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践：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

三、中国实践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意义

前文所述中国在发展实践中追求经济与环保“双赢”的努力及其成效，似乎在三个方面可以支持生态现代化理论：首先，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现代社会体系确实呈现了自我调整和自主改革的趋势，出现了包括技术、组织、制度、价值等层面的系列变化。其次，在发展的特定阶段，坚持“现代化”的方向和内涵，倡导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是必要的。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简单地反对现代化、工业化，抵制经济增长，是不切实际的，而完全忽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则明显是有害的、不可持续的。最后，在实践上做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促进二者实现“双赢”是有一定可能的。但是，中国的发展实践非常复杂，并非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完美”案例。实际上，基于中国的发展实践，我们有理由对该理论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质疑和批评。

第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代化”取向是否需要予以批评性完善？该理论在回应各种反工业化、反现代化，甚至是反生产力的观点中提出，鲜明地主张要继续推进现代化，认为现代性自身具有应对环境危机的能力，由此奠定了其鲜明的理论特色。但是，已经有学者批评该理论对现代性的客观风险缺乏应有的评估与反思，特别是带有挥之不去的技术乐观主义气息。^[32]那些促发生态现代化的新技术本身并不是环境中性的，毕竟，核能当初也被认为是清洁技术，后来人们才意识到它的巨大环境风险。事实上，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所带来的并不都是福音，对于一些国家、地区和人民而言，甚至是灾难。由此，我们应当谨慎看待该理论对现代化的乐观主义内核，就如对中国发展实践中所出现的“双赢”趋向保持谨慎一样。这里，核心是要具有建设性的反思精神。也许，对现代性和现代化予以更为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坚持科学发展，持续推进文明转型，才是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

在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还需要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代化”内涵有着清醒的认识。该理论所言“现代化”明显地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关注的是欧洲版的“现代化”要素，包括价值观、科学技术、生产与消费、政治与治理，以及各种规模的市场，等等。它所强调的是现代化的西方道路（更准确地说是欧洲道路）。它依据欧洲经验设定了一些分析性范畴，例如技术、市场、国家、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等，用以分析生态现代化进程。^[33]事实上这些分析性范畴在运用于欧洲以外的社会研究时，就演变成了规范性指标，成为判定生态现代化方向和程度的重要尺度：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状况如果越是接近这种尺度就被认为越是生态现代化了，比如说更多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与环境管理的民主进程。很明显，这样很容易忽视（甚至排斥）现代化的多样化内涵和实现路径。就此而言，在描述中国实践时，我们宁愿使用相对来说更为中性一些的“发展”概念。即使我们使用“现代化”的概念，也不表明我们完全认同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内涵。

第二，如果勉强使用“生态现代化”这个词汇，那么它在何种分析层次上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涉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单位问题。在经验研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诸如一群人、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生态现代化”取向和实践。但是，是否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整体性的“生态现代化”结论？我们认为需要小心对待。例如，中国的实践表明，在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时，可以观察到某种与生态现代化“相一致”的趋势和成效。但是，当深入分析中国实践的过程时，我们却发现了比较明显的转移效应，以至于在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生态现代化”与“非生态现代化”同时并存，乃至相互依存的现象。进一步而言，源自西欧少数发达国家实践的“生态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具有全球范围的科学性，是否代表着全球“现代化”的单向趋势？笔者对此提出质疑。舒恩菲在对东南亚地区的纸浆与造纸业的案例研究中指出：发达国家实现符合生态现代化标准的“生产的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 of production）过程，实际上是得到东南亚地区纸浆与造纸生产中的“超物质化”（supermaterialisation）的帮助。^[34]中国污染的地区转换与整体环境质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与此类似。因此，要确立“生态现代化”概念的科学性，准确地描述生态现代化的未来趋势，就必须采用系统的观点，关注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应该充分认识到：局部的环境改善不一定意味着整体的环境改善，甚至整体的环境改善也不意味着每个局部环境的同时改善。在一个全球化深入推进，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由此也更加紧密地依存于全球环境的时代，我们只能从全球整体环境出发来讨论生态现代化问题。^[35]局部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肯定不是孤立存在的，且只有趋势性和表征性意义，也并非必然导致整体的“生态现代化”。

第三，“生态现代化”如果可能，那么是否应该存在多种实现的路径与模式？笔者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前文已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具有将一些分析性范畴用作规范性指标的倾向，易于导致忽视（甚至是无视）实现生态现代化（如果最终可能实现的话）的多种可能路径和模式，特别是其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存有不恰当的看法。

中国近年来环境改革的进展，与政府充分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密切相关。当然，中国政府在推动环境保护时还存在很大局限，这可能对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走向“双赢”产生一定风险。但是，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去中心化、削弱民族国家的作用不能有效推动环境治理。一个反面的教训就是：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能弱化，实际上加剧了环境破坏。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更进一步发挥其促进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同时克服自身局限，那么必将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构成更为实质性的挑战。此外，中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环境改革的，这也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分强调不一致。尽管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针对批评已经稍微调整了理论立场，把资本主义“既不看作是推动严格的、激进的环境改善的一个本质性的先决条件，也不认为它是推动这种改善的关键障碍”^[36]，但生态现代化理论偏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迷恋其自我进化和“负责任”的能力，重视市场第一原则的倾向十分明显。中国实践表明，在追求“生态现代化”的目标时，有可能存在多种路径和模式，应随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观察、分析和总结。

第四，如果“生态现代化”是一个值得推动的社会变革进程，那么在其推进过程中是否应该高度重视促进社会公正？笔者对此问题持积极态度。从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看，社会公正问题确实没有入围。中国实践表明，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应是顺利推进“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不公则会成为“生态现代化”的重要约束。

前文提到，生态现代化理论过分关注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之核心标志的社会体制转型对于促进环境改革的积极作用，例如科学技术、生产与消费、政治与治理，以及各种规模的市场的作用，而对现代性发展的客观后果缺乏全面的必要的反思，包括对于现代性之技术与体制风险面向的认识。其中，以贫富分化为标志的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公，实际上可以看作西方现代性发展的一种后果。这种分化从群体层面、地区层面、国家层面到全球层面都普遍存在，而且长期持续。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化进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公正是环境衰退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也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突出障碍。不能做到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就不可能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更谈不上实现生态取向的“现代化”。中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了地区之间的发展竞争，而全球层面的发展差距也在加剧全球的发展竞争，这类竞争无疑会继续加大环境压力。

进入21世纪，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控制社会分化。本书第七章提到，在“十一五”规划实施期间，大量财政支出投入到三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支出总量接近“十五”时期的3倍，年均增长20%，大大超过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2010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体育方面的支出合计30 404.4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33.8%。^[37]中国政府的努力在增进社会团结，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全社会共同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这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走向双赢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从长期看，促进社会公正必定是有效推动“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中国若在推进“生态现代化”方面，能够给国际社会提供某种经验或启示，那也许不是技术创新、环境法规、政府投资或是市场机制等，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促进社会公正的有效实践。事实上，要在全球层面推动“生态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正视现代性的负面后果，高度重视促进全球社会公正。

第五，从“生态现代化”的未来发展看，其是否是一帆风顺的自然进程，是否必然伴随着生态现代化/非生态现代化的二元分割（或依存）？对照全球各地已经发生的所谓生态现代化取向的实践，笔者认为，生态现代化进程远不是其代表者所宣称的现代社会体制一帆风顺的自我单向演化过程，而生态现代化/非生态现代化的二元分割（或依存）可能才是一种必然的趋向，如果没有其他条件（例如促进社会公正和均衡发展等）出现的话。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决策过程中，环境价值和标准还远没有独立出来，成为引导和制约其他价值和标准的因素。所谓生态现代化，依然是依托或者嵌入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一种特质，受各种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所左右。因此，朝向“生态现代化”的环境改革，总是伴随着种种摩擦、冲突乃至“抗拒”。在中国，大量中小企业和一些行业缺乏迈向“生态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但却关系到很多人的就业和生计。如果强力推动它们转向“生态现代化”，势必激起消极的或积极的社会反弹。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地区走向“生态现代化”之路，往往又是以其他一些发展中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环境破坏为条件或代价的。

因此，在中国简单地推进所谓生态现代化而不设计配套的社会改革，很有可能造成新的“绿与非绿”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将对人群、行业和地区等进行分割，作为其作用的可能结果，整个社会便不是一个同质的“生态现代化”社会，甚至是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社会。

推而广之，若在全球范围内忽视全球公正和均衡发展而强力推进“生态现代化”，同样可能伴随冲突和反抗，并造成新的全球二元分割，从而进一步强化发达国家的既有优势。正像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迄今为止并没有导致全球同质的现代化一样，“生态现代化”进程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也不可能导致全球同质的生态现代化。此外，生态现代化走向“非物质化”的前景许诺也还非常模糊，运用先进技术和提高效率的经济体系，减少了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但是在整体上似乎仍在扩大物质消耗，现代化所面临的物质极限问题依然是徘徊不散的幽灵。

第六，若为进一步发展完善“生态现代化”理论，有无必要扩展“环境”概念？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似乎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体系与其“外部”的物质环境（例如大气、水、固体废物等）之间的关系。但是，现代工业体系已将很多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要素，转化为人类社会体系之中的各种“物质”（例如转基因食品、药品、建筑、室内环境、家庭消费品，等等），“外部”环境已经“内化”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与“外部”环境关系的重要中介，并对人类的生存、生活状态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生态现代化理论似乎应该扩展其“环境”和“环境改革”概念，给予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以及物质化的全过程以应有的关注，从而思考人类社会过度物质化所带来的危机。按照现实中的“生态现代化”趋向，无论怎么改进技术和提高效率，实际的结果依然是消耗更多的环境要素，并不断扩大和加深我们生活世界的物质化程度。如果人类不能改变对于物质化世界的崇拜和追求，人类将继续为物所役，并因此而继续攫取自然环境。所以，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还需全面考虑人类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和价值观，进一步加强生活消费领域的研究，推动符合“生态现代化”取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倡导更加节制的价值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中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自主实践，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而言，既是批评性的，又是建设性的。一方面，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应该说是全球各国的共同愿望。中国在实践中的努力与成效，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张和预期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实践表明，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还存在着诸多局限。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完善该理论，使之更加包容全球多样性的实践，并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那么就需要对该理论的方向和内涵做进一步的反思和重构。在此意义上，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言，全球各国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多样化的实践，可能预示着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正在进入“全球共构”阶段。在此阶段，全球各国学者围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样一个共同话题开展多种多样的经验研究，阐发各自的发现和观点，并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有代表人物平等对话，也许最终有可能促成更加具有全球包容性和指导性的新一代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这样一种新的理论中，不仅“现代化”的取向和内涵将被重新定义，而且其实现的条件、路径、模式、风险和后果等也将被更深入地探讨。

最终，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不能不加反思地移植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简单地将其应用于中国实践的分析和指导，更不能直接将中国实践看成是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应用的产物。如果没有对西方理论的充分反思和自觉，如果不能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鲜活实践进行理论提炼，我们就不可能作出真正的理论创新，而只能沦为知识掮客，甚至会误导中国的实践。

【注释】

[1]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这主要是中央政府自主开展宏观调控的结果，其目的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保证经济平稳增长。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依然是乐观的。

[2]参见《环保业产值“十二五”末将逾2万亿元》，见http://www.caepi.org.cn/industry-news/30539.shtml，2012-06-15。

[3]参见洪大用等：《中国民间环保力量的成长》，1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参见赵喜亮、钟晓红、傅涛：《中美环保产业对比分析研究》，载《中国环保产业》，2012（4）。

[5]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的《2008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截至2008年10月，全国共有环保民间组织3 539家，比2005年增加了771家。其中，由政府发起成立的环保民间组织1 309家，学校环保社团1 382家，草根环保民间组织508家，国际环保组织驻中国机构90家，港澳台地区的环保民间组织约250家。参见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http://www.caepi.org.cn/industry-report/6245.shtml，2008-11-24。

[6]参见张晓：《中国环境政策的总体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3）。

[7]指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8]按照摩尔的观点，“生态现代化理论关注的问题，是生态现代化视角或领域相对于现代社会的三个基本分析视角或领域［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或社会）领域］而言变得越来越独立、‘解放’或有权力的过程”，由此，现代社会开始遵照生态的逻辑，走向新的生态现代化。参见Mol，A.P.J.（1995）The Refinement of Production：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hemical Industry.Utrecht：Jan Van Arkel/International Books，p.64。

[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历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见http://zls.mep.gov.cn/hjtj/qghjtjgb/。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白皮书），见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2/10/20000908/224887.html，2000-09-08。《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见http://www.gov.cn/zwgk/2006-06/05/content_300288.htm，2006-06-05。

[1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0），见http://zls.mep.gov.cn/hjtj/qghjtjgb/，2012-01-18。

[1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事业取得积极进展——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见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nggkf30n/t20081114_402517045.htm，2008-11-14。(www.chuimin.cn)

[1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建设项目中的防治污染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简称“三同时”。

[1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历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见http://zls.mep.gov.cn/hjtj/qghjtjgb/）整理。

[1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表2—1：国内生产总值”和“表3—1：人口数及构成”（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的有关数据计算。

[1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表2—1：国内生产总值”和“表7—2：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的有关数据计算。

[1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见http://jcs.mep.gov.cn/hjzl/zkgb/2010zkgb/。

[1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年环境统计年报》，见http://zls.mep.gov.cn/hjtj/nb/2010tjnb/。

[1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见http://jcs.mep.gov.cn/hjzl/zkgb/2010zkgb/。

[19]邹骥、傅莎、王克：《中国实现碳强度削减目标的成本》，载《环境保护》，2009（24）。

[20]例如，按照可执行的空气质量监测标准，中国政府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得出“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比上年有所提高”的结论；但是，采用更精细的监测包括PM2.5（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在内的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中国环保部则指出全国有三分之二城市未达到空气质量新要求。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见http://jcs.mep.gov.cn/hjzl/zkgb/；《环保部：中国2/3城市达不到空气质量新标准要求》，见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3-02/3713567.shtml。

[2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附录2—13：中国主要指标居世界位次”，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2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表2—14：地区生产总值和指数”和“表3—4：各地区总人口和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有关数据计算。

[2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表12—27：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2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年环境统计年报》，见http://zls.mep.gov.cn/hjtj/nb/2010tjnb/。

[25]参见《三部门联合发布?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见http://www.gov.cn/jrzg/2010-02/10/content_1532174.htm，2010－02－10。

[26]点源污染（point source pollution）一般指具有固定排放口和地点的环境污染。

[27]孙秀艳：《我国60多万个建制村大多数污染治理仍空白：农村污染求“急救”》，载《人民日报》，2012－01－31。

[28]面源污染（non－point sourse pollution）指溶解和固体的污染物从非特定地点，在降水或融雪的冲刷作用下，通过径流过程而汇入受纳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水库和海湾等）并引起有机污染、水体富营养化或有毒有害等其他形式的污染。参见陈吉宁、李广贺、王洪涛：《滇池流域面源污染控制技术研究》，载《中国水利》，2004（9）。

[2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见http://jcs.mep.gov.cn/hjzl/zkgb/。

[3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表2—12：三次产业贡献率”（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有关数据整理。

[31]针对中国政府推动的环境治理之不足，笔者曾经发表过专门文章进行分析。参见洪大用：《试论改进中国环境治理的新方向》，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3）。

[32]参见［加］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第二版，洪大用等译，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3]例如，摩尔和舒恩菲曾经指出生态现代化是指现代工业社会在生态逻辑转型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与体制上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科学技术的作用发生改变，人们更多地考虑到科学技术在环境问题治理和预防中所起的作用；第二，市场动力和经济主体在环境改革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第三，民族国家的作用有所削弱，出现了更加去中心化、更灵活、更加强调共识的环境治理方式，非国家的行动者有更多机会参与环境治理；第四，社会运动的地位、作用与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它们越来越体制化，参与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环境决策；第五，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那种完全忽视环境，或者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从根本上对立起来的做法不再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做法。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应用者们往往无意识地直接采用这五个方面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现代化进程与状况。参见Mol，A.P.J.and Sonnenfeld，D.A.（ed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 ＆Co.Ltd.，pp.7－8。

[34]See Sonnenfeld，D.A.“Contradictions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Pulp and Paper Manufacturing in South－East Asia，”in Mol，A.P.J.and Sonnenfeld，D.A.（ed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 ＆Co.Ltd..

[35]舒恩菲也从类似意义上提到随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将全球纳入其考虑范畴。参见Sonnenfeld，D.A.“Contradictions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Pulp and Paper Manufacturing in South－East Asia，”in Mol，A.P.J.and Sonnenfeld，D.A.（ed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 ＆Co.Ltd..

[36]Mol，A.P.J.and Spaargaren，G.“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Debate：A Review，”in Mol，A.P.J.and Sonnenfeld，D.A.（ed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 ＆Co.Ltd..

[3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表8—6：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支出项目”（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2012－05－27）有关数据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