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领导班子建设：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

二、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

我们党是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在党和国家的各类领导岗位上掌握着各种各样的权力。这些权力既起着党和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领导和调控作用，同时也具体体现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根据我们党执政的宝贵经验和观察世界其他国家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是关系到党的存亡、政权兴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成败的重大问题。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能否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为民执好政、用好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权力的公共性及其特征

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他物，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人类在进入群体社会以后，要保持群体关系的稳定性和社会关系的有序性，就必须形成和执行一些共同性的行为规则。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社会成员为了获得群体的保护，享受群体内的权利，一方面，要遵守群体的共同行为规则，限制个人行为的随意性；另一方面，就有一部分人代表群体的意志，担负执行群体共同行为规则的职责和功能。这样，统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以及对个人自由意志的控制及强制行为便产生了。这样形成的社会关系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对人们的制约力就是权力。

政治权力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它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建立稳定、有序的社会关系是必需的。人类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便产生了国家，产生了政治权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国家和政治权力的产生作了这样的描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5]从而产生了公共的政治权力。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权力集中表现为国家权力。这种权力，除了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为统治阶级服务、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外，还有面向社会，强制执行社会整体利益规则的功能，权力具有公共性。

作为公共的政治权力，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普遍约束力。权力意味着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它以服从为基本条件，没有服从，便没有现实的权力。因此，支配和服从是权力形成所必不可少的要素。而要使处于支配地位的一方权力得以实施，必须以强制力作后盾。作为公共权力的强制性对社会每个成员都是适用的，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种权力的强制性和普遍约束力就有使权力的拥有者凌驾于别人之上、导致权力滥用的可能。

二是权力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及其政党，取得和巩固政治权力，都是为了体现其意志、实现其利益，不带来任何利益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在社会生活中，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公共权力，通过对社会资源的获取和分配以及对社会集团和个人的行为施加管制等，有效地影响人们的利益。比如，政治权力通过制定一定的政策、法律，使资源、产品的获取和分配有利于部分人而不利于另一部分人。因此，权力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有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和分配权。

三是权力具有可交换性。在商品社会中，权力的交换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商品所有权转移过程中，由交换行为所展现的权力现象。这种商品交换中所有权的转移具有公开、自愿、规范和形式上平等等特征。再一种是行政管理中的权力交换行为，即发生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行为与其管理机构及管理人员的行为之间的权力交换现象。公共权力本不是物，不是商品，它所表达的是国家、社会和整体的意志。这种权力是完整的、统一的，是不应该被交换的。但它也是一种资源。在具体的权力运用中，它可以通过具体的行政机构、行政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和职位的便利，把公共权力作为资本和商品用来交换。比如，在“官倒”现象中，“以职取权”、“以权取利”的行为，短缺或紧俏商品交换中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的贿赂行为等。这种权力的交换是以公共利益被出卖为其实质的。它同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不同，商品交换中同一种商品所有权的转让仅仅是一次性的过程。而权力交换中权力所有者得到的是纯利润，他拥有的权力在交换中并没有转让、消失，只要有机会下次还可以交换。所以，公共权力的出售是一种“无本生利”的行为，直接损害的是国家、社会和群众的利益。在实际生活中，人情、货币、权力、美色及各种关系网都是可以与公共权力相交易的东西。国家机关的腐败现象，正是公共权力被当作商品来交换而谋取私利的体现。

四是权力具有扩张性。权力是一种稀有的政治资源。权力运用是一种无需征得他人同意就可以控制他人的力量，一旦权力在手，就有令必行，而掌权者命令的行使往往不考虑权力的界限和边际。因此，任何权力都有无限扩大其运用范围的趋势，超出其现实的界限，侵犯他人的权力和权利。法国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权力的行使者又往往不愿意接受对其控制和约束，这样使得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很容易出现滥用权力的行为，使权力拥有者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

五是权力具有两重性。由于权力的授受关系，使权力的主体和权力的具体行使者相分离；还由于权力的代行者因素质的差异，不可能对权力的委托者保持绝对的忠诚。因此，权力从它产生以来就有两重性，它不仅代表着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标志着权力行使者的职权、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权力的两重性，必然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正效应和负效应。既可以运用权力为公众服务，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可以用来为个人谋私利，危害公众利益，阻碍社会进步。恩格斯在谈到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时指出：“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定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他认为，这种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政治沿着经济同一方向起作用，对经济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二是政治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对经济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三是政治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前进，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政治，主要是指国家权力。国家公共权力能不能正确运用，关系到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和国家的公职人员代表人民去行使国家权力。但是，我们仍然不能避免权力主体和具体行使权力的人的分离，加上权力行使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差异和受利益的驱使，所以，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避免权力运用中的负面效应，仍然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

执政党，是掌权的党，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执政条件下，党有了调动和支配全国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而且权力这么大，可调动的资源之多，都是未执政前无可比拟的。大批党员、干部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领导职务，手中都掌握了这样那样的权力。执政党的地位，一方面使党掌握全国政权，这必将给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带来空前有利的条件。它有利于按照党的政治主张对整个国家和社会进行改造和建设，有利于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地贯彻实施，能更充分地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有效地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这种条件在执政以前是不可能有的。另一方面，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容易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危险，容易使少数党员和党员干部滋长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因而使党面临极大的考验。这个考验，最根本的是领导干部是不是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考验，是不是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考验。为此，领导干部必须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真正懂得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群众是权力的主体，我国的宪法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这种权力的主体性和惟一性是不可动摇、不可分割的。党代表人民，但不能代替人民，包办群众的事情。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人民的委托，是集中群众的意志和根本利益而代表人民来行使职权的。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由于我们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有的人把手中的权力误认为是上级机关和领导人给的，有的人误认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既然权力是上级领导给的，那就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甚至跑官要官；既然权力是个人固有、个人努力的结果，那么运用权力为个人得到回报、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也就很自然了。

二要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解决好权力为谁服务的问题。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国家的公共权力，绝不是一党、一派甚至个人的私权。既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理所当然要为人民服务。执政党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集中体现，也是领导干部道德即“官德”的集中体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私利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有的把权力作资本、当商品，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贪污受贿、聚敛钱财，把公共权力异化为个人的私权，把理想信念、党的宗旨、社会主义道德统统置于脑后，像已经被查处的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马向东等就是这样的一类人。共产党执政的实践表明，长期执政的党要注意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生。苏联共产党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执政以后，培植了一个官僚特权既得利益集团，正是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成了苏共、苏联的掘墓人。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党内有一些人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他们甚至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谁也碰不得、动不得的私有财产，想方设法地要去维护和扩大这种所谓既得利益。如果我们党内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党必然要失败。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既得利益集团要比个人行为的以权谋私的危害性严重得多。因为一批人或一层人的利益联结在一起，甚至用制度固定下来，治理起来要困难得多。(www.chuimin.cn)

三要解决好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是当人民的公仆呢，还是做人民的“主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们在人格上、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党员干部没有高于其他人员的地位，共产党员也没有高于非党群众的地位。他们只有置于群众之中勤勤恳恳为群众服务的义务，没有高踞于群众之上称王称霸、做官当老爷的权利；他们只有模范地执行和遵守党的制度和国家法律的义务，没有置身于制度和法律之外、之上的特权。只有确立了对待群众的正确态度，摆正干部和群众的正确关系，克服某些人存在的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家长制的思想，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现象，才能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

四要不断提高执政本领和领导水平。执政党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经得起权力的考验，既包括正确地运用权力、防止权力腐败的考验，也包括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考验。这两方面都搞好，才能巩固执政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为政不廉，固然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同时，执政党如果不能把人民委托的事情办好，没有治党治国治军的真实本领，肩负起领导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也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不能从根本上坚持和巩固执政地位。为此，就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整体素质。不仅要提高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而且要提高文化科学素质和业务素质，提高领导干部的决策能力、管理水平和组织协调能力，使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有序地向前推进。这样，才能把国家建设好，履行执政职能，实践党的宗旨。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党执政已经60多年了，由于党内有的人不思进取、好逸恶劳，精神不振、贪图享乐，不是把心思用在提高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上，用在工作上，用在为人民谋福利上，而是用在谋官为财、为个人谋私利上，使党的活力和战斗力在一定程度有所削弱。因此，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还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和领导水平。

（三）领导干部要把自觉增强党性和严格接受监督结合起来

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从主观上说，要加强党性修养，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从客观上说，需要有党和群众严格的监督。一个是主观条件，一个是客观条件，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因，两者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党性修养，是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自我约束、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自觉的过程，也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成长的一个基本条件。重视党员的党性修养，是我们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我们党发展和成熟的动力和优势。邓小平同志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党性是党的性质、宗旨和世界观的体现。它反映在党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应当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定地自觉地执行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模范地执行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执政条件下，作为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在党性修养、世界观的改造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能不能正确运用权力的问题，同党和国家的性质、党的宗旨，以及党的纲领和路线的贯彻执行直接联系着。说到底，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如果滥用职权、以权谋私，那党性就无从谈起。

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除了加强学习、增强党性、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外，还必须加强监督，强化权力监督机制。权力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任何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必然违背授权者的初衷。我们讲监督，最根本的是对权力的监督。实践证明，强化权力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变质、腐败的一个根本性的措施。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党和政权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党内出现的这样那样的腐败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权力的监督乏力，没有把监督这件事真正做好。因此，我们要努力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党组织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领导干部对权力的应用须臾也离不开监督。

如何加强监督呢？一方面，对领导干部来说，要提高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监督的自觉性，克服害怕监督、回避监督的思想，更不能用权力来抗拒、抵制监督。另一方面，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特别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强化监督制约机制。

从党和国家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来说，应当特别注意思考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民主是专制、独裁的对立物。党内民主的本质是由党员决定党的重大问题和管理党的事务；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执政党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权力监督的前提。没有民主谈不上监督，既无从监督，又没有监督的保障机制。为此，一方面，党员和人民群众要自觉地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增强平等意识、民主权利意识、参与意识，依法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意识。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应当切实尊重和保障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要赋予党员和群众本应享有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选举权、民主监督权。要疏通和拓宽民主渠道，重大的决策、特别是选人用人要广泛走群众路线，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基层要实行政务公开，财务公开。最重要的是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必须制度化、规范化，从制度和法律上得到落实和保障。如果不从制度和法律上得到落实和保障，民主和监督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那就毫无意义。

二是要有健全的法制。领导机关、领导人员拥有什么权力，他们运用权力的界限和范围是什么，他们负有什么样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各种监督主体，对监督对象进行监督的根据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只有靠健全的制度和法制来回答。邓小平同志说：“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无规章制度，无以治党；国无法律法规，无以治国。所有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都必须依据制度和法律的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力，规范权力的合理界限。既不能越权，也不能不作为。只有把制度和法制原则作为党和国家活动的准则，才能明确权力机关享有的权力与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职责，什么是正当的行使职权，什么是超越职权范围。这样才能为人民群众制约国家权力，使之不偏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供前提。只有有了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法制，才能对权力运用的监督有统一的标准和程序。要使监督真正落到实处，取得成效，必须解决监督什么、凭什么监督和如何监督的问题，也就是需要监督的标准和程序。所谓监督的标准，就是对权力的行使是否违纪违法的评判标准，没有是非标准，没有根据，无法评判，凭什么监督？而能够提供是非标准的刚性标准，就是已经设定的制度和法律。监督程序就是监督的操作规则，即进行监督要经过哪些步骤、方式和时限等，不能没有法定程序规则地乱来。所以，制度和法制是实行有效监督的基础。以制度和法律手段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行使，必须把握好依法授权、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等几个环节。

三是要健全和完善监督体制。完善监督体制的核心是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建立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首先，要实行合理的权力分割。所谓权力分割是指不同的权力要由不同的权力主体来行使，从制度上避免过分集中的问题。分割权力是制约权力的前提，也是政治权力得以规范运行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同志说：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在党委和书记手里，难以实行对一把手有效监督。一个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政府、政党或个人，不要说难以应付现代政治生活的复杂局面，就是要保护自身的廉洁也是不可能的。按照合理分权的要求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全面落实人大的法定职能；进一步杜绝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微观干预。其次，要建立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制衡是社会主义政权本身应该具有的一种内在机制。所谓制衡就是国家政权在实行合理分割的基础上，各相关权力主体之间互相监督制约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平衡。在合理分权的基础上加强各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以及由此造成的非规范化运作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消极腐败现象。再次，健全和完善监督体制必须建立以人大为主的监督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要从组织上巩固人大的法定地位，依法落实人大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要消除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强化法律监督的刚性权威；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中的监督作用；要制定和完善新闻舆论法规，在坚持党依法管舆论的前提下，强化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

四是各种监督主体要有机配合和制约。应该说，我国目前的监督职能机构并不少，党内有纪律检查机构、行政有监察和审计部门、国家有人民代表大会、检察机关，还有新闻媒体等。但是，监督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理顺各监督职能机构之间的权力和职能关系，引导各方监督主体既密切配合又相互制约。要明确各监督主体的职能界限，分清责任，减少扯皮。要建立各监督主体的联系例会制度，沟通信息，互相配合。要加强对监督者的监督。

监督机构本身也要接受监督，这是保证监督机构正常、高效运作的重要条件。监督机构的权力越大，其自身接受监督的必要性也就越大。对监督者的监督需要做好三件事。一要明确监督者的职能边界，规范监督工作程序，落实违规操作、执法犯法的责任。二要疏通群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媒手段，引导群众参与对监督者的监督。三要重视监督机构互相之间的交叉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