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实践

2024-10-3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研究同样揭示了西方原版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局限。与此同时，一些中小型企业的生态现代化实践则更为复杂。就此而言，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贴上“生态现代化”的标签尚须小心，该理论自身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现代化“实践”

前文提到，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保护已经演变为一种全球性趋势。生态现代化理论倾向于将这种趋势看作是现代化的生态转型。但是，在发达国家之外的其他经济体中，正在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是否是基于西欧实践建构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实践版，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一些学者对这些国家的研究表明，生态现代化理论预期的形式似乎出现了，但是其内容却差异很大。甚至，这些国家的实践直接挑战着现代化的一些理论命题。

例如，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环境运动是草根性的、激进的和冲突取向的，到了90年代，已经转变为专业性的、改革性的和共识取向的。但是，林克维库斯（Rinkevicius）基于转型国家立陶宛的研究表明^[9]，从1957年到90年代末，两种类型的环境运动一直都存在，由此表明环境运动之批判性、草根性、非体制的面向很可能与更为专业化和对话取向继续并存，尽管其形式上在不断演化。

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市场机制在促进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也非常强调，认为市场也是可以绿化的。然而，吉乐（Gille）在匈牙利根据访谈和档案资料的研究表明^[10]：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匈牙利，实际上已经有了针对工业废物的，以生产为中心的预防性的制度安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家社会主义解体之后，整个社会跟在西方世界之后亦步亦趋。在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口号下，废物管理制度和政策被拆解了。由此，在匈牙利支配性的环境话语演变为环境目标的实现无须政府援助，只要跟着市场走就行。结果，主导性的环境政策倒退为只是采用西方世界传递的技术对环境问题进行补救性的末端治理。

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研究同样揭示了西方原版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局限。尽管发达国家（主要指欧洲）所出现的生态现代化取向的制度转型也可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看到，但是受国情影响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乔斯·弗利金斯（Jos Frijns）、冯瑞芳（Phung Thuy Phuong）和摩尔等人针对越南实践的研究^[11]就已表明：在国家与市场关系、技术发展和环境意识等方面，都可以看到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假设不一样的差异。他们指出：对于分析越南环境改革的过程和努力而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价值是有限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如果试图勾勒出一种可行的环境改革路径，需要结合不同国情和制度发展而加以改造，创造出具有地理变异性的生态现代化模型。

他们在研究的最后概括了越南实践的几个重要方面：第一，越南学术社区的作用在扩大，这不仅表现在开发适用的环境技术、设计具有经济可行性和短期回报的发展战略和促进已经广泛传播的回收活动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推动环境议题进入政治议程；第二，在越南环境改革中，经济动力的重要性扩大，但这并不是通过私有化得以推进的，而是通过国家控制定向的市场经济这种形式；第三，中央政府在污染控制方面与私营和分散的公共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商扩大了，但是仍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典型的官僚政策框架中实现的；第四，公民社会在环境决策中的作用扩大了，但并非必然是通过新的环境非政府组织，而是通过社区压力和地方创新，并遵循着现有的公众与国家互动路径。研究者们认为这些就是越南生态现代化的图景，看上去类似西欧的环境改革，但是却具有自身特色。不过，他们仍然认为，如果经济转型和治理民主化继续推进，那么，在设计环境改革机制方面，生态现代化理论也许更加具有适用性。由此，研究者们似乎寄希望于越南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国际化，以及政府治理的民主化。由此带来西方式的生态现代化的实践。(www.chuimin.cn)

由于生态现代化理论最初关注的是经济领域的行动者，特别是企业，例如摩尔对荷兰化学工业的研究^[12]，所以，一些研究者更为具体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生态现代化“实践”，例如舒恩菲对东南亚纸浆和造纸业的研究。^[13]

舒恩菲针对东南亚地区纸浆和造纸产业的经验研究表明：生态现代化已经被列入新兴工业国家的议事日程。这些国家的一些产业采用了更为清洁的生产技术，取得了比旧有技术更好的效果。这些国家中的政府环境机构与发达国家中的对应部门一样，正朝着与生产者建立协作关系的方向发展。非政府组织在东南亚环境管理过程的“内部”和“外部”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是一样的。对于新兴工业国家而言，它们在发展大规模现代生产的最初阶段就可以采用先进的、更为清洁的生产技术——利用别国的成就取得跨越式发展，同时还能从低廉的原材料价格和低工资水平中获益，因此其采用更为清洁的技术所需付出的边际成本比较低。就东南亚地区的纸浆和造纸业而言，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大规模现代企业中，确实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减少了废弃物排放，并且在向更为清洁的生产方式发展，但是这些企业并没有达到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假设的一个标准，即生产的非物质化，而是表现出“超物质化”。与此同时，一些中小型企业的生态现代化实践则更为复杂。

由此，舒恩菲进一步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新兴工业国家应用的最大问题是在物质化方面。虽然发达国家的实践表现出了非物质化趋势，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却在走向超物质化。这种现象令人担忧，尤其是大片热带雨林将因纸浆和造纸业需要的纤维原料而被采伐一空。因此，一个关键问题是：发达国家的生态现代化是否对其他国家物质化程度的提高具有依赖关系？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生态现代化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小企业。在新兴工业国家，这类企业发挥着提供就业岗位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重要作用。就东南亚地区的纸浆和造纸业而言，许多中小型企业建立年代久，采用的技术落后，造成的污染很严重。如果关闭这些企业中的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确实有利于改善环境，但是这种做法可能会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

实际上，可能不只是舒恩菲所研究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存在上述问题，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就此而言，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贴上“生态现代化”的标签尚须小心，该理论自身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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