涤除殆尽，使人们的生活世界变成冰冷、机械的平面理境。二者都把人生导向虚无、苍白的废墟。人文主义哲学则勾绘了一个生机盎然的价值世界。在这情理交融的宇宙集团中，生命富有情趣，人生洋溢着真善美。显然，方东美有其独特的哲学观，即哲学思想是意境的写真，“情理为哲学名言系统中的原始意象”^[44]，抒情彰理是哲学的宗旨。易言之，哲学有境的认识，也有情的蕴发，缺一则难入哲学之门。如下所示^[45]:

哲学思想——意境之写真

境的认识——时空上事理之了解

情的蕴发——事理上价值之估定

这种人文主义哲学既要在境的认识中对事理有冷静、系统的了解，又要识得情蕴并咀嚼无穷的价值意味以从事价值的估定、评判。这里所谓“情的蕴发”并非经验中的一般情绪或冲动的激情，而是发自生命精神的美化、善化、价值化的态度。方东美强调只有境的认识会偏于理的分析而视宇宙为冷酷的机构，“结果人生的热望都涣然冰释，顿起意态消沉的悲感了。我们如欲穷求宇宙的意蕴，充实人生的内容，须知人性是活跃的、创造的，不为现实所拘，处处要找着一种美的善的价值世界，为精神之寄托所”^[46]。既然价值化的必要性是人生情趣的内在要求，也是人生意义之所在，那么，哲学更需追求价值的情趣，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都应将现实世界提升到理想的价值世界。如怀特海所言:“若以诗意解释我们的具体经验，便知价值、有价值的、自身的、内在的意味，对于任何实事实相之解释都是不能遗漏的。价值一词所指者便是事情内在的真相。价值的因素简直充满了诗的宇宙观。”^[47]概言之，沿着人文主义途径，坚持以人为本、以价值为中心，遵循充量和谐之道，哲学才可以摆脱在宗教和科学面前的附庸地位，从而独立发展其本身内在的、积健为雄的精神。

余言

在上述诸问题的阐论中，我们再次深切地感受到浸身于科学主义和反传统主义激流的方东美对东方智慧，特别是中国哲学智慧情有独钟，并在看似平等的中西文化比较中得出轩轾有别的价值评判。在他眼里，虽然希腊“契理文化”的“实质和谐”与欧洲“尚能文化”的“凌空系统”都是人类智慧的宝藏，但是中国“妙性文化”的“充量和谐”才是人类哲学史上真正高度的智慧，而中国哲学才是“纯正的哲学系统”，甚至人类哲学的正途和未来走向就是完成了“契理文化”和“尚能文化”之“它助”以后的中国哲学尤其是原始儒家哲学的道路。如此才能成就广大和谐、关注人生、本体论与价值论合一的哲学系统，即真正的人学或价值哲学。方东美也正是沿此路向创构了包括生命、价值、文化、历史、人生诸论阈的“新哲学体系”。这不仅是一个哲学家复兴、重建哲学的尝试，也是一位现代大儒自觉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慧命的努力。

(作者简介:李明，男，1970年生，历史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注释】

[1]从广义的文化体系来讲，当时中国人所面临的危机包括了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精神等一切方面和层次，从而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整体性的。

[2]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3—110页。

[3]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17页。

[4]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34页。

[5]方东美:《方东美讲演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36页。

[6]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64页。

[7]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5页。

[8]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24页。

[9]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2页。

[10]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84页。

[11]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206页。

[12]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54页。

[13]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页。

[14]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3页。

[15]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页。

[16]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5页。

[17]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5—10页。

[18]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4—15页。

[19]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86页。

[20]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95页。

[21]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40页。

[22]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38页。

[23]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21页。

[24]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48页。

[25]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26页。

[26]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32页。

[27]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18—220页。

[28]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自序》，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页。

[29]这里用“本土化‘繁衍’”一词，旨在表明上世纪发生在中国的“科玄论战”虽然与西方近代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对争有着深刻的联系，但并非其在中国的简单复制或直线性延续，而是反映着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30]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56页。

[31]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81页。

[32]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46页。

[33]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47页。

[34]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57页。

[35]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98页。

[36]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98页。

[37]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82页。

[38]〔英〕罗素:《哲学中之科学方法》，王星拱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7—18页。

[39]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85页。

[40]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37页。

[41]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71页。

[42]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96页。

[43]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9页。

[44]方东美:《生生之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38页。

[45]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7页。

[46]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6页。

[47]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