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现代化：实践与文明转型

四、关注生态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意涵

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现代化“实践”，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各国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同矛盾而各自作出的自觉努力，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包括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内的相关理论与思潮传播扩散的影响，甚至也反映了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和具体制度安排的某些强制。当然，这些“实践”也不乏被建构的成分，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及其批评者在理论检验过程中所开展的经验研究是比较广泛的（参见表3—2）。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些研究让人们“发现”了全球各地的生态现代化“实践”。

表3—2　生态现代化研究的国家及地区分布（部分）

续前表

资料来源：转引自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等：《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6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一种理论建构的价值与其可推广性或普适性密切相关。那些越是具有普遍解释力、越是能够被普遍应用的理论，往往也就越有价值。因此，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和荣誉所在就是提出新理论并不断致力于提升理论的普适性。而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普适性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理论是否具有超越特定意识形态的属性以及理论研究所囊括的经验范围等，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

生态现代化理论无疑是诞生在西欧发达社会的，它实际上具有三种形态：首先是描述意义上的理论，即对西欧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的社会变迁进行描述；其次是分析意义上的理论，即进行理论思考和抽象，概括出导致西欧社会变迁的若干因素或要点，如摩尔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关键假设所做的概括^[34]；最后是倡导意义上的理论，即试图将理论加以推广，以检验或者提升其普适性。

在走出西欧与全球现代化新进展相结合以检验生态现代化理论之普适性的过程中，研究者们的发现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在抽象意义上，全球各国实践似乎存在着共同之处，即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这符合生态现代化理论倡导的方向；另一方面，各国实践的内容、形式、过程和效果却存在很大差异。超出欧洲之外的各种研究似乎得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这些国家的环境改革而言，其分析价值是有限的。甚至有的研究者指出：“现在对应每一项支持生态现代化之有效性的经验研究，会有数个经验分析提出无数的告诫，指出工业行动者具有依据自身利益进行‘绿化’过程的倾向，特别是当我们超出西欧发达国家的范围来看时，更是如此”^[35]。

在非西欧社会遭遇质疑和批评，至少说明现有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普适性还有不足。但是，这并没有促使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的根本反省。他们依然坚持着其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现代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具有能动性和充分的智慧，可以将生态环境问题化作自身发展的新机遇，在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取得进一步发展；来自欧洲的经验具有先进性，可以而且应该在全球推广；现代主义的制度安排具有自我转化的能力，必须坚持市场优先原则，技术、市场、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可以绿化的，“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是可能的，实际上已经出现。进一步，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一方面表示对于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世界各地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体制与地理背景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作出全面定论；另一方面则明确强调：“生态现代化的研究方法与工具可以用于社会科学的分析与政策制定过程，即便是在建立生态现代化体制所需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与此同时，生态现代化的某些进程是全球性的（即便其他进程并非如此），所以该理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各国都有适用性”^[36]。

事实上，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所抱持的意识形态，可能正是限制其普适性的重要因素。受其意识形态的遮蔽，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难以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现代性本身的局限作出自觉的、客观的、深刻的反省，难以对全球社会关联的复杂性作出深入分析，难以承认并接纳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特别是其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制的辩护倾向（尽管一些理论家采取了某种形式的遮掩），妨碍了其对生态环境危机之社会本质的深刻揭示，由此也就不会形成对社会转型认识的彻底性。^[37]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本质根源，在此制度下，人们为了满足私人的短期利益罔顾长期的环境后果。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38]

除了反思和克服意识形态因素外，生态现代化理论要提升其普适性，对非西欧社会的发展实践给予有效指导，避免推广应用的盲目性和各种负面社会效应，它还必须关注并深入研究以下几个层面的客观事实，以丰富理论内涵、增强理论弹性。

第一，在全球层次，各国是密切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仍然处在发达资本主义所建构的体系之中，资本主义的影响已经超越国家和地区，成为了全球性现象。这就要求分析一个国家的生态现代化进程和效果必须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不能孤立地看待问题。进一步说，分析发达国家生态现代化“实践”的成效要关注其在其他国家造成的成本，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衰退要看到全球资本主义剥削和掠夺的影响。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又要认真对待世界各国在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和生态环境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尊重各国自身的发展权利、发展模式和发展实践。特别是要避免利用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势和强权，通过国际性制度安排和组织活动，单方面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和推广所谓环境保护的“最佳实践”，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集团内部，其生态现代化实践的重点和表现也不尽相同；而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更是千姿百态。

第二，在国家或地区层次，其内部不同地方的发展往往是不均衡的并由此造成不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应当避免以国家行为或者部分地方的行为遮蔽对于全貌的认识，应当注意分析生态现代化实践的复杂社会影响。事实上，由于地方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悬殊差距，国家层面和发达地方的生态现代化“实践”也许会进一步扩大社会差距，并将其环境改善的成本转嫁给落后地方和弱势人群。而忽略特定国家环境资源禀赋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所谓“最佳实践”，甚至可能制约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并孕育更大的、更具破坏性的发展风险。在此，进一步结合各国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其生态现代化“能力”和“条件”，显得十分重要。

第三，在行业和企业层次，不同行业、企业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似乎应当借用生态学视角对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企业、行业行为及其环境影响。由于生态现代化理论非常关注经济领域的行动主体的作用，所以这一点更为重要。简单地将目光瞄准典型企业、先进行业的方法是有很大局限的，这样既不利于全面认识企业或行业的环境影响，也不利于认识为什么那些落后的、非“典型”的企业广泛存在，而且可能会遭遇“典型”、“先进”难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困境。在此，研究者似乎应当抛弃分析企业行为的个体视角和简单的技术逻辑，把企业放回到社会网络中，更加重视对社会逻辑的发现和分析，同时对“典型”、“先进”之负面的社会影响给予必要的关注。

特别是，就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实践而言，学者们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研究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时更应小心谨慎。^[39]那种认为“中国已经在无意识中践行着生态现代化学者的理想，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两型社会’建设，都符合生态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目标”，生态现代化理论是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二选择”之类的简单观点^[40]，有可能是错误的、危险的。这样抬高生态现代化理论，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对中国学者基于自身实践的理论创新给出了人为限制。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环境条件差，发展需求强劲，并没有实现西欧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因而也谈不上现代化的生态转型。中国目前是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遭遇了资源环境约束，所以应该是谋求生态取向的现代化。这里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要揭示中国与西欧相比在初始条件上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是在现代化尚未完成的条件下不得不启动生态现代化的——如果将中国发展新阶段看作是“生态现代化”的话。这样一种初始条件上的区别，将给中国的“生态现代化”进程带来远远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不仅如此，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生产资料的主体形式是公有制，社会生活中影响最大的行动主体是国家，这些方面都与生态现代化理论所诞生的社会有着重大差别。如果按照前面所引研究者的观点，直接采用生态现代化理论指导中国社会实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在中国复制一个源自西欧的生态现代化版本。若此，可能面临巨大风险，后果似乎不可想象。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推动环境保护，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协调，是根据自身国情而作出的自主努力，并不是所谓“在无意识中践行着生态现代化学者的理想”。中国目前大力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说也是与生态现代化理论有着本质区别的，它的立意更高、视野更开阔、内涵更丰富，同时也对人类社会既往的发展历程更具反思性和批判性，包含了对于现代性、技术主义、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更为合理的反思和批评。

综上所述，就企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这一结果而言，全球生态现代化的“实践”具有长期的必然性，并且可能预示着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更新的阶段，即“全球共构”阶段。在此阶段，全球各国学者围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样一个共同话题开展多种多样的经验研究，阐发各自的发现和观点，并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有代表人物平等对话，最终有可能促成具有全球包容性的新一代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目前仍然是处在建构中、发展中的阶段，距离一个真正成熟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角度来看，目前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经是环境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对之加强引进和分析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还不长，理论基础还很薄弱，迫切需要借鉴吸收国外已有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由于遭受理论饥渴，一些学者对国外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存在着去背景化的引进现象，缺乏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系统性的反思视角，这样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不好的。就此而言，前文所述全球实践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种种挑战，也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该理论，并促进反思性的理论建设。

【注释】

[1]See Mol，A.P.J.and Carter，N.T（2006）“China’s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15，no.2，pp.149－170；Zhang，L.，Mol，A.P.J.and Sonnenfeld，D.A.（2007）“The Interpretation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Environment Politics，vol.16，no.4，pp.659－668；Mol，A.P.J.“Environmental Reform in Modernizing China，”in Redclift，M.and Woodgate，G.（eds.）（2010）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Cheltenham，UK－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德国的生态现代化实践备受中国学者的青睐。他们大都希望德国的具体实践能够起到某种示范作用。如陈烈、李单燕：《生态现代化与广州市可持续发展》、刘西尧：《生态现代化——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环保策略》等。

[3]参见孙国强：《循环经济的新范式：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理论与实践》，7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参见荷兰住房规划和环境部（VROM）网站。

[5]See Jänicke，M.，Helge Jorgens（2000）“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Uncertainty：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Green Plan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Policy Studies Journal.28（3）.

[6]See Pekka Jokinen（2000）“Europe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Agri－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ractices in Finland，”in pp.138－167；Mol，A.P.J.and Sonnenfeld，D.A.（ed.），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 ＆Co.Ltd..

[7]See Benoit Rihoux（2000）“Ecotaxes on the Belgian Agenda，1992－5and Beyond：Environment and Economy at the Heart of the Power Struggle，”in pp.41－63；Stephen Young（ed.），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London：Routledge.

[8]See Andrea Revell（2002）“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of Small Firms in Japan，”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Studies 5：291－317.

[9]See Leonardas Rinkeviciu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s Cultural Politics：Transformation of Civic Environmental Activism in Lithuania，”in Mol，A.P.J.and Sonnenfeld，D.A.（ed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 ＆Co.Ltd..

[10]See Zsuzsa Gille（2000）“Legacy of Waste or Wasted Legacy？：The End of Industrial Ecology in Post－Socialist Hungary，”in Mol，A.P.J.and Sonnenfeld，D.A.（ed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 ＆Co.Ltd..

[11]See Jos Frijins，Phung Thuy，and Arthur P.J.Mol（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The Case of Viet Nam，”in Mol，A.P.J.and Sonnenfeld，D.A.（ed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Co.Ltd..(www.chuimin.cn)

[12]See Mol，A.P.J.（1997）“Ecological Modernization：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 Reform，”in Michael Redclift and Graham Woodgate（eds.），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Cheltenham，UK：Edgar Elgar.

[13]See David A.Sonnenfeld（2000）“Contradictions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Pulp and Paper Manufacturing in South－east Asia，”in Mol，A.P.J.and Sonnenfeld，D.A.（ed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 ＆Co.Ltd..

[14]See Mol，A.P.J.and Carter，N.T.（2006）“China’s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in Environmental Politics，15（2）：149－170；Mol，A.P.J.（2009）“Environmental reform in modernizing China，”in Redclift，M.and Woodgate，G.（eds.），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Second Edition）.Northampton，MA，USA.

[15]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等：《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6]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生态现代化：原理与方法》，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17]参见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8]转引自何传启：《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战略选择》，载《理论与现代化》，2007（5）。

[19]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等：《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Ⅴ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0]参见上书，Ⅵ～Ⅸ页。

[21]See Zhang，L.（2002）.Ecologiz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ese Small Towns.Wageningen：Wageningen University；Liu Yi.（2005）Phosphorus Flows in China：Physical Profile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Wageningen：Wageningen University；Zhong Lijin.（2007）Governing Urban Water Flows in China.Wageningen：Wageningen University.

[22]See Zhang，L.，Mol，A.P.J.and Sonnenfeld，D.A.（2007）“The Interpretation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in Environment Politics，16（4）：659－668.

[23]参见陈烈、李单燕：《生态现代化与广州市可持续发展》，载《经济地理》，2004（1）。

[24]参见李勇进：《中国环境政策演变和循环经济发展对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启示》，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5）。

[25]参见陈涛：《生态现代化视角下对皖南农村发展的实证研究——兼论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载《现代经济探讨》，2008（7）。

[26]参见马国栋：《反思生态现代化制度建设——以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为例》，载《理论与现代化》，2009（6）。

[27]参见葛俊杰、毕军、叶维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动——基于江苏生态现代化目标的战略思考》，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3）。

[28]参见李怡娜、叶飞：《制度压力、绿色环保创新实践与企业绩效关系——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载《科学学研究》，2011（12）。

[29]参见刘钧霆：《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制度模式探析》，载《经济问题探索》，2011（10）。

[30]参见朱芳芳：《中国生态现代化能力建设与生态治理转型》，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11（3）。

[31]参见刘文玲、王灿等：《中国的低碳转型与生态现代化》，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9）。

[32]参见洪大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9）。详细论述可参见本书第八章。

[33]参见郇庆治、［德］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与展望》，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10（1）；朱芳芳：《生态现代化的多重解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10（3）；包庆德：《从工业社会到生态社会：生态现代化研究进展》，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金书秦、Arthur P.J.Mol、Bettina Bluemling：《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和展望》，载《理论学刊》，2011（7）；周鑫：《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反思与超越》，载《唯实》，2011（3）；孙莉莉：《“苦役踏车”与“生态现代化”理论之争及环保制度的构建》，载《学术论坛》，2012（10）。

[34]See Mol，A.P.J.（1995）“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in Mol，A.P.J.The Refinement of Production：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hemical Industry.Utrecht：Van Arkel.

[35]Davidson，D.J.and Frickel，S.（2004）“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 Critical Review，”in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17（4）：471－492.

[36]Mol，A.P.J.and Sonnenfeld，D.A.（eds.）（2000）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London－Portland：Frank Cass ＆Co.Ltd.，p.11.

[37]参见周鑫：《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反思与超越》，载《唯实》，2011（3）。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本书第八章将结合中国实践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作出一些反思。

[40]参见金书秦、Arthur P.J.Mol、Bettina Bluemling：《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和展望》，载《理论学刊》，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