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现代化：引领文明转型

三、生态文明引领科学发展新境界

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面对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中国政府进一步凝练并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25]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之一，指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2012年，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设置专节，阐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笔者认为，生态文明的提出和建设实践，是党和政府反思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而作出的自主的、合理的选择。它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总结了中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着眼于人类未来的可持续福利，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因此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涵，并引领中国发展的新维度、新方向和新境界。

毫无疑问，加强生态建设，改善环境状况，一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但是，我们认为生态文明并不只是生态建设，应当在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意义上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内在地包括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两大方面，其实质是通过社会建设促进生态建设。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2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未来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7]这里明确表明了两层意思：一是必须透过社会关系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只有人类社会自身的改变才能缓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如果把生态文明建设只是理解为缓解环境危机、促进生态恢复，而不是对社会自身加以反思和变革，那就是肤浅的、片面的理解，必然导致舍本逐末、急功近利、事倍功半的行为。

事实上，正如中国政府所指出的，生态文明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的变革，其实质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样一种社会的建设包括了价值、组织、制度和技术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变革，是一项整体性的有规划的社会重建过程。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是对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超越。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关注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否认人类发展的合理性，强调人类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实行零增长。持其极端观点者甚至认为应当在生物链中去掉人类，以维持生态自身的完整性。这样一种观点把人看成是邪恶的，忽视了人的创造性，实际上也就否认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人类创造的文明形态的可能性。人类中心主义则过分关注人类自身的特殊性，关注人类自身需求满足和发展的正当性，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持其极端立场者甚至将自然看作是完全服务于人类的、可以予取予夺的对象化存在，并相信一切照旧的生活是可持续的，人类的特殊性使得人类终将化解生态危机。生态文明建设则是一方面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另一方面也强调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合理性，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正确认识并利用人类社会自身和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和调整人类社会的社会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共生，由此也就在观念上实现了对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超越。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以人为本，实际上强调了发展的目的应当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与以神为本、以物为本相对的。以神为本强调神性高于人性，神权高于人权，强调人对神的崇敬与服从。以物为本则是见物不见人，或者将人异化为物，以是否占有物质财富以及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人们成功与否和价值几何。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在对宗教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倡导中，人的价值得以发现，人性和人权受到重视与强调。但是，那时人的发现只是昙花一现，在接下来不断强化的资本和不断扩张的市场的作用下，“人”逃出了“神”的魔掌，又落入了“物”的陷阱，物的价值遮蔽了人的价值，对物的追逐与崇拜扭曲了人性，甚至湮灭了人的价值，也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发展，常常被简单地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增长，生产越多、消费越多，就被认为越是现代越是进步，就被认为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所谓成功，也被定义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占有越多就越成功，消费越多就越幸福。毫无疑问，由此必然地导致人类对于自然的无限索取和压力，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必然导致对于人之独立、尊严和价值的漠视，最终必将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以及人类社会自身。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是在我国生产力获得相当发展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明确发展的目的，缓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提出的新的文明追求。它是在人的发展史上对简单的以物为本的否定，可以说是对人的再次发现和对人自身价值的再次强调。生态文明并不否定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人类社会合理的发展需求，但是它明确重申发展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内涵提升，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生态文明在保障人类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格的独立、精神世界的丰富、合作共存的意识、对家人的热爱、对社区的归属、对友谊的珍视以及对自然的亲和，由此进一步彰显人性、维护人道、保障人权，从而丰富人的多方面内涵，真正提升人的文明程度。(www.chuimin.cn)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要重视文明对话，并继承和发扬此前各种文明的合理因素。我们认为，简单地将生态文明看作是对以前文明形态的否定和超越，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任何文明都是有其自然基础的，没有自然基础的“文明”不过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实际上不能存在。因此，每一种文明都包含着与自然界交往的价值取向、知识体系、制度安排和生产生活实践。在每种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都会遭遇一定形式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说，原始时代的采集渔猎文明，会碰到采集渔猎对象减少的问题；农业时代的农耕文明会碰到地力下降和耕地不足的问题；工业时代的制造文明会碰到资源不足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但是，由于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每一种文明实际上都发展出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其所遭遇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知识、技术和制度安排，例如迁移、轮牧、休耕和清洁生产，等等。

所以，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要制造文明对立，强调与此前的文明形态彻底决裂。它在充分、彻底地否定此前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之基本取向的同时，实际上应该继承、发扬此前文明中所积累的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各种要素，这些要素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基础。事实上，即使是被批评较多的工业文明，它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基础，促进人权保障，提供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等方面，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不仅如此，工业文明也有各种更加具体的形态，其中发达的工业文明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生态化经验，更是值得汲取。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应是一个不断反思、不断趋近的历史过程。在一定意义上，生态文明建设有方向标，却无时间表，它是一个持续的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进程。这样说主要是基于三点：一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没有一劳永逸的和谐状态。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类型，而由于人类社会自身和自然界内部的运动变化，这种不同类型的关系都有从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新的和谐的过程。即使是工业社会，它在其开始乃至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并没有被意识到与自然之间有着严重的、本体性的对立。在对工业社会扬弃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所能达到的人与自然和谐也只能是相对的。二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反思、不断递进的过程。迄今为止，虽然我们对于自然与社会有了比以前时代多得多的认识，但是相对于未知世界而言，我们所取得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非常肤浅的，我们的认识依然在不断深化之中，所谓大彻大悟尚需时日，甚至其本身就是相对的。三是人类从认识到实践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由于社会自身的复杂性，形成共识本身就是相当艰难的事情，而由共识转化为一致性的持续行动，则更是难上加难，需要顽强的意志和持续不断的努力。

回到当今世界现实，要建成持续性的生态文明，必须有世界各国的高度共识和有效合作。在全球自然和社会联系都达到前所未有之密切程度的当今世界，生态文明注定是一种全球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注定需要全球范围的共同努力。换句话说，仅靠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的努力，是不可能建成持续性的生态文明的。由于自然、社会系统的复杂反馈，甚至任何一个地区游离于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之外，都将对所谓生态文明构成巨大的威胁。

第六，区域性的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有可能的。联系前文第五点，人们可能会觉得生态文明建设前路漫漫、遥遥无期，由此可能滋生两种心态：一是悲观绝望，放弃努力；二是依然故我，坐等便车。这样的心态对于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非常不利的。事实上，文明转型在于行动，从局部开始的实践创新，是示范引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所必需的。

基于以下几点理由，我们可以认为，生态文明在局部地区的率先推动确实是有可能的。首先，各国各地区的资源环境禀赋是有差异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不同；其次，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不同，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不同，生态环境破坏程度也是有差异的；再次，各国各地区的社会发育程度不同，驱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类型和水平也不同；最后，随着全球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各国各地区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也是不同的。以上这些差异为特定国家和地区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机遇和回旋空间。一般而言，在那些资源环境禀赋不好、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变革动力充足并且还有可能实现产业转移和再分工的国家和地区，应该是最有可能率先发起社会变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目前似乎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复合情形的国家，因此，中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政策议程，也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当然，从长远和本质来看，区域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是难以长期持续的，只有全球各国各地区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和更加有效的合作，才可能有生态文明的持续未来。

很明显，基于上述理解的“生态文明”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相比，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第一，生态文明将生态因素融入了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更加突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更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非如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只是将生态因素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外在背景。第二，生态文明着眼于对此前各种文明的反思，强调在汲取文明成果的同时推动文明的整体转型，而非文明的局部调整或者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简单、继续推进。第三，生态文明明显超越了简单的人类中心主义，更为合理地分析和评估了人类在推进文明转型中的作用，不若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依然凸显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第四，生态文明重视促进“发展”，但是更加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要致力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发掘人自身的价值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强调带有浓厚的物质主义气息的西方式“现代化”不一样。“现代化”与“发展”确有交集，但是更有本质的不同。第五，生态文明注重从全球和地方的互动与结合中分析文明转型的进程，既强调全球合作共同努力，又重视区域性、地方性的自主努力，这样一种视野明显比生态现代化理论更为开阔，也更加合理。第六，生态文明更为强调人类在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不断反思和不断调整，而非如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带有明显的线性进化和盲目乐观的印记。第七，生态文明之路明显不是走向西方之路，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局限，走向未来的人类整体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归根结底，生态现代化理论只是西方现代化的一种理论，仍然具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而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关系到人类整体发展的理论，超越了狭隘的西方中心观念。

不过，由于同样致力于回应生态环境危机，基于西方实践提出来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仍然不失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参考，其所强调的一些具体方面仍然不乏借鉴利用的价值。特别是其所追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以及实现此目标的相关技术路径，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定阶段而言，还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