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漕运与盐业发展及天津七十二沾

2024-10-3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元朝的漕运规模比金朝时大得多，制盐业更加发达，并在海口附近屯田。随着漕运的发展，塘沽地区的大沽口成为明朝商船和兵船往来的重要海口。塘沽不仅是海运抵达京都的咽喉重地，也是向蓟州供应军饷粮草的要道。这些船厂和船坞更进一步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三岔沽原在天津市内三岔河口附近；丰财、芦台二场，即今塘沽、汉沽盐场的前身。

二、漕运与盐业

大沽口的崛起和发展，是从元朝漕运开始的。公元1271年，蒙古崛起灭金，改国号为元，定都大都。数年后灭南宋，统一中国，当时天津地区属中书省武清县和靖海县管辖。元朝的漕运规模比金朝时大得多，制盐业更加发达，并在海口附近屯田。此后，塘沽地区的大沽口，便成为京畿门户。

元朝幅员辽阔，大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设有庞大的政治机构，驻有众多的军队，人口也较金朝时大量增加，所有军需民食，“无不仰给于江南”。元朝初期，大都所需粮草由运河、陆路、海道组成的运输网进行接运，当时有两条线将粮草运入京师：一是从长江进入淮河，或转黄河至河南的封丘上陆，再陆运至汲县淇门镇由运河送入京师；二是从山东泗水及胶莱河入海，再进大沽口至京师。

大沽口海运之始是在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当时元朝以漕粮实行接运，劳费无算，想改陆运为海运，于是命上海总管罗璧造海船六十艘，派其与朱清、张萱运粮四万六千余担，由崇明⁽⁴⁾出发，经东海、黄海、“沿山求屿”，北上进入渤海湾，嗣因“封信失时”，第二年才通过大沽口入海河，直驶直沽海口，实现了海上运输的成功。罗璧等人到大都后，受到朝廷嘉奖。从此设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以罗璧、朱清、张瑄为万户。此一举震动很大，不久，因运河北段淤浅，漕粮全部实行海运，大沽口作为连接海河和渤海的重要枢纽而载入史册。直到元末，大沽口一直是海运漕船的必经要道。

明朝，塘沽交通运输的主线仍是漕运。明朝前期，建立元帝国的蒙古贵族被赶出长城后，屡次派兵骚扰明朝的边境。北方战事紧张，南粮仍需大量北运，经大沽口、海河调往北京。此后，明统治阶级每年都要由漕船海运粮食五十万石，经塘沽运往天津。随着漕运的发展，塘沽地区的大沽口成为明朝商船和兵船往来的重要海口。此间两次援朝军队的调动、饷械的输送，都是由天津出发，经塘沽的海河，由大沽口出海而直驶辽东，其战略地位引起明朝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在大沽口例设总兵据守。

塘沽不仅是海运抵达京都的咽喉重地，也是向蓟州供应军饷粮草的要道。明朝时期蓟州是屯兵重地，明政府每年要从山东海运十八万石粮食到天津，然后转运蓟州，以供军需。但此航线要越大海，而且经大沽口外至北塘一带，《明史·河渠志》说此处“风涛险恶”。为使开往蓟州之漕船避海上风险，明政府在海河头至北塘间开了一条河。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开工，河道走向先是向北，路经水草沽⁽⁵⁾，后转东北而抵北塘的蓟运河。而沿河的村子水草沽改名为新河。

蓟运河的入海处是在塘沽东北的陈家堡，该地区成陆较早。元朝末期，从山东逃荒而来的陈家在此居住，故而村名叫陈家堡。该村在塘沽北，习惯称北塘，而北塘人称塘沽为南塘，后来陈家堡的村名逐渐消失。北塘在蓟运河口，历史上也叫北河口，为军事要塞，明朝初年建有两座炮台，设千总驻守，是当时宁河县的海防要地，也是大沽口东北面的侧翼防地。

明朝中期，倭寇猖獗，据《明史·兵志》记载：“自世宗世，倭患以来，沿海各大都会各设总督、巡抚、兵备副使及参将、游击等员……于蓟、辽，则大沽口宿重兵领以副总兵。”从这时起，塘沽地区的大沽口两岸开始安营扎寨，设置了防御工事。当时军队在新河放牧军马，并开辟了二十四块官马场，后来随着放牧的人员增加，家属来此落户，新河就形成较大的村落。

到了清朝前期，政府对于漕运仍然非常重视，康熙皇帝曾把漕运作为富国强兵的一宗大事，亲自审理并在金銮殿玉柱上刻“漕运”二字作为提示，以期引起他的高度注意。

清初，京津一带粮食奇缺，需要从东北的辽东一带漕运粮谷，以济京津口粮。当时，清政府禁绝海路，只有持有龙票的民间漕船，才能出海。据《天津县志》记载，康熙年间，东沽有个郑士泰是养船大户，“海上官网户郑士泰，以天津地薄人稠，难敷民食，呼肯圣祖仁皇帝用海舟贩运奉天之谷，以济津民”。康熙皇帝同意郑士泰的请求，“官给龙票当入海口放行”，故此郑士泰在大沽口占山为王，称“龙票郑”。

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康熙皇帝亲临大沽海口视察，钦令当地官员，在大沽建造海神庙一座，以祈神灵保佑海漕安全航行。海神庙建在东西沽交界处。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奉、锦岁饥，康熙皇帝决定用巨舟发仓粟出大沽口，以济辽东，三日而达盛京⁽⁶⁾。康熙甚喜，拨重金扩建海神庙，并御赐碑文，亲送一挂“敕建大沽口海神庙”的大匾。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河北、山东大灾荒，辽东丰收。天津沿海船户，从东北贩粮，以获巨利，东沽海船户乔岱，仅自家就有四桅载货船十九条，半年间往返五六次，获利白银三万两。当时，粮食贸易繁盛，漕运相当发达。自此以后，塘沽地区的漕运事业，已近质变状态，这时该地区涌现出一批很有影响的海船大户，如西沽程星福郑家，拥有四桅载货船三十多条。西沽山成玉高家，成为西沽富户，其家拥有四桅货船九十九条。另外，像西沽的长胜号，东沽的天喜号、乐来号等海船户，在津沽一带海运，起了极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这个时期，大沽地区还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技术较好的造船工业和修船业。这些船厂和船坞更进一步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

直沽一带产盐的历史很长，元政府从增加财政收入出发，十分重视直沽的盐业生产。窝阔台二年（公元1230年），蒙古进入华北，设置大都河间税课所，管理盐的产销。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秋，召当地旧盐户高松、谢实等十八人开始制盐。由于这里水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商贩往来频繁，盐的销售甚旺，当年就收税银五百余锭，较其他盐场税收多出了将近一倍。两年之后，元朝即专门设了三岔沽司、大直沽司，管理直沽的盐场。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元朝在渤海西岸设置利国、利民、海丰、阜民、阜财、益民、润国、海阜、海盈、海润、严镇、富国、兴国、厚财、丰财、三岔沽、芦台、越支、石碑、济民、惠民、富民二十二个盐场。(www.chuimin.cn)

明代三岔沽、丰财、芦台三个盐场，都在天津境内。三岔沽原在天津市内三岔河口附近；丰财、芦台二场，即今塘沽、汉沽盐场的前身。芦台盐场，东南临海，东到东沽，西南到军粮城，盐场面积约二百二十平方千米。丰财盐场，东起渤海湾，南接沧州县境，西南邻静海县，面积约六百平方千米。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将三岔沽并入丰财场。

塘沽地区的熬盐业属于丰财场的一部分。起初，生产盐的方法是临海置灶，以锅熬盐，所以人们把熬盐人称“灶户”。元政府向盐民征税，让熬盐的灶户，按丁缴盐。元朝末期，塘沽地区仍人烟稀疏，虽有渔民和灶户，但生产简单、产量很低，人们只能维持最贫困、最艰苦的生活。

塘沽地区的熬盐业，由于官府苛刻的盐税，生产方法落后，产量很低，产品只在当地销售，但煮海为盐的灶户仍不断增加。相传最早以锅熬盐的是林家和李家，他们在渔港房⁽⁷⁾置灶，并定居下来。后来的灶户大部分来自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如今塘沽有些老住户，有的祖先就是那时候的灶户。有些无业的游民，没有生产工具，靠给灶户劳动糊口，被称为“灶丁”，灶丁就是盐业工人的前身。灶丁每天负担着繁重的劳动，晚上还要给灶户负家务劳役，生活难熬。

盐业生产发展到十六世纪末期⁽⁸⁾，开始采用较先进的滩晒制盐方法，比熬盐成本低、产量高、质量好。除当地销售部分外，大部分运往外地，谓长芦盐。所谓长芦盐，据说古代在沧州一带有条河，两岸芦苇丛生，人们叫它长芦河。明初，这里设置了长芦镇。长芦镇又是渤海盐区的海盐集散地，因此就把这里集散的盐统称为“长芦盐”。

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生产关系也逐渐从封建社会的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原来的灶户也就逐渐脱离了劳动，演变为盐业资本家，而灶丁则世代为奴，成为无产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是早期的雇佣工人。

这时塘沽地区的盐业资本家开滩晒盐者，仍是原灶户林家和李家，他们首先在渔港房开始滩晒，所以过去称这部分滩地为塘沽滩。此后，又有许家、米家陆续开辟了新河滩和邓善沽滩。资本家开盐滩，每幅滩一般雇佣二三十工人，进行集体生产。从此，盐业工人阶级的队伍在塘沽地区开始形成，并逐渐得到发展和壮大。

明初，蒙古屡派军队骚扰明的边境，为此，明王朝在蓟州一带驻重兵防守，所需军粮大多靠海运。大沽口便成为了当时漕运的重要海口通道。明朝中叶，出兵援朝抗倭，军队的调动，饷械的输送，大都由大沽口出海驶向辽东。

图3-3　长芦盐田

图3-4　东亚化学株式会社（汉沽分厂）

海运的繁忙，使地处大沽口南岸只有几十户的小渔村花儿寨、燕子窝、潮音寺等，迅速繁衍成北方沿海重镇大沽。这时的大沽镇，庙宇众多，潮音寺、小神庙、娘娘庙，不一而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沽的繁荣景象。

大沽盐滩的大规模开发，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1937年长芦盐区被日寇霸占后强征大批华工，于1942年又开了面积为七万三千多平方米的新滩⁽⁹⁾，同年建成大沽盐坨，成立了盐田事务所，生产的原盐全部运往日本。

日寇在开发盐场的同时，又于1939年在西沽西北部兴建大沽化工厂，招募工人，只生产火碱，工人有二百多，产品大量运往日本。在日寇统治时期，盐工们长期忍受着艰苦繁重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盐工们为了活命，也不断起来反抗。

1943年，在盐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冀中区党委派武工队长张昆等同志、渤海军区海防支队派出敌工部老熊等同志，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先后来到盐滩，组织盐工进行革命斗争。1944年，武工队正式发展了盐场的第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在地下党的亲自组织和发动下，盐滩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斗争高潮。继1938年新河滩驳运工罢工斗争之后，于1943年和1944年前后两次爆发了马力机工人的罢工斗争，接着又发生了1944年大沽坨地的坨工、驳运工人的联合大罢工。盐工罢工表明工人们是坚强不屈的。

日寇统治下的渔业资本家对贫苦的渔民、渔工同样进行残酷的掠夺和镇压。

1939年清明前后，资本家颁布了限制渔工下船或换船的办法，胁迫渔工签订合同，其中规定：①渔工要干就得干一年，不得中途下船或换船。②一个渔季结账后，先付渔工应得工资的半数，下个渔季结账时再付给后半数。直到冬季拉坞后，再将全部工资付清。如果渔工中途下船或换船，未付的工资，即不再付给。③渔工出海后，如有死亡，船主付给其家属六十元抚恤金，以后各不相干。④渔工如不听船主指挥，打死一人赔款六十元。此外，渔业资本家还商妥，如果淹死或打死渔工，其家属不接受六十元，则全体资本家联合出钱和渔工家属打官司。在这之前，已有资本家将渔工扔到海里淹死的惨案发生，如再接受这种苛刻的条件，必然使渔民完全失去自由。以渔工王殿臣、高春等人为首，召集渔工在西坞（现渔船闸附近）的大洼里开会，号召全体渔工下船罢工，这一号召立刻得到全体渔工的响应，几百名渔工纷纷下船，资本家一二百条船出不了海。外地来的渔船和大沽口地区渔店贩鲜船上的渔工，也都罢工下船，给予支援。资本家看形势不妙，终于自动取消了订合同的无理要求，而且还答应渔工有婚丧嫁娶的事，可以下船办理。

元朝漕运与盐业发展及天津七十二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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