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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渔业与航运历史详解

【摘要】:大沽口内连海河、外接渤海,自成陆后,航运成为主要的发展方向。明朝政府鼓励海运,致使航运业发展很快;尤其是清乾隆皇帝重视漕运,使大沽口航运业在历史上出现了一段辉煌时期。自此,中国自营航运业再次开始抬头。此后,东沽的陈绍起放弃了怡和、亚细亚码头的业务。

三、渔业与航运造船业

渤海沿岸的渔民,在元朝末期(14世纪),仍然用最简单的方法捕鱼。人们在海边,手拿棍棒打鱼,用双手在浅海里摸虾,渔业生产基本上处于打鱼摸虾的原始阶段。

清朝同治年间(19世纪60年代),塘沽地区的大沽,有渔船近五百只,是渔业生产最繁荣的时期。沿海有唐家河、白水头、高沙岭、驴驹河、道沟子、草头沽六大海堡,渔业资源特别丰富。经济鱼类不下数十种,特别是对虾,产量高,质量好,肉肥味美,久负盛名。当时,大沽渔船分四种类型:

(一)流动渔船。多来自河北省的黄骅县、宁河县和山东省无棣县等地,在大沽口外捕鱼,然后进大沽口,把鱼售给鱼店,大的渔汛期过后就走,因此称流动船。

(二)家眷船。这种船多半全家在船上劳动,有的在陆地有家,只一部分人在船上劳动,大沽口这种船又分文安和山东两帮。文安县帮约五十户,以钓钩为主,住在西沽;山东帮七八十户,以拉网为主,住在东沽的渔业村和郝庄。

(三)地面船。船上不带家眷,船主也不参加劳动,专门雇佣渔工捕鱼(10),一百多户。

图3-5 新港船闸全景

(四)贩鲜船。这部分船大部分是鱼店所有,也有少数为个人所有,雇佣渔工出海,在海上收购鱼虾,纯系商业性质。

鱼店收鱼有吃秤和压价,过秤时一律使用二十两或十八两一斤的大秤(11),这叫吃秤。鱼价由鱼店来定,不许渔民还口,这叫压价。收鱼时并不当时付款,一般习惯是半月一结账。

1860年以后,大沽的军事设施,开始向塘沽地区转移,1879年,李鸿章在大沽、北塘试办电报发到天津,这是中国最早开办的军用电报。北塘、大沽、天津要连成一线,所以电报器械安装在塘沽。

光绪五、六年(公元1879年—1880年),李鸿章想在天津修建铁路,据《李文忠公全集》记载“北洋形势,以大沽为京师门户,其北塘至山海关各处口岸,皆为大沽旁门,一处有警,全局震动,设防患其难遍,征调患其不灵,非铁路不能收使臂使指之效”。到了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三月十六日,醇亲王奕寰等奏准:“请将开平至闫庄商办铁路,南接大沽口北岸八十余里先行接造,再由大沽至天津百余里,逐渐兴修。”同年由中国铁路公司包建,詹天佑任工程师。

詹天佑,广东南海人,1873年,他成为考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生,1878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和铁路专业。1881年,由于毕业论文和数学成绩优异,学校颁发奖状。1888年回国后,在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在公司里,他处处遭到外国工程师的歧视和排挤。詹天佑工作认真负责,对技术刻苦钻研,在任职短短的八十天里,完成了塘沽到天津的铺轨工程,这年七月由天津经塘沽到唐山的铁路正式通车。塘沽成为铁路交通的要道,此后,塘沽居民逐年增加,经济开始活跃,而且发展很快。

大沽口内连海河、外接渤海,自成陆后,航运成为主要的发展方向。明朝政府鼓励海运,致使航运业发展很快;尤其是清乾隆皇帝重视漕运,使大沽口航运业在历史上出现了一段辉煌时期。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中国轮船招商局天津分局在塘沽成立办事处,开始有中国人自置的轮船。自此,中国自营航运业再次开始抬头。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塘沽地区的一些商人和山东地区的一些商人,集股开办了直东股份有限公司。“直”是河北省的意思,这里主要是表示大沽人,“东”则是山东的意思。股金比例山东人为七,大沽人为三。总公司设天津,塘沽地区设办事处,总经理是盛昆山(12),董事长孙聘清。塘沽办事处的负责人是戴洪升(13)。直东公司有货船五艘,总资本为三十万元。

北方航业股份有限轮船公司是继直东公司以后,完全由大沽人集股筹办的。这家公司成立于1917年(民国六年),总经理是李敬轩(14),该公司工作人员大都是塘沽人和大沽人。北方航业公司的总资本是四十万元,有货船六艘,总公司设天津市,塘沽设办事处。(www.chuimin.cn)

三星轮船公司,是独资经营的,总经理叫江润生,该公司仅有货船一艘,载重约八千余吨,在塘沽设办事处,办理运货事宜。

商办航运业兴起后,洋务派也筹办航运,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李鸿章根据总理衙门的指示,到上海筹办轮船招商局,待资金集齐之后,购买了三只轮船,进行营运。该局在塘沽地区修筑码头,建有东招商局码头和西招商局码头,修仓库,并设漕运公司。后来,随着招商局业务的不断扩大,该局便在天津设分局,在塘沽设办事处。

随着航运业的发展,出现了赖以求生的搬运工人,也出现了统治、剥削劳动工人的封建把头。塘沽地区的封建把头,把搬运工人组织起来,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航运事业的发展,码头的增多,搬运工人的增加,塘沽地区出现封建把头八大家,号称“八大金刚”,他们是:东沽怡大码头张阎王,他把持这块地盘数十年,后被赵永旺所夺,赵家有五兄弟,谓之“五虎”,赵永旺排行老五,此人以武艺著称塘沽地区,称“神鞭赵五”,众皆惮服,赵家把持怡大码头四十年。后有西沽李坏根的,欲争怡大码头,赵永旺自度年迈,力不能支,故将怡大码头让给其表弟陈绍起,陈家势大,李家无可奈何。故陈绍起又把持怡大码头十几年。怡大码头的势力范围:西起盐坝桥,东至郝庄、渔村以及三块板一带地区。有时也招揽河对岸怡和码头、亚细亚码头的业务。

图3-6 位于英租界内的怡和码头

于家堡的封建把头是陈学芳,以太古码头为中心,向外扩张势力,东招商局、亚细亚码头、怡和码头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为了巩固和争夺最多的地盘,陈学芳欲争东沽陈绍起的业务,阻止陈绍起到北岸的怡和、亚细亚码头,他组织流氓、恶棍准备较量,并对他手下的工人说:“一座庙宇一尊神,多抢了码头,有福同享。”不料,在械斗中,陈绍起打死陈学芳,虽然宁河县府曾干预此事,但经陈绍起贿赂,此案不了了之。此后,东沽的陈绍起放弃了怡和、亚细亚码头的业务。

开滦码头的封建把头是郭吉庵,此码头系东沽人张维的地盘,通过其母给英国人当保姆的关系,当上了招工头,但张维人单势孤,胆小怕事,邀请郭吉庵帮办。郭吉庵流氓出身,为非作歹,几年就发了横财,后以阴谋手段和英国人相勾结,一脚踢开张维,独占开滦码头,成为塘沽一霸。郭庄子一带,原来叫东招商局,因郭吉庵在此地居住,改名为郭庄子。

大沽驳船公司的封建把头是王汉臣及其儿子王日忠,王汉臣1914年任该公司的华人经理,并把持驳船公司的码头业务。既是封建买办,又是封建把头,后继承父业的是王日忠。王家父子把持大沽轮驳码头达四十年之久,有“南霸天”之称。

李文治是久大码头的封建把头,并且是塘沽地区的青帮头子,豢养了许多流氓打手。

把头剥削工人的方法无孔不入。装卸货物、承揽业务,完全由把头独揽。把头分大、中、小三等。大把头承揽业务后,首先获利百分之六十以上,将剩余工费交给二把头;二把头再盘剥一部分,交给三把头;三把头按比例扣一部分后,再分给工人。把头的爪牙不干活,也要拿一份工钱,这钱分到工人手里就寥寥无几了。这叫“包工法”。除此剥削方法外,还有分成法,月薪法等等,名目繁多。

塘沽由于有铁路、海河,所以运输业、商业、手工业、搬运行业都恢复和发展起来了。两次海河淤塞,吃水十二呎的汽船不能上驶,即在塘沽卸货,故塘沽当时成为海、陆运输的集结中心,各行各业更加兴旺。

大沽船务兴建于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二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先后从英国、德国购买了陈旧的军舰二十五艘,组成北洋舰队。但舰只有时损坏,要到南方修理,“程途窎远,往返需时,如遇有事之秋,尤难克期猝办,实恐贻误军需”。为解决北洋海军舰只就近修理的问题,李鸿章奏请光绪皇帝,在北方建造一座船坞,经光绪批准,决定在大沽开办,命名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厂址选定在海神庙周围这块地方(15),所以人们又称“海神庙船坞”。最初,仅有席棚三座,安装活动机床八部,马力、锅炉、气锤各一部,厂房设备非常简陋。李鸿章先聘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为主办,清官吏罗丰禄为帮办。五月,李鸿章委任罗丰禄为大沽船坞总办,并聘请英国人葛兰德为船舶总管,安能森为轮机总管,斯德浪为收支委员。6月,从外国购置全套设备,计新式机床二十余部,动力机、抽水机、卧式锅炉各一台。船坞开始建筑轮机厂房、动水房、抽水房、甲坞、木厂、码头及绘图、办公用房。到11月,船坞基本竣工,正式投入生产。

全船坞共有工人六百余名,其中技术工人三百余名是来自福建、广东、宁波等地。一般工人三百余名是从大沽附近招雇的一批铁木工匠以及破产的农民、渔民等。这是塘沽地区的第一代造船工人。

此后,不断购买外国的机床设备,添盖厂房,招收工人。到1882年,船坞有了锻铁厂、锅炉厂、铸铁厂、模件厂,并且建立了甲、乙、丙、丁、戊、己六个坞,成为我国北方修造船业设备先进的重要的基地之一。大沽船坞是给北洋水师修理舰船的工厂,平时修理旧船和刚进口的新船,到了冬天,北洋军舰可以进各坞避冰。大沽船坞除修船之外,还造船,1883年至1884年,两年造了“飞鹰”、“飞艇”、“遇顺”、“利顺”等船只。

1889年,英国人葛兰德病死,安德森相继回国。自1890年后,船坞除继续修造舰船外,并开始生产军火。据记载,1891年,仿造德国一磅后膛快炮九十余尊。1892年,清政府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在船坞院内,再修炮厂(16),添置机器。以后,船坞开始生产大炮。

1897年,北洋水师的水雷制造营也设在船坞,因此船坞又兼造水雷。大沽口重要水域布置的水雷,大部分为该厂制造,为海防的防务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