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

三、中国的生态现代化研究与“实践”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致力于实现国强民富的复兴之梦。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条件。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取得的成绩引起世人瞩目。与此同时，中国环境衰退也触目惊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样也引起世人瞩目。

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是中国政府长期确立的基本国策。早在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的第二年，中国政府就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迈出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关键性的一步。1979年，在启动经济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中国政府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并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明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95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奋斗目标；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重视促进环境保护几乎是与世界同步的，在新世纪以来，更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使用更为系统的方式，大力加强环境保护。

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这也吸引了一些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的关注，他们试图检验中国是否为生态现代化的新案例。摩尔和卡特（2006）以及摩尔本人（2009）都曾在有关论文^[14]中指出中国正在发生的与生态现代化比较一致的一些环境改革：环境国家的能力已经显著扩大，政治领导人对于应对环境危机有着更加明确的意识和承诺，市场信号日益反映了自然资源的完全价格和某些环境外部性，环保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有了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快速增加，公众参与以及与政府合作有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环境信息公开有了更有效的保障。

相应地，随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传播，中国国内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了生态现代化的研究，试图以此视角来观察分析和引导中国的实践进程。笔者在2012年4月2日利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dlib.edu.cnki.net/）进行检索发现：自2007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有关生态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呈现迅速增加的趋势。以“生态现代化”为题进行检索，1990—1999年，仅有相关文献4篇，2000—2007年有46篇，而2008年以来则有73篇；若以“生态现代”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文献整体数量增加，但是时期分布高度一致，与以上相应的时期分别有16篇、93篇和126篇。此外，一些以“生态现代化”为题的论文集和研究报告，以及对国外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翻译的著作，也在陆续出版。特别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等单位编制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15]同年8月，他们还以“中国生态现代化战略”为主题举办了研究论坛，论坛的部分成果结集为《生态现代化：原理与方法》并公开出版。^[16]

其中，何传启是使用生态现代化概念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何传启等人就提出了第二次现代化的概念。^[17]他们吸收了生态现代化、再现代化等理论，指出从18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可以划分为第一次和第二次现代化两大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是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所导致的深刻社会变化，其特点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福利化、民主化、世俗化等等；第二次现代化大约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是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所导致的广泛社会影响，其特点则表现为知识化、分散化、网络化、全球化、创新化、个性化、生态化、信息化等等。

很明显，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一样，何传启一方面坚持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并区分了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另一方面，他将现代化的生态转型只是看作第二阶段现代化过程的一种表现。同时，他又强调要从广义的角度理解生态现代化的内涵（参见表3—1），认为生态现代化是从人类行为模式出发，通过社会发展模式的改变以及技术、制度、结构的生态优化，达到降低环境压力、环境和经济双赢的目的。这样一种观点在对生态现代化的目标的理解上，与摩尔等西方学者的观点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具体内涵上似乎既扩大了生态现代化的所指，又限制了生态现代化的所指，有些自相矛盾。

表3—1　广义生态现代化的一般理论^[18](www.chuimin.cn)

根据其对生态现代化的理解，何传启等人将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7年的探索期；从1978年到1998年的生态修正期；从1998年以后的生态现代化起步期，并试图将生态现代化进程指标化，以描述中国生态现代化的现状、趋势、目标与措施，并进行国际比较。何传启主持完成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一书指出：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各项指标均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例如，2003年中国自然资源消耗比例大约是日本、法国和韩国的100多倍，是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的30多倍；2002年中国工业废物的密度大概是德国的20倍、意大利的18倍。在生态现代化综合指数得分上，2004年中国是42分，位列98个主要国家的第84位，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相比，绝对差距为57分。^[19]为深入推进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必须采取“组织研制和实施中国生态现代化和地区生态现代化的路径图”，“采用绿色发展道路，控制和降低新增的环境污染”，“继续实施污染治理和传统工业改造工程，清除历史遗留的环境污染”，“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工程，定期开展全国生态系统评价”，“积极促进生态城市、生态城区、生态园区和生态农村建设”，“发展生态农业、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产业”，“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关键岗位环境责任制以及关键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制度”，“实施绿色家园工程、绿色服务工程和绿色消费工程”，“制定国家资源安全战略、能源安全战略和环境安全战略”，“组建国家环境部、能源部和地区开发署”等10项措施。^[20]

与何传启等人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综合性借鉴使用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直接使用其基本视角和有关命题，对中国社会中发生的具有生态现代化意义的具体现象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完全证实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甚至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早期的研究主要是由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如摩尔）们所培养的学生完成的。例如，张磊针对中国小城镇工业的生态化问题所做的分析，刘毅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的环境流分析法（environmentalflows analysis），主要以滇池为例分析了中国的磷循环问题，钟丽锦运用类似方法对中国城市水业的管理所进行的分析等等。^[21]张磊等人后来将中国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经济发展中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消耗、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以减少污染、发展循环经济等举措，都直接纳入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框架中。^[22]

后来一些国内学者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例如，陈烈、李单燕从生态现代化的理论视角研究了广州市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路径^[23]；李勇进、陈文江等从环境政策变化和循环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指出生态现代化分析需要多学科视角，并重视其实现途径的研究和分析^[24]；陈涛结合皖南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当地养殖螃蟹的思路变换入手，探讨了中国社会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特征^[25]；马国栋以中国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为例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反思^[26]。葛俊杰等人基于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分析江苏环境保护取得成就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动的基本框架，即确立“环境资源是内生生产力要素”的理念，树立政府、企业、公众三位一体的观念，实现从增长向发展、速度向效率以及数量向质量的“三个转变”，通过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实行流域一体化管理策略、城乡统筹策略、环境风险最小化策略及均衡发展策略，最终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27]

最近几年中，一些深度研究成果陆续发表。李怡娜等人基于生态现代化等理论，构建了制造企业实施绿色环保创新的驱动因素与实施效益的理论框架，并以广东省珠三角地区148家制造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企业绿色环保创新实践的制度压力及其实施效益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强制性的政府环境法律法规和竞争压力对企业绿色环保实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激励性的政府环境法律法规和客户环保压力对企业绿色环保实践的影响并不显著。企业绿色环保实践对环境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经济绩效并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会通过环境绩效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环境绩效起完全中介作用。^[28]刘钧霆从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状况、模式特点与成因，并对中国未来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取向进行了探讨，呼应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作者指出中国在生态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中央政府主导型”的制度模式，这主要表现在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安排特点、治理权力分配与规制政策工具等四个层面。这种制度模式的形成与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公民社会发展程度及政府激励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应更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及市场机制在推动生态现代化中的作用，形成国家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市场与行政共同协调治理生态环境的动力机制^[29]；朱芳芳关注了中国在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开始生态现代化的这个特殊性，围绕中国的生态现代化能力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生态现代化具有较强问题压力和一定创新能力，但战略能力不足，亟须加强战略能力建设，实现生态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转型，重点在四个方面：治理区域化、政策协同化、关系伙伴化、城市生态化。^[30]

刘文玲等人在2012年发表文章，结合生态现代化理论观点和争论，提出中国经济的低碳转型，需要从尤其强调生产端导向的碳减排向同时兼顾上下游并重视消费者作用的战略思路转变。经济变革要同时强调制度变革，转变行政命令控制为主的规制格局，促进多角色的参与。作为生产的微观主体，企业需强调以保护生态为己任的机构和管理改革。长远而言，更需要构建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效衔接的消费导向战略。^[31]同年，洪大用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强化环境保护，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确实体现了生态现代化取向。但技术条件不足、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带有鲜明的政府主导色彩，又使得中国生态现代化具有自身特点及风险。作者基于中国经验认为推进生态现代化可能有多种路径和模式，应正视其进程中的各种冲突，重视推进社会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避免新的“绿与非绿”的二元社会分割，同时有必要从基于相互联系的全球社会视角反思生态现代化理论。^[32]

与此同时，最近几年中，依然有一些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进行介绍、解读和分析的相关文献发表^[33]，共同推动并丰富了中国学者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研究。考虑到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环境保护的意愿更为强烈，先后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重要法律，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和预防性环境政策，发展循环经济，鼓励公众和企业参与，并在最近几年中高度强调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推动文明转型，由此，与之密切相关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还将继续成为研究热点。中国鲜活而又极富特色的发展实践，将会给研究者带来直接的灵感，并有可能导致更多的结合中国特色的重要学术发现和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