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社会建设的优势-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

2024-10-3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在笔者看来，以上一些观点确实看到了中国低碳社会建设的一些积极因素，但是，对于破解以上困境，推动低碳社会建设这样一种整体性变革而言，它们实际上都不能构成真正的中国优势。例如，日本政府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低碳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

三、低碳社会建设的中国优势

以上分析了中国低碳社会建设的复杂性，但是这种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启动低碳社会建设进程。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做，也取得了一些效果。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客观事实，我们不低碳也不行。世界各国在建设低碳社会方面也都面临着各自的挑战与困境，其中一些甚至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但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是需要各国联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在分析挑战与困境的同时，各国也都在寻找自身低碳转型的优势，推动各自的低碳转型。那么，中国的优势，特别是能够破解以上困境的优势在哪里呢？

笔者注意到，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优势，我们还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碳排放水平还比较低，我们存在后发优势，可以避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通过加大技术创新和引进力度，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实现低碳转型。甚至，有的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就中国城市与农村比较而言，低碳中国的希望在农村，因为中国城市和发达地区的碳排放已经和发达国家差别不大了，人均碳排放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如果在中国农村尽量通过技术创新和观念革新，以农业和相关的低碳产业为基础，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低碳乡村发展模式，那么中国的碳减排就会更有实效”^[8]。在此，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似乎成了中国低碳转型的一种机遇。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崇尚节俭，反对奢侈，亲近自然，有着对于美好生活的独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隐秘、最深刻的内核都是俯仰天地、取譬万物、与自然无障碍交流的产物”^[9]。而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将财富和资源占有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大小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尺度，刺激超级消费，形塑了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造就了高碳生活方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隔离，破坏了环境。言下之意似乎是我们要对当下的流行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推动低碳社会建设。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对能源和资源依赖程度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10]自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能源资源的配置效率提升，由此导致我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有降低的趋势。一些人由此认为坚持市场经济方向，改革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有效配置资源和鼓励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是中国低碳转型的一个重要路径。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不断成长的公民社会是推动中国低碳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也曾提出培育中国民间环保力量，促进民间力量与政府的合作，是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重要路径。^[11]的确，自20世纪晚期以来，以“团体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为标志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勃兴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认为它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晚期的意义一样重大。^[12]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环保社团也蓬勃发展，它们在传播环境知识信息、开展环境宣传教育、进行社会动员、推动政府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等方面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把以其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看作是中国实现低碳转型的一种优势和路径，显然是有很大缺陷的，在此不及细述。

在笔者看来，以上一些观点确实看到了中国低碳社会建设的一些积极因素，但是，对于破解以上困境，推动低碳社会建设这样一种整体性变革而言，它们实际上都不能构成真正的中国优势。事实上，由于“碳锁定”^[13]现象的存在，发展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社会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中缺乏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来推动。“在‘技术—制度综合体’的惯性作用下，人们趋向于不采取行动。因为解锁对于每一个人都意味着痛苦和损失，无论是物价的上升，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14]。就此而言，低碳社会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解除“碳锁定”就意味着要推动技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系统变革。由此观之，中国低碳转型的真正优势在于国家动员体制及其强大的能力，只有这种体制及其能力的适当发挥，才有可能实现碳解锁。

中国的国家动员体制强调国家，包括各级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为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安排所保障，并且有着传统的文化心理基础。这种国家动员体制对内具有强大的规划、决策、动员、执行、监督和协调能力，可以快速决策，可以推动社会形成合力，可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外而言，这种体制可以有效维护国家主权，推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奇迹应当归功于这种体制和能力，同时也证明了这种体制对于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的优势。而低碳社会建设恰恰也是需要这种体制和能力的，否则我们所面临前述各种困境就很难破解。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使这种体制和能力实现必要的功能转换，在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下，更加注重低碳社会建设，以实现低碳转型为目标全面规划和推动中国发展；二是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改进这种体制的作用方式，谋求更多的社会合作。

事实上，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由市场体制和西方民主进行反思和批判，强调要更好地发挥国家作用。例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区分了“赋权型国家”（enabling state）和“保障型国家”（ensuring state）的概念，指出要强化国家在应对气候方面的保障作用，重视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过程。^[15]一些西方国家的低碳社会建设实践也表明，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日本政府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低碳社会建设的核心力量。^[16]早在2004年4月，日本政府就启动了“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2007年2月，项目组发表了题为“日本低碳社会情景：205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70%的可行性研究”的研究报告，对低碳社会构想的可行性加以肯定。2008年5月，项目组又完成了题为“面向低碳社会的12项行动”的研究报告。2008年6月9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发表了题为“为实现低碳社会的日本而努力”的讲话，明确勾勒出日本建设低碳社会的远景和蓝图。2008年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实现低碳社会行动计划”，开始实施全面的低碳转型。日本政府在低碳社会建设方面的突出作用表现为制定全面规划与目标、负责监督管理、利用财税政策加以引导、推动低碳社会制度建设、鼓励科技创新、重视示范试点、推动国际合作等等方面。

当然，我们在此强调中国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的优势，并不是说仅仅依靠政府来建设低碳社会，而是强调应通过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形成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适当关系，共同推动低碳社会建设。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选择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而市场化改革也带来了社会结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公众社会参与的意愿与能力也在提升，公民社会的力量正在成长壮大。在此情况下，如果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简单地运用国家动员体制，已经并且必将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沿用国家动员体制的优势，充分发挥政府在低碳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几乎同等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因应形势的变化，对这种体制作必要的改进，吸纳新的机制和力量，建立政府主导的，与市场和公民社会开展有效合作的新体制。如果我们能够确立这种改进的体制，并且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低碳社会的建设方向，在发展目标和规划层面就做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统筹兼顾，并像推动经济发展那样去认真落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破解前文所述的一些困境，推动低碳社会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低碳转型的前景由此也是可以预期的。

【注释】

[1]实际上，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全球变暖在全球环境问题中的凸显还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比如说其中就不排除发达国家企图借此议题维护其在全球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2]夏光：《动员国家力量发展低碳经济》，载《绿叶》，2009（5）。

[3]冯之浚、金涌、牛文元、徐锭明：《关于推行低碳经济促进科学发展的若干思考》，载《光明日报》，2009－04－21。(www.chuimin.cn)

[4]当然，如果有人将低碳经济概念给予更加泛化的阐释，使之包含了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方面，那么这种低碳经济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混同于低碳社会了，不如直接使用低碳社会概念。

[5]参见邹骥、傅莎、王克：《中国实现碳强度削减目标的成本》，载《环境保护》，2009（24）。

[6]参见王立德：《中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满意度最高，但是对环境担忧程度高。中美两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低》，见http://www.greenlaw.org.cn/blog/？p＝159。本书第六章的数据表明，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10个环境问题选项中，只有5.7%的全国城乡被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排在第五位。

[7]参见《外媒称中国成世界第一“拜金主义”国家》，载《环球时报》，2010－02－26。

[8]吕植：《低碳中国的希望在农村》，载《绿叶》，2010年第1、2期合订本。

[9]格非：《当代文化与环境的对立》，载《绿叶》，2010年第1、2期合订本。

[10]参见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载《经济问题探索》，2009（1）。

[11]参见洪大用等：《中国民间环保力量的成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参见［美］莱斯特·赛拉蒙：《第三域的兴起》，载李亚平、于海编选：《第三域的兴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13]西班牙学者格利高里·乌恩鲁（Gregory C.Unruh）提出的概念。他在研究气候友好型技术扩散为何艰难的问题时指出：对化石能源系统高度依赖的技术，自工业革命以来成为主导技术盛行于世，政治、经济、社会与其结合成一个“技术—制度综合体”（Techno－Institutional Complex，TIC），并不断为这种技术寻找正当性，为其广泛的商业化应用铺设道路。由此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系统内在惯性，导致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阻碍替代技术（零碳或低碳技术）的发展，这种现象被称为“碳锁定”。参见谢来辉：《碳锁定、“解锁”与低碳经济之路》，载《开放导报》，2009（5）。

[14]谢来辉：《碳锁定、“解锁”与低碳经济之路》，载《开放导报》，2009（5）。

[15]参见陈洁：《气候将如何改变世界？》，载《中华读书报》，2010－01－20。

[16]参见陈志恒：《日本构建低碳社会行动及其主要进展》，载《现代日本经济》，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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