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理论争议：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

三、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理论争议

整体上看，当前社会学者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还是非常不充分的，无论国内外都是一样。相比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更为稀少和薄弱。2010年，由康斯坦西·列弗－特拉西（Constance Lever－Tracy）组织编写的《Routledge气候变化与社会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是该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搜集了一些环境社会学者关于此议题的一些代表性研究，包括了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原因、社会影响、社会认知以及减排、气候变化政策等具体议题的探讨。

早在1998年，环境社会学者E.罗萨和T.迪茨（Thomas Dietz）就曾指出^[18]，社会学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新现实主义取向；二是以社会建构主义为代表的解释主义取向。前者不太质疑气候变化的客观性，并以两项研究为代表：一是采用源自生态学的IPAT模型，发展出STIRPAT模型，以便更好地解释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原因；一是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分析基础上，利用世界体系理论分析全球不同类型国家在环境影响方面的差异性及其社会机制。而解释主义取向并不把全球气候变化看作是一个完全客观的事实，认为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其中一些人关注气候变化知识生产的不确定性，也有一些人试图揭示社会政治过程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影响以及公众认知气候变化的社会机理。

的确，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理论争议是环境社会学中的主要争议，在下文中笔者也将进一步阐述。但是，就气候变化的社会学研究而言，还是存在着其他的理论争议，这些理论上的争议影响着学者们设定研究议题以及提出政策建议的路径。根据对已有文献的初步观察和分析，笔者认为社会学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理论争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论争

在研究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环境问题时，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分歧是最主要的理论分歧。真实主义确信气候变化的客观性，而建构主义则关注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其实，当一部分学者不假思索地研究环境问题时，总是会遇到另外一些学者的质疑：你研究的那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吗？可以说正是在这种质疑与回应的过程中日益明确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

真实主义的立场更加偏向于科学主义，其在一开始是不言自明的。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科学界、传媒和公众日益关注环境风险时，一些社会学者就不加反思地接受了环境风险的客观存在，并强调利用社会学的知识或者转换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来分析环境风险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影响，并讨论缓解环境风险的社会机制。这是环境社会学诞生的基本背景。在后来的研究中，一些环境社会学者强调环境危机是客观存在的，至少是人们认识上的客观存在，是一种不容置辩的社会事实，科学家的证据和公众的认知就是重要的支持。因此，他们认为环境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基础，环境风险与社会运行之间存在某种规律性，自然必须置于“道德关心、政治以及科学研究的中心位置”^[19]，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并促进环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建构主义立场则偏向人文主义。建构主义者认为，类似气候变化之类的环境风险并不必然是一个客观的真实，更不是环境自身的自发呈现。环境风险的知识生产充满着不确定性，实际上它是由科学话语、政治话语和媒体话语等建构起来的。洛基（S.Lockie）指出，环境是由社会建构的观念，“可能是环境社会学中最为根本性的概念”^[20]。尽管也有一些人并不否认环境风险的客观存在，但是他们主张更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是如何解构或利用环境风险建构的社会过程。他们认为，社会学者的中心任务并不是为环境风险提供各种证明，而是要揭示它们是某种动态的定义、协商和合法化等社会过程的产物。^[21]

持真实主义立场的学者与建构主义者曾经发生过激烈的论争。前者利用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展示环境风险的客观性，并且认为建构主义立场不仅是对这种日益加剧的环境风险不负责任的，而且也在消解环境社会学自身的合法性，其在认识论上也容易导致不可知论和极端相对主义。建构主义者后来在坚持环境风险知识生产的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的同时，也在申明其并非是完全否认环境风险的客观存在，而是从另外的角度探讨可能更为有利的化解这种风险的社会机制。最终，强建构主义的立场有所退步，弱建构主义立场成为主要的。而真实主义立场也有所妥协，开始接受一些建构主义的分析。目前社会学界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时，这两种理论立场实际上有着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价值。我们可以说气候变化是一种客观但是充满着建构的事实。

（二）差异风险与整体风险的争议

在讨论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性环境风险时，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歧在于这种风险是全人类共同承受的整体性风险，还是在不同人群之间有差异分配的风险？

一般地看，全球大气系统是相通的，海洋是相连的，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联系也是日益紧密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因而也必然是全球性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会延续到未来时代。特别是，当全球气候变暖到相当程度，可能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由此，气候变化之类的环境风险，是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甚至是不同世代的人民都要共同面对的。正如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言：饥饿是分等级的，烟雾是民主的，环境风险的社会分配要比财富的社会分配均匀得多。无论富裕和贫穷，都不得不面对同样的整体性风险。生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国家边界的，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在所难免。^[22]

但是，从传统的社会学视角看，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社会、不同国家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环境基础、知识信息、经济基础、技术开发和公众意愿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因此导致了规避和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能力的差别。这样一来，即使是面对着同样的气候变化风险，但是不同人群却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气候变化风险的分配就是差异性的。就如同电影“泰坦尼克号”所揭示的那样，虽然同样是一条船上的乘客，不同地位的人其生存机会还是不一样的。相比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贫穷落后国家的人们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更大的脆弱性，因而承担着相对来说更多的风险。

应该说，强调气候变化风险的整体性和差异性分配都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分歧实际上揭示了气候变化风险的不同面相。但是，我们确实要关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财富和环境风险分配的不平等高度重叠，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不平等的内涵，恶化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比较吊诡的是，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的整体性风险也许为进一步减少社会不平等创造了新的机遇。贝克后来实际上也承认了环境风险分配的差异性，但是依然对于未来抱有一种乐观的观点。他在《为气候而变化：如何创造一种绿色现代性？》一文中指出：气候变化加剧了穷人和富人、中心和外围之间现存的不平等——同时也化解了它们。^[23]贝克认为，人们在面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时学会了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只有寻求全球性合作才是真正规避风险的途径。

（三）区别责任与共同责任的分歧

在讨论气候变化的原因以及缓解气候变化的责任分配时，目前存在的最重要论争是承认区别责任还是共同责任。区别责任的观点强调世界上不同国家对于气候变化的历史“贡献”不同，所以对于目前承担缓解风险的责任也应有差别。共同责任的观点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生产与生活活动都对气候变化产生了影响，并且气候变化最终威胁到所有国家，所以世界各国都应共同承担缓解气候变化的责任。

虽然区别责任与共同责任两种观点的分歧必然在一国之内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和不同生活水平的人群之间出现，但是，目前这种分歧突出地体现为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观点分歧。导致这种分歧的主要有历史层面的因素、现实层面的因素和未来层面的因素。

从历史层面的因素看，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目前地球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先行排放的，发达国家挤占了太多的温室气体容量，对于当前气候变暖的趋势有着主要的影响，因而应当承担更多的先行减排的任务，并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弥补发展中国家在其中所受到的损失，并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气候变化的困境。

从现实层面看，发达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迅速攀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最终导致了全球气候的急剧变化，而且气候变化对全球各国都造成影响，因此，气候变化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共同面对的，责任需由所有国家共同担负，减排的义务应该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事实上，发达国家努力维护其既得利益，居民生活的刚性规律限制了其自主减排的动力，美国前总统布什曾经露骨地指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容许谈判。

从未来层面看，发展中国家突出强调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强调要为了增进人民福利谋求未来的持续发展，因而对于承担过多的减排责任难以接受，主张要在全球各国之间有差异地分配责任。而发达国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数量庞大的人口和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温室气体的大量持续增加。在此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强制性先行减排于事无补，甚至使自己成为未来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强烈主张共同责任论。

无论坚持区别责任还是共同责任的观点，实际上都不仅仅是针对气候变化本身，而是更多地关怀到各国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各国的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分歧是在气候谈判的场景下形成的对抗性话语。然而，要切实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理性的谈判必须继续下去，各方都要在继续厘清气候变化风险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妥协与让步，以便达成合作行动的制度基础。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等文件基本上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共识。经验表明，坚持这一共识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协同行动，偏离这一共识将会拖延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最终会影响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威胁的意愿和能力。也许，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悲剧性结果。

（四）适应性变迁与整体性变革的讨论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人们目前把过多的焦点集中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特别是二氧化碳减排方面，似乎有着把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技术化的倾向。在此背景下，变革经济系统、发展低碳经济成为非常流行的口号。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口号所代表的是一种适应性变迁的路线，其理论根源可以追踪到结构功能主义，该理论强调社会系统自我调适、自我恢复、自我均衡的能力。当然，在实践层面，我们也还难以排除其背后西方观念、资本以及权力等的影响。

在西方环境社会学界比较流行，并且近年来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大影响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实际上可以看作适应性变迁理论的一种代表，尽管这种理论关注的核心议题是现代化与环境风险之间的矛盾与协调。很明显，这里的环境风险包含了气候变化风险。

以摩尔和斯帕格林等人为代表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旨在谋求化解经济发展和环境风险之间矛盾的路径。该理论被认为是在激烈的环境主义者与资本的辩护者之间选择了折中路径，主张通过使用新的、精巧的、干净的技术实现对生产—消费循环的大规模重构。该理论强调了在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改造经济系统的可行性，并且相信经济系统的变革将带来环境友好的生态取向的现代化。虽然该理论分析指出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进化，造就了生态现代化的条件，但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渐进变革取向的理论。并且，该理论的普适性正在经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实际上，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简单地企求生态现代化可能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它们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很不一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如果缺乏整体性变革和路径选择的话，社会系统自我调适以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会相当地弱小。

包括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内的一些主张适应性变革的观点，更是与主张全面地、整体性地推动社会变革的观点相对，后者认为只有整体性变革才能化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其中包括气候变化风险。这种变革的核心内容是改变国际、国内层面的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抛弃环境不友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充分尊重环境并规避环境风险的前提下重建新的社会形态。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变革会遭遇广泛的阻力，并且是短时间内难以见效的，但是，也许它是一种“更为彻底的”解决问题的路径。(www.chuimin.cn)

退一步说，即使是谋求适应性变迁，恐怕也应该重视变迁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经济系统只是大的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系统与其他的政治系统、司法系统、宗教系统、教育系统等是密切相关的。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系统只是一个基础性系统，其功能在于满足其他系统的资源需求。由此看来，如果没有其他系统的变革，经济系统的导向机制就不会发生变化。^[24]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与复杂性，要求社会的各个子系统都需做出回应，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联动。因此，我们要发展的也不仅仅是低碳经济，同样重要的是要推进低碳政治、低碳生活与低碳文化建设。

【注释】

[1]关于全球气候是否变化以及发生变化的原因，在科学界仍然存在着争论。例如，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2月21日刊出的署名文章《气候暖化 另一个千年虫？》，就怀疑气候变化议题像几年前关于会使世界各地电脑大瘫痪的千年虫传言一样，是个骗局。

[2]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chin.pdf.

[3]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曹荣湘译，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转引自Eugene A.Rosa，Thomas Dietz，“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Speculation，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International Sociology，Vol 13（4）：421－455。

[5]工业革命前，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大约为280ppm，几乎固定不变。

[6]根据世界气象组织2009年11月23日发表的《2008年温室气体公报》，2008年二氧化碳在地球大气中的浓度为385.2ppm，甲烷的浓度为1 797ppb，均呈持续增长之势。

[7]参见［美］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肖晨阳等译，15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8]参见［美］迈克尔·贝尔：《环境社会学的邀请》，昌敦虎译，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See Constance Lever－Tracy and Barrie Pittock（2010）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An Introduction，p.5，Constance Lever－Tracy，Routledge Handbook of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Taylor ＆Francis Group.

[10]See Constance Lever－Tracy and Barrie Pittock（2010）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An Introduction，p.5，Constance Lever－Tracy，Routledge Handbook of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Taylor ＆Francis Group.

[11]参见［美］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肖晨阳等译，16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12]《气候暖化 另一个千年虫？》，载2010年2月21日《联合早报》（新加坡），转引自2010年2月21日中国新闻网。“气候门”事件是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被指捏造气候变暖数据的丑闻。“冰川门”事件是指IPCC发表的气候变化报告中存在重大引用资料“失误”，说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消失的结论严重违背事实，事实上是非专业人员的个人猜测。

[13]有学者以“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或“温室气体”为主题，检索2000—2005年发表在8种英语主流社会学杂志上的文章，结果没有发现集中论述这些主题的文章。参见Constance Lever－Tracy（2008）“Global Warming and Sociology，”Current Sociology，Vol.56（3）。

[14]参见曹荣湘主编：《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38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5]See Catton，W.R.Jr.and Dunlap，R.E.（1978）“Environmental Sociology：A New Paradigm，”American Sociologist，13，pp.41－49.

[16]参见孙嘉明等：《全球社会学——跨国界现象的分析》，2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7]参见孙嘉明等：《全球社会学——跨国界现象的分析》，2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8]See Eugene A.Rosa ＆Thomas Dietz（1998）“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Speculation，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International Sociology，December 1998，Vol 13（4）：421－455.

[19]［加］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第二版，洪大用等译，3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0]［加］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第二版，洪大用等译，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1]参见上书，32页。

[22]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2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3]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为气候而变化：如何创造一种绿色现代性？》，温敏译，载曹荣湘主编：《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36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4]参见洪大用：《中国低碳社会建设初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