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与行为表现

2024-10-3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7]为了深入分析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行为的影响因素，我们尝试选择一种行为类型，运用简单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年龄、个人上一年总收入、气候变化知识均为连续变量。因此，未来促进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和行为调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公众自身，继续付出巨大努力。

四、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和行为表现

在CGSS2010问卷中，设计有3个问题来测量公众是否愿意为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个人努力。这3个问题分别是：“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缴纳更高的税？”“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降低生活水平？”实际上，这3个问题有支付意愿程度从低到高的上升趋势。

从表6—10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的比例稍微高于不愿意的支付比例，愿意缴纳更多的税和不意愿缴纳的人比例基本持平。但是，当问及是否愿意降低生活水平来保护环境的时候，不太愿意和非常不愿意的比例是42.3%，明显高于愿意降低生活水平的比例。持中间态度，表示“既非愿意也非不愿意”的人群比例，在以上3个议题的回答中基本是一致的。

表6—10　公众应对环境（气候变化）风险的意愿

为了测量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调整情况，CGSS2010问卷中设计有6类公众可能实践的环保、低碳行为。其中，前3类行为增加了一个选项，即“我居住的地方（我）没有这一设施”，其他选项分别是“总是”、“经常”、“有时”、“从不”。参见表6—11。

表6—11　公众自我报告的环保、低碳行为情况

表6—11的数据显示，公众个人的行为实践还是比较有限的。26.9%的人表示从不会特意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34.0%的人表示从不会特意为了环境保护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不过，从历史比较看，公众报告的环保、低碳行为还是有增加的趋势的，这是可喜的一面。例如，与CGSS2003同类数据相比，在垃圾分类投放这一行为方面，2003年的数据中表示从不实践的人的比例是62.9%，而2010年的数据中只占17.4%。^[7]

为了深入分析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行为的影响因素，我们尝试选择一种行为类型，运用简单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我们在模型中选用的因变量是：“您经常会特意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4个选项：1.总是；2.经常；3.有时；4.从不。我们对这4个选项按照行为强度重新进行如下编码：1.从不；2.有时；3.经常；4.总是；另有1.8%的被访者选择“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在模型中作为缺失值处理。

我们选择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居住地、文化程度、年龄、个人上一年总收入、气候变化知识。我们对自变量重新做了如下编码：性别：男为1，女为0；居住地：城市为1，农村为0；文化程度：没有受任何教育为0，小学和私塾赋值为6，初中赋值为9，高中、中专赋值为12，大专赋值为14，本科赋值为16，研究生以上赋值为19。年龄、个人上一年总收入、气候变化知识均为连续变量。对于气候变化知识的测量，我们利用的是问卷中的两个判断：（1）“气候变化是地球大气层中的臭氧层（空洞）引起的”；（2）“我们每次使用煤、油或天然气的时候都在影响着气候变化”。对这两个判断的选项分别有5项：“完全属实”，“可能属实”，“可能不属实”，“完全不属实”和“无法选择”。我们对回答项重新进行编码，对判断正确的编码为1，对判断错误的或者无法选择的编码为0，然后两个判断选项加总，就得到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知识的新变量：0，两题都没有判断正确；1，判断正确一题；2，两题都判断正确。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12。

表6—12　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节能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从模型调整后的决定系数（Adjusted R Square）只有8%来看，说明社会人口和气候变化知识变量只能解释公众行为的8%，这与国外相关研究的结果是接近的，即用社会人口经济变量去解释人们的环境行为，一般来说调整后的决定系数不会超过10%。(www.chuimin.cn)

表6—12数据显示，性别和收入这两个变量都对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节能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它们的P值分别大于0.05，其他变量则都有着极其显著的影响。从标准化系数来看，居住地（城市或农村）变量对节能行为影响最大。两个可能的解释是：第一，目前国家有关宣传和推广的重点主要是在城市；第二，城市居民核心家庭的居住方式比农村居民大家庭混合居住可能更有利于个人从事一些节能行为。同时，气候变化知识也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具有越多的气候变化知识的人，更有可能去从事更多的节能行为。被访者的节能行为还受到其文化程度的正向影响。数据还显示出，年纪大的被访者更有可能去从事节能行为，也许是因为老年人收入减少，并且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物质匮乏时期，从而有更好的习惯。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政府在宣传和普及应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引导全民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着力营造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社会氛围方面，是取得一定成效的，比如说，有明显数据显示公众的环境关心水平以及部分环保行为，与2003年相比，有了很大成长；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后果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国家将气候变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既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过高估计中国政府努力的实际效果。由于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受到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以及公众自身多重需求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实际发生的改变和调整还是很有限的。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气候变化的成因与后果的认识，都还是非常有限的，为了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而作出的行为调整也还是很不足的，而且在一些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非常突出。因此，未来促进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和行为调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公众自身，继续付出巨大努力。

【注释】

[1]参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第六条，见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chin.pdf。

[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见http://www.sdpc.gov.cn/xwfb/t20070604_139486.htm。

[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2年度报告》，见http://qhs.ndrc.gov.cn/zcfg/W020121122588537782766.pdf。

[4]这里，“小学以下”包含了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小学和私塾；“高中”包含了普通高中、职高、技校和中专；“大专”包含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类型；“大学本科以上”包含了全日制、非全日制本科以及研究生。

[5]参见洪大用：《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1）。

[6]See McCright，Aaron M.（2010）“The Effect of Gender on Climate Change Knowledge and Concern in the American Public，”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32）：66－87.

[7]参见洪大用：《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1）。

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与行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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