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现代化：社会建设推动文明转型

四、通过社会建设促进生态文明

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样，制度建设在推进生态文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中共十八大报告对此给予了强调，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要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要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加强制度建设主要是促进两个方面的目标实现：一是促进技术创新，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培育物质力，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状况；二是促进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优化社会结构，培育社会力，大力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社会学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个社会问题，是由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导致的，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失调，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更不是外在于社会的所谓客观问题。由此，高度重视第二个方面的系列制度建设，促进社会自身的调整和改革，着力通过社会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就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这样一种路径既是生态文明建设一般规律的体现，更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要求。在此，笔者择要阐述几点：

一是审视和重建对自然价值的认识。当代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首先是由于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对进步与发展的认识出现偏差。人们借助于技术进步，把自然环境看成是可以予取予夺的对象，而不是人类自身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技术进步可以解决各种资源能源不足以及人类对环境的污染问题。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盲目的自信和自大，导致人类社会面对着日益增高的全面风险。而将进步与发展等同于物质财富的持续增加，则不可避免地扩大人类从自然中的索取、人为改变自然的组分以及向自然界排泄废弃物，从而造成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因此，通过社会建设推进生态文明的首要之意是重建当今时代的价值，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拷问进步和发展的真正内涵，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更加重视家庭、社区、亲友、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互动以及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努力追求人在自然界的诗意栖存，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二是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前文已述，当今世界的一个现实是发展成果的分配严重不均，太少的人占有了太多的发展成果。在国内层面，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以基尼系数衡量，目前普遍认为是在0.48左右。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2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28]快速发展与发展成果分配严重失衡的并存，只会扭曲发展的目的，并制造进一步“发展”的强烈欲望和强大动力，特别是在占有越多的发展成果被认为是越有价值以及越是占有发展成果者越是恃强凌弱的情况下。由此，人类对自然的肆意索取就不可能停止。更重要的是，在社会成员难以共享发展成果的情况下，着眼于长期和整体利益的生态环境保护主张，很难形成整体的共识，甚至可能沦为占有发展成果者限制他人发展的一种工具，由此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摩擦和冲突。因此，为了凝聚环境保护的共识，促进以人为本的发展，必须致力于调整发展成果的分配，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

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建立以政府财政支持和企业缴费为主的、覆盖全体居民的基础社会福利制度，是促进发展成果共享的重要制度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在于满足居民生计、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卫生、意外风险和养老等方面的基本需求，构建有效的社会安全网，防止社会成员因为无力抗拒风险而陷入生存困境，并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注重集体安全，逐步建立健全了现代社会福利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并促进了公民的自由，催生了公民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的从拜物主义极化状态向多元价值的转型，特别是催生了与生态环境保护相亲和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在西方国家内部兴起的重要基础，而这些环境保护运动对于促进西方国家开展国内环境保护工作乃至在全球范围内设置环境保护议程，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促进社会力量的优化，重视组织化的、理性的公众参与。在现代社会运行中，有两种社会力量是系统的、有组织的、非常强大的，这就是政府和市场。政府在动员组织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优势，特别是在搜集信息、制定政策、筹集资源、执行政策等方面。但是政府往往也面临目标冲突和效率低下等问题，甚至在权力过于集中时成为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重要推手。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具有优势，市场机制也可以运用到环境保护中，但是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市场对于提供环境质量这一公共物品的无力之处。在这两种力量之外，组织化的、理性的公众参与是推动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它不仅可以监督、督促政府和市场关注环境保护，而且可以帮助政府把环境保护落到实处，减少政府的监管成本。更重要的是，广泛的公众参与可以形成全社会自觉环保的氛围，这对生态环境保护无疑是有利的。鉴于中国发展现阶段公众参与严重不足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从切实保障公民环境权利、敦促公民履行环保责任这两个方面同时入手，通过更加有效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培育公众参与这一重要民间力量，促进政府、市场和公众力量的优势互补、有效结合。

四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之损益分配的公平性，强化社会建设的公平取向以深化社会团结。在此，笔者认为尤其需要关注四个方面：

首先，优美的环境固然有利于人的健康，抽象地说也是人所共求的，所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似乎应该得到普遍的社会支持。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特定的条件下，比如说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仍然过于强调物质财富的重要性，市场规则过于泛滥，等等，一些人也许就并不在意或者不能在意所谓的优美环境，而是倾向于采取短期行为以获取直接的为生存、生活所必需的“财富”。在此意义上，他们也许并不“赞成”所谓生态文明，甚至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阻力”。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一定要对相关人群的行为予以深入的社会学的分析并提出妥当的有助于改善其生计的产业和制度安排，而不能简单地给他们贴上破坏环境的标签，并简单地禁止他们特定的生产生活行为。如果这样做，那是明显不公平的。实际上，即使简单地禁止，往往也是失效的，甚至引发激烈的冲突和对立，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上妨碍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

其次，应当看到社会成员对于当前生态环境破坏所负的责任实际上是差别化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全球气候变化。前文提到，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发达国家在长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排放的，它们实际上挤占了后来者的排放空间，由此先受益并且是受益较大的。因此，在当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达国家就应该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要求世界各国担负同等责任，显然就是不公平的。类似地，中国国内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有的集团从环境破坏中获益甚至获益较多，有的人群则是受损或受损较大的。所以，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的责任情况，本着谁破坏谁付费、谁受益谁付费、谁开发谁保护的基本原则，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之责任分担的公平性。

再次，应当充分意识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际上必然涉及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涉及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抽象地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有利于所有社会成员的，至少长期来看是如此。但是，从当前看，有些人可能付出的成本更多一些，有些人则受益更多一些。比如说，一些城市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建设了大片的广场、公园，其中就可能涉及不少原居民的搬迁；一些地区被划为生态保护区，就会限制这些地区居民的发展机会和行为选择。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应当加强全方位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应当注意采用社会学的角度，对于建设项目和环境政策的社会影响进行科学评估，并设计合理的生态补偿和利益共享机制，确保相关项目和政策执行的公平性。实际上，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项目和政策得以真正的、持续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最后，应当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赋权，切实避免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成本转移到社会弱势群体身上，使他们遭受社会的与环境的双重不公正待遇。发达国家在其改善自身环境状况、迈向生态文明的道路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不少的污染产业，出口了不少的危险垃圾。与此同时，在其国内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上，也将污染风险更多地转嫁给了弱势社区和居民。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明显，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暴发了“邻避”（NIMBY）运动并激起学术界和政府讨论、解决环境公正问题。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是大势所趋、人心所望。但是，中国国内发展非常不均衡，不同群体的生存需求和环境意识差别还很大，这就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成本在不同区域和人群之间实现转移提供了机会。事实上，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污染下乡、污染西进等现象。如果缺乏完善的制度安排和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由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弱势位置，弱势人群拒绝环境污染、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较弱，往往就容易成为强势人群追求环境质量的牺牲品。而如果这种现象日趋严重，就一定会加剧社会不公正，破坏社会团结，最终也将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进程。

【注释】

[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加入了“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3]所谓“两个转变”，一是指经济体制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的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4]参见刘精明：《贫富差距与社会安全》，载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参见刘精明：《贫富差距与社会安全》，载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此处数据是为了分析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03年到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依次是0.479，0.473，0.485，0.487，0.484，0.491，0.490，0.481，0.477，0.474，0.473，自2008年开始，保持了下降趋势，但依然居于高位。参见新华网2013年1月18日报道《统计局：去年基尼系数为0.474 自08年起逐年回落》，以及人民网2014年1月20日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2013经济基尼系数0.473》。

[7]参见乔健：《2003年：新一轮结构调整下的劳动关系》，载汝信等主编：《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9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近年来，在政府的努力下，拖欠工资的问题有所缓解，但并未根本解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指出问题更加复杂。参见新华网2014年1月23日报道《人社部副部长谈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更加复杂》。实际上，除了拖欠工资之外，更重要的是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低下。

[8]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蓉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www.chuimin.cn)

[9]参见冯仕政：《信任危机与社会安全》，载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4：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12月的调查数据，在调查的7个城市中，社会信任的总体水平依然很不乐观，在“不信任”状态。参见新华网2013年1月12日报道《社科院报告称总体社会信任降到“不信任”水平》。

[10]参见洪大用：《试论科学发展观及其实施限制》，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5）。

[11]事实上，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无论加快还是放缓，都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为了更好地促进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自主调低了经济增速，但是很快就遭受来自国内外的唱衰中国的巨大压力。

[12]参见洪大用：《试论科学发展观及其实施限制》，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5）。

[13]参见《2010年全国财政支出89 874.16亿，民生支出占三分之二》，见http://www.sina.com.cn，2011-08-03。

[1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10228_402705692.htm.2011-02-28）、《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2012-02-22）。

[15]参见《吹响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进军号：写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闭幕之际》，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7/14/c_111954176_3.htm.2010-07-14。

[16]参见《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谈医改：在深水区谋求新突破》，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06/c_13815553.htm.2011-04-06。

[17]参见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2011中国民生发展报告》，18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10228_402705692.htm.2011-02-28）、《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2012-02-22）。

[1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10228_402705692.htm.2011-02-28）。

[20]参见《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见http://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5233.htm，2011-03-15。

[2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见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268766.htm，2006-03-14。

[2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见http://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5838.htm，2011-03-16。

[23]参见《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见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884884.htm，2010-06-12。

[24]参见《国务院关于强化节能工作的决定》，见http://www.gov.cn/zwgk/2006-08/23/content_368136.htm，2006-08-23；《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见http://www.ndrc.gov.cn/xwfb/t20050628_27571.htm，2004-11-25；《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见http://www.xinhuanet.com/zhibo/20070904b/zhibo.htm，2007-09-04；《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见http://www.gov.cn/zwgk/2011-09/07/content_1941731.htm，2011-09-07；《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见http://www.sdpc.gov.cn/xwfb/t20070604_139486.htm，2007-06-04；《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见http://www.gov.cn/jrzg/2011-11/22/content_2000047.htm，2011-11-22。

[25]关于“生态文明”概念最初由谁提出，目前尚存争议。例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4－15）在刊发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的文章《走向生态社会》时，介绍罗伊·莫里森是最早正式提出“生态文明”（Eco Civilization）概念的学者。但是，2012年8月13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又刊发于法稳撰写的《叶谦吉的生态文明建设》一文，指出在1987年6月召开的全国生态农业研讨会上，叶谦吉教授针对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态势，就呼吁要“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周宏春在《中国发展观察》2012年第9期发表《生态文明建设应成为重要任务》一文，进一步指出苏联环境学家在1984年首先采用了生态文明概念。但是，在政府议程中最先提出生态文明并将其作为文明发展的方向而付诸政策实践的，应该是中国政府。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马克思：《资本论》，中文2版，第3卷，928～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8]参见《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专题发布会在京召开》，见http://scfc.people.com.cn/show-1471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