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人性论的解读与辨析

2024-11-0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从管理视阈对中西人性论的解读与辨析方立峰摘要:西方古典人性观的理性法则及二元论和基督宗教的超理性法则及二元论对现代管理人性论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传统人性论本质上就是社会组织管理的人性理论。肉体服从的是欲望法则，欲望背离理性就会造成邪恶。理性即理念，最高的理念是“善”。他对柏拉图的人性论做了批评和修正。

从管理视阈对中西人性论的解读与辨析

方立峰

摘　要:西方古典人性观的理性法则及二元论和基督宗教的超理性法则及二元论对现代管理人性论有着重大的影响。现代管理人性论是对西方传统人性论的继承、发展和变种。中国传统人性论本质上就是社会组织管理的人性理论。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科学地指出了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只有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是管理实践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人性　理性　超理性　管理　哲学

“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德尔雯神庙的铭文。这里的“自己”指的就是“人”，可以说，人对自身的认识，是人一切认识活动的核心。的确，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人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人类思想史可以说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一部认识史。在管理实践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管理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人的问题，而解决“人”的问题，就必须解决“人性”问题，“人性”问题的解决是“人”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说，解决“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谜”^[1]离不开解决“人性”这个“阿基米德点”^[2]。在东西方管理思想史上，尤其在西方管理发展历程中，对“人性”范畴的界定始终是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

一、西方人性观历史渊源的追溯与解析

我们先来看古希腊的人性观。其实，对“人”的关注在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那里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赫拉克利特就认为不先研究人的秘密而想洞察自然的秘密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对赫拉克利特来说，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他的全部哲学:‘我已经寻找过我自己。’”^[3]在自然哲学之后，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使哲学外向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内向对人的研究。而其弟子柏拉图及其弟子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则开启了对人性的研究，并且形成了西方古典的人性理论。

柏拉图认为灵魂和肉体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在他看来，人不是灵魂和肉体的复合，而利用肉体达到一定目的之灵魂。也就是说他把人的本性归结为灵魂，而灵魂的最高原则是“理性”，是“理性”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理性支配着灵魂，灵魂统摄着肉体，而理性是不朽的，所以灵魂也是不朽的。肉体服从的是欲望法则，欲望背离理性就会造成邪恶。理性即理念，最高的理念是“善”。所以，人的心灵是“善”的，而肉体则是恶的。这是典型的身心二元论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紧随柏拉图其后，他指出人类活动的独特性是理智活动，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思想，却不能所心所欲地感觉，可见心灵是理性的能力而非感性的能力，而德性又是与理性相适应的自然禀赋，那么人性中就自然含有潜在的“善”。但亚里士多德并非全然就是一个“性善论”者，正如他的著名格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对柏拉图的人性论做了批评和修正。他认为潜在的并未就是现实的，潜在的恰恰是现实所缺乏的，潜在是一种形式，“缺乏也是一种形式，即事物应该有，但尚未有的形式”^[4]。“从潜在到现实的转化也就是缺乏的形式转变为实际具有的形式。”^[5]那么就是说人性中含有潜在的“善”正是现实中人性所缺乏的，但潜在的到现实的并不是必然的，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也就是说含有潜在“善”的人可能永远成不了善人甚至有可能成为恶人。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在人性问题上也是一个二元论者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人性观所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但从人的理性能力和独特性去理解人却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也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理性、是心灵、是精神。在柏氏身心两分的“二元论”中，理念之不朽是精神之不朽的证明;在亚氏隐含不露的二元论里，“灵魂是生命的现实性原则”^[6]，而与灵魂无涉的心灵才是不朽的。但是这两种二元论却导致了一个共同的人性论结果，那就是善之心灵，恶之身体，即心灵是根本的善，身体等同于恶。灵魂和肉体的分离，精神和身体的切割，开启了经验与超验二分法的先河，这正是西方智慧之所在。

基督教的人性论是建立在超理性的基督信仰之上，超理性意味着“非理性”和“非非理性”。理性之上是超理性，理性之下是非理性，非理性为理性所能认识，而超理性是理性所不能认识的。对于基督宗教而言不是你理解才去信仰，而是你信仰了就能理解;不是你明白了才去信仰，而是你信仰了就会明白。任何企图用理性法则来阐释宗教便会立刻陷入一种危险的混乱。因为，在基督宗教的信仰中，上帝是超验的存在，人是经验的存在，人所企图证明上帝存在与否的方法都是经验的方法，用经验的方法证明超验存在的方法论首先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人性论超理性法则和古希腊人性论的理性法则恰好相反。

从《圣经》旧约里我们可以获知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唯一创造者，而且是“无中生有”，他是全真、全善、全美、全能、全知，是绝对自由毫无限制的，而且是永恒的，他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也就是说人是“上帝的形象”。既然如此，我们就得出了结论:上帝是全善、全能、全知的统一体，人是上帝造的，那么人理所当然也就是善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全善的上帝造出了会造恶的人。“恶”从何而来?如果说恶是上帝所创造，那么上帝就不是全善的;如果上帝造不出全善的人，那么上帝就不是全能的;如果上帝不知道人会作恶而创造，那么上帝就不是全知的。现实存在的矛盾显然对上帝的存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托马斯对此的解释是正因为上帝是全善和绝对自由的，所以上帝不可能创造一个只能去行善而不作恶的人，果真如此，那么这个人就等于被设定了，人将因此而失去自由。简而言之，上帝创造了一个自由的人，让他自己自由地选择行善还是作恶。而且仅仅当自由人可以选择作恶而不去做时方显出为人的尊严。那么就是说上帝允许人既是善的又是恶的。我们已知人性中善的根源在上帝那里，那么恶的根源是否在上帝那里呢?奥古斯丁的回答是:否。奥古斯丁认为，在伊甸园里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受到了蛊惑而背叛了上帝，他们的堕落是一种原罪，是世世代代遗传的罪过，人的本性也为原罪所败坏。也就是说现人类已丧失了上帝所赋予的择善避恶的自由意志，或者说人类的原罪“是对他的自由的误用”，“由此而带来自由的毁灭”^[7]，如果我们的分析成立，那么结果就是人类的原罪是精神而非肉体的。可以肯定地说基督教的人性论如同古希腊的人性论也是二元论，所不同的是在古希腊的人性论中人的心灵是善的，身体是恶的;基督教人性论恰恰相反，在这里，人的心灵是恶的而非身体，尽管人对上帝的反叛精神上已破坏了其与肉体的和谐。

现代管理人性论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管理思想家和管理实践者面对着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提出管理的新思想、新角度、新观点和新手段。但是无论何种管理方法一旦真正涉及人，管理的复杂性就开始了。似乎使人在研究中成为一个确定的因素，才能使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获取某种程度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于是，人性假设便成为管理学研究的一个前提和基础。思想家们在借鉴西方古典人性理论和基督教人性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提出了一系列管理人性理论。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完全是一种性恶论。“经济人”在思想上都是自私自利，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动物”;“经济人”在生活实践上都是为达到个人目的而合乎逻辑思考和采取行动的“群氓”。“经济人”不但心灵是“恶”的，而且肉体也是“恶”的。这明显受到了古希腊人性论“恶之身体”和基督教人性论“恶之心灵”的影响。梅奥的“社会人”理论指出人作为社会的成员，不仅有物质需求，更主要的还有社会需求和情感需求，在生产效率的实现上，情感的因素甚至远大于经济的因素。“社会人”理论在承认人的肉体之恶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的心灵之善，这明显是西方古典人性论遗传，是柏拉图人性观的翻版。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人”认为人的不同需求导致了人有不同的属性。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体现人的自然属性;社交需求体现人的社会属性;情感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体现人的精神属性。“自我实现的人”看到了人的复杂性，不再言明人性善恶，与传统的二元论人性观似乎渐行渐远，但马斯洛从动机—行为理论出发得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却仍然属于古典人性观的理性法则。沙音的“复杂人”理论则是对前三种人性观的综合。“复杂人”有着复杂的动机，“复杂人”有着多种的需求，而且多种需求可能同时交织在一起，并随着时间的迁移而迁移，随着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停地流变之中，人性亦善亦恶，非善非恶，这便是“复杂人”理论隐而不露的人性观。这是古典人性观和基督教人性观合而为一的变种。“文化人”的管理人性理论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色彩。“文化人”理论探讨的内容是人类活动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的行为是主动还是被动，是可以自己自由支配还是被外在控制。古希腊的人性观是从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理性能力来理解人和定位人，基督教的人性观是从上帝的观点来理解人和定位人，但二者有一共同点就是“都以人的自我超越能力来衡量人类的精神尺度”^[8]。“文化人”理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使人在管理活动中恢复到主体的位置。

二、中国传统人性论的历史追溯与解读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儒家文化以孔子为开端。牟宗三讲:“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对象’(nature or exe tarnal object)，这是领导线索。”^[9]孔子所重视正是“生命”和“德行”。孔子的眼睛只向内看，不向外看甚至反感向外看。子路问鬼神之事，“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0]”问生死之事，“曰:‘未知生，焉知死。’^[11]”我们可以感觉到孔子对子路问题的回答语气很是生硬，他对人身外之事一概回避。由于他老人家的态度，使中国文化在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内倾性和泛道德性。孔子在人性观上并未表明态度，他是否考虑人的善恶，我们不得而知，他只说“性相近也”^[12]，但他对自己不明白的事却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不言而喻的。也许孔子意识到人性问题的复杂性，但对自己还没有搞清楚弄明白的问题往往是“存而不论”。即使如此，他却使中国人性观一开始便有别于西方的人性假设，具有很强的道德性。我们可以把儒家人性论称为“道德人”理论。

“道德人”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孟子，他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论。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就是人本身所拥有的“善性”，而且“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3]，就是说这种善不是外加的，而是内在的。他认为人的善性隐藏在“四心”之中，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进一步把“四心”发展成为“四德”，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4]“四德”即“仁、义、礼、智”，而这就是人的“良知”、“良能”。所谓“良知”就是人不思虑而有的知识;所谓“良能”就是不学习就具有的能力。“良知”、“良能”是与生俱来的，是天赋的“善性”。这是“善”一元论人性观。

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只要摒除外在物欲的蒙蔽，使原来的良知觉醒，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就能管好自己，进而管好家族并整治国家。“道德人”的目标就是“内圣外无”、“修齐治平”。某种程度上，“道德人”理论就是为实现管理系统的目标而提出的。

相对于“性善论”的人性观是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的“性恶论”。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15]“性者，本始材朴也。”^[16]可以看出“荀子把人性看做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17]。这是对告子“生之谓性”思想的继承，而“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无分于东西也”^[18]，其实也就是说人的生理本能和物质情欲是价值中立的，无所谓善或不善，也无所谓恶与不恶。但是和告子不同的是荀子认为当这种自然的欲望和社会道德礼仪冲突时，给社会和别人造成伤害时，那么恶就出现了。因此，人性是恶而非善。韩非对荀况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他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矣。长行徇上，数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19]他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就是恶，人的生理机能使人人“挟自为心”为自己精打细算、趋利避害。荀况和韩非相对孟子的善的一元论人性观，则是“恶”的一元论人性观。就此而言，严刑峻法是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必要手段。

自孟、荀之后，汉儒和明儒们开始对对立的性善论和性恶论进行折中调和。董仲舒指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20]“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21]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的，人的性和情来自天的阴和阳。他把人性合为“性”和“情”两部分，性属于天之阳，情属于天之阴，阳为善而阴为恶。他指出:“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22]意思是说人性中有善的元素，也有恶的元素。这样，他就从天有阴阳二气来论证人性的二重性。这是典型的二元论人性观。

朱熹继承并总结了张载和二程的人性论学说，他认为人性分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人类所共有的，是“理”，而“理”是世界的来源，是绝对的“善”;而“气质之性”是阴阳二气交感的结果，是从构成人肉体的元素“气”而来，而“气”有清浊，是以人有善恶，而恶出则“气质之性”，而“天地之性”则是纯善。据于此，新儒家认为培养理想人格的基本途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即通过教化和自身修养使至善的“天地之性”得以恢复。这种人性观也是对孟荀二人思想的折中调和。抛弃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的“气质之性”中恶的部分。

至明清，王夫之和颜元又提出了“习与性成”的观点。简单地讲就是习惯决定人性，良好的习惯则人有良好的道德本性，坏的习惯则人有坏的本性，习惯发生变化，人性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人性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培养美好的德性，唯有“学而时习之”。

三、人性与人的本质

我们说过解决“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谜”离不开解决“人性”这个“阿基米德点”。那么什么是人性?简单地说，凡是人身上所具有的特性或属性，都可以叫做人性。那么，人性是不是人的本质呢?我们说，不是。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存在物都有本质的规定性，而每一存在物的本质都是通其属性来表现，并由诸属性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属性所决定。由此可知，人的本质是人的属性中起着支配作用的那种属性。在进入管理学研究之前，我们首先在哲学范畴内对人性和人的本质进行界定。

(一)对人的本质的界定

“世界上的一切存在，可以分为生命的存在与非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存在，可以分为人的生命的存在与其他生物的生命存在。”^[23]首先，人类的存在与其他生物相类同，是一种自然的生命存在;其次，人还有一个与其他生物根本不同的存在——自为生命存在。作为自然的生命存在，人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是被给予的，作为自为的生命存在，却是在自我发展中选择的，是后天形成的。就此而言，存在主义认为其他生物的本质先于存在，而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这是人与动物所根本不同的。与其他生物相类比，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存在。人存在的复杂性决定了人具有多种属性。首先，人具有自然属性;其次，人具有社会属性;再次，人还具有精神属性，精神属性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人性分为两个方面: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人的二重属性中哪一个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属性，也就决定着人的本质是什么。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性论大都着眼于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它往往把人某一方面的共性特征抽象化、绝对化，并以此来探讨人的主体行为的选择性和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关系，诸如:中国的孟子、荀子，西方的柏拉图、黑格尔等。但这些研究大都是停留在人的“类本质”，而未深入到人的社会本质。

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对人的本质问题做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二是人与人的区别。

劳动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自然生命，“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4]。这是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人的存在。马克思又说:“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生产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和自觉的活动。”^[25]这里讲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就指劳动，人能够创造并使用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以获取自己所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因此，劳动就是人与动物区别的“类本质”。

在人与人相区比的层次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26]这也就是说社会性是起着支配和决定作用的属性，“社会”是人的存在形式。换种形式说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从这段话里我们认识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与生俱来就固有的，也不是通过静态的，共时性的比较和归纳所抽象出来的永恒不变的共同性，现实的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那么，要对现实的人的人性认识，就应该深入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我们知道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不同的人所承担的社会关系不同，即使相同的历史时代和相同的社会制度但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不同也导致了其承担的社会关系不同，所以，马克思才特别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要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把握各种社会关系。尤其还要认识到社会关系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人的本质在不断变化。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都是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其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在阶级属性上。无论是从奴隶主到资本家，还是从奴隶到农民到无产者，随着其阶级属性的变化，其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也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人的本质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表现出历史性、具体性、差别性和变化性。马克思主义对人性问题作了科学的说明，正确指出了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社会属性得以存在的物质前提，离开了人的自然属性，其社会属性也不可能存在;而人的社会属性又制约着人的自然属性，从而使人的自然属性成为社会化的自然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互依存，彼此不能割离，离开自然属性则把人上升为神，离开了社会属性，则把人还原为动物。所以，社会化的自然属性才是人的属性。

马克思之外的各种人性理论，虽然也都指出了人身上的某种属性，并认为它就人的本质属性，而且往往以一种属性去否定另一种属性或者用一种属性去消融另一种属性，这就难免出现片面的观点和诸多缺陷。在诸多的管理人性理论中，无论是斯密的“经济人”、梅奥的“社会人”抑或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人”、沙音的“复杂人”还是卡西尔和大内的“文化人”以及孟轲的“道德人”都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他们的主要缺陷正如有些学者的概括:“第一，否认人的存在现实性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使人成为脱离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孤立的人;第二，否认现实的人所具有的物质和精神、自然与社会、理性与非理性、思想与行为的统一和完善的人性内涵，使人成为仅有某种单一本质的存在物;第三，否认现实的人所具有的后天经验和向未来的超验因素，把一种先验的(遗传)、前定的形而上学本质规定为是人的确定本性，并形成人性公理成为某种思想和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出发点;第四，否认现实的人既受社会环境制约又有自我创造力人性的内涵，把人绝对化为或者是思辨中的精神的、抽象的实体，或者是感性直观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27]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社会生成的基础，也是人生成的基础。因此在管理活动中我们必须从实践出发才能全面理解和把握人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马克思对人性的科学规定，才对我们的经济管理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立场。

(二)“全面发展的人”是管理实践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他指出所谓人性就是人在自己创造的社会中即社会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属性。也就是说，人在创造社会的同时也创造了人自己，而社会实质是人的本质属性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的对象化。因而，我们说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也就有什么样的人，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是管理实践的终极目标。

我们已经获知，人在自己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了社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是一致的。社会关系是丰富的、复杂的，并且人在社会实践中还在不断地创造着越来越丰富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反过来又制约人、塑造人。人在多方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多方面的社会规定性，成为越来越具有全面性的人。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的全面性。”^[28]也就是说具有全面性的社会关系使人的发展也具有全面性。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阶段，根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历史阶段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是在原始社会关系下形成的。这个阶段人并未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在一定的意义上人并未脱离动物界。人与人之间除了生理差别之外，几乎完全处在自然等同状态。人直接依附于不同的社会共同体，社会联系也仅限于共同体内部，个人没有独立性。“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29]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个阶段是阶级社会中形成的。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先后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而这三次大分工最终导致了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这“三大分离”使人们摆脱了对特定社会共同体的直接依附，而具有了个体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形成了包括物质交换关系在内的普遍而全面的社会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是以异己的物的关系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也就是说物成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人的发展不得不屈从这种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压制，这就形成了“异化”现象。在阶级社会里，异化主要表现在物的异化、劳动异化、类本质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异化的结果使劳动产品(物)成为劳动者的统治者，使劳动成为劳动者的统治者，使人成为人的统治者。在这种异化关系下，不仅劳动者处于异化状态，资本家也处于异化状态，因为他要受商品和货币的支配，他的命运取决于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在这种历史状态下，人不可能全面充分地发展。但是“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0]，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31]阶段。在这个阶段正如《共产党宣言》上所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也就是说，人的发展是自由的发展，是建立在个体高度自由自觉的基础上的发展，而不是强迫的发展。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力量支配和控制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人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人们将在自觉、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地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www.chuimin.cn)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表明人的发展不是经历了如费尔巴哈所言的:“人—(异化)—非人—(扬弃、复归)—人”的先验图式，而是经历了与社会关系变化发展密不可分的三个阶段。人只有创造出丰富的、全面的社会关系并将这种关系置于自己自觉的控制之下，人对自己的本质才能全面占有，并最终使人的发展具有全面性。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及人的本质的论述清楚指明了“全面发展的人”是人发展的终极目标。同样，在管理实践活动中，全面发展的人也是管理的终极目标。在现阶段社会，由于存在着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使人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使人只能从事某一项职业或专业，使人只能孤立片面地发挥某一项才能，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对立现象，这种对立是整个社会不平等的表现，也是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因此，在社会组织管理实践中，我们应以人为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组织及和谐人。

(作者简介:方立峰，1971年生，男，陕西西安人，哲学硕士，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管理哲学。)

【注释】

[1]古希腊传说中一个人面狮身的怪兽用来难人的谜语，如果人回答不上就会被吃掉。谜语是“什么动物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晚上用三只脚走路?”俄狄浦斯猜中谜底是“人”。斯芬克斯只好自杀身亡。

[2]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这是力学中的阿基米德点。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

[3]〔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4]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5]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6]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

[7]〔美〕R·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上)，成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8]〔美〕R·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上)，成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9]牟宗三:《中西哲学会通之十四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10]《论语·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