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七十二沾：直沽寨与海津镇的历史重要性

三、直沽寨与海津镇

1127年后，女真族入主中原，辽和北宋政权分别被金王朝灭亡，海河南北区域一起进入金的版图，天津地区结束长达二百多年的割裂局面。

女真族进入中原后，对于大辽的简朴生活方式不屑一顾，开始大兴土木。从1150年起，征集诸路民夫工匠，兴修宫殿园林，扩大燕京城池，1152年迁都燕京。此后，大肆掠夺，把从各地搜刮来的粮食，利用河北平原的河流组织漕运，向燕京集中，以保证骄奢淫逸的宫廷生活。与此同时，向南宋频繁用兵，并镇压各地人民的反金斗争。

金初漕渠的分布，由漳水和黄河沟通豫北、冀南；由衡水、滹沱河通冀中；由北清河沟通山东，然后几条河汇流于信安海壖，向北直达通州，再行十天左右方始抵达京师。这后一段路线，基本上使用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即由独流西折经霸州、永清、安次等地，然后至通州，不经天津三汊河口。

金章宗时，漕渠下段路线发生变化。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金章宗到霸州，认为原来的漕河过浅，命尚书省征集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等地军人及青壮劳力六千余人，“改凿之”。不再使用经独流西折的永济渠旧道，而是北下经三汊河口，然后溯潮河北上至通州，自此，天津开始成为首都门户。这一变化在第二年设置“管勾漕河事”的沿线州县名单中得到充分反映。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定制：“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衙内皆带‘提控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涉及到的有三府、十二州、三十三县，其中位于御河下游的有清池、兴济、会川、靖海；属潞水沿线的有潞、香河、漷阴、武清。原永济渠下游沿线的霸县、永清、安次等县皆不见提及，表明这里已不再是漕渠经过的地方，漕运改行天津三汊河口，所以有武清等县在“管勾漕河事”的名单上出现。这一变化使天津真正成为内河航运的枢纽、控扼首都经济命脉的门户。

金代的直沽寨是运河沿线的一个寨铺，是天津市区现在可以追溯到的最早聚落，是当初为保护漕运和震慑地方而设的军事据点。据《金史·完颜齩住传》记载：“完颜佐本姓梁氏，初为武清县巡检。完颜齩住本姓李氏，为柳口镇巡检。久之，以佐为都统，齩住副之，戍直沽寨。”柳口镇是今杨柳青镇，《金史·河渠志》记载，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以前，黄河由柳口入海，即指此地。《天津县新志》也载：“柳口镇在城西三十里……今杨柳青镇地。”

梁佐和李齩住是迄今能追溯到的两个最早的天津地方行政官。金宣宗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刘永昌等人在今大兴县东部起义，占领宝坻，建元“天赐”。势力所及，东至丰润，西抵满城，成为金都燕京的肘腋之患。翌年，刘永昌到直沽策反梁佐等人时，遭擒被害。于是金廷“迁佐奉国上将军，遥授德州防御使；齩住镇国上将军，遥授同知河间府事。皆赐姓完颜”。在直沽寨同时设置都统和副都统，说明金朝政府对此地的重视。据史载，当时一年漕运至燕京的粮食达一百多万石，运渠已成为京师的经济命脉，自然不能掉以轻心。

按行政区划，柳口镇和直沽寨都属靖海县管辖，这是金朝在运河沿线设置的一个新县。《金史·地理志》记载：“靖海，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以清州窝子口置。”清州在宋为乾宁军，领乾宁一县，辖乾宁以下至界河的御河一线。金时在这一线分别设置会川⁽¹⁰⁾、兴济、靖海三县，在这些县的官衔内皆带“管勾漕河事”，显然这些县的设置是为了确保漕运的效率和安全。

漕运使运河沿线经济逐渐繁荣，出现了静海县、柳口镇、直沽寨等城邑和寨铺。历史发掘表明，著名的漕运遗迹武清县十四仓，其下层堆积早及金代。但即使如此，当时天津附近的经济却仍然未见有多大起色，大多数地方仍是苇场、猎地，民间多以煮盐、织席为业。《金史·食货志》即记泰和元年（公元1201年）诏“清州北靖海县新置盐场，本故猎地，沮洳多芦，宜驰其劲，令民时而采织之”。据《金史》记载金世宗于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到三汊口狩猎，金章宗在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赴酸枣林狩猎。旧三汊口在今市区望海楼教堂一带，酸枣林是元代直沽屯田军所在地，在今西青区小甸子一带。由此可见，当时天津周围仍是蛮荒之地。

海河以北的武清县地，金时行政建制也发生了一次重要变化，这便是在武清县北部析置宝坻县。宝坻县境原属新仓镇，1172年设宝坻县，管辖原香河县附近的居民。承安三年升格为州，属大兴府的支郡，管辖香河、武清。不久此州废止。

图2-6　金代漕运、信安海堧与直沽寨示意图

宝坻之兴，在于盐业。《金史·食货志》记载：“榷货之木有十，……以盐称首。”大定十一年金世宗东巡，见辽代以来的“新仓镇，其人烟繁庶”，尤其是“每岁所出，源源不绝，以补国用”，便于大定十二年“析香河县东偏乡闾五千家为县。谓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并且还在此置“宝坻盐使司”，设正五品官员一人，统管河间至山海关一带盐务。宝坻盐务曾为国库提供了财富，据史载，宝坻盐当时每斤⁽¹¹⁾官价四十三文，金章宗即位之初，听从户部尚书邓偐等建议，减为三十文。其后因国用不足，复增为三十二文，而每斤盐的成本只有十文。

辽金时期宝坻县出现的早期繁荣，在当地留下很多遗迹。辽太平年间（公元1201—1031年）修建的广济寺，金皇统年间（公元1141—1149年）修建的石经幢，都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县城北边的北台，是一处规模颇大的辽金时期墓地，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此发现六角砖室墓，以及用石函作葬具的墓葬，出土有“金三彩”等许多珍贵文物。

靖海县和宝坻县，是金代新设置的两个县，距西汉东平舒故城十公里。宝坻县是在汉雍奴县境设置的，意味着西汉时期的县治布局，曾经在西汉末年被海侵破坏，经过一系列的迁移和合并，此时又重新恢复，这和平原经济的渐渐复苏是分不开的。然而应当看到的是，靖海县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漕运的需要，宝坻县则是盐业，天津平原农业仍未见起色，平原的经济中心更未出现。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在部落首领铁木真的领导下，在斡难河⁽¹²⁾流域崛起，统一大漠南北。成吉思汗六年（公元1211年）开始南伐，进入居庸关，攻打燕京。成吉思汗八年（公元1213年）兵分三路，以皇子术杰为右军，循太行山而南，攻取冀南、豫北、山西的广大地区；以皇弟哈撒儿等为左军，遵海而东，攻取冀东、辽西地区；铁木真自将中军，攻取冀中一带。这一年河北地区除金中都及通州、顺州等十一城未攻下外，其余郡县尽入蒙人之手。成吉思汗十年（公元1215年）金中都被蒙古军攻克，天津划入元朝版图。

天津入元后，仍以海河为界，分属靖海和武清二县管辖。海河以南和金时一样，为清州靖海县。根据《元史·地理志》记载，清州管辖三个县，即会川、靖海、兴济。海河以北武清县，元初属大兴府。大兴府后改名为大都路，管辖两个院、六个县、十个州，州又管辖十六个县。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升漷县为漷州，将大兴府武清和香河二县划归漷州管辖，天津海河一带此后属漷州。

蒙古在攻克金中都后，逐渐把统治中心也移到这里。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称帝，自和林进驻燕京。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开始进行燕京旧城及琼华岛等修建工程。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征集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众二万八千余人筑元大都宫城，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竣工，城廓周长二万八千六百米，宏伟壮丽。可是这些浩繁的建筑工程却是在一个田园荒芜、经济凋零、物资枯竭的环境中进行的。在蒙古王朝初期，由于蒙古贵族进行的对外战争，多以掠夺牲畜、人口和占领牧场为目的，因此所到之处“悉空其人，以为牧地”。《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记录了河北地区遭劫后的悲惨景象：“十年兵燹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无限苍生临白刃，几多华夏变青灰”。在此情况下又加上繁重的徭役，百姓艰苦可知。

由于元大都机构庞大，但河北百姓穷困，因此，兵士平民的生活必需品，支撑都市繁华喧嚣所需，几乎全部仰赖于江南供应。就在忽必烈进驻北京的第二年，元政府即设立军储所。军储实际上都来自漕运，所以第二年即改成漕运所，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升至漕运司。《元史·百官志》中记载：“都漕运史司，秩正三品，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务、李二村、通州等处攒运粮科。”设立漕运史司，官正三品，执掌御河到直沽、河西务、李二村、通州等地漕运，负责督运粮草等，直沽由此纳入漕运体制之中。(www.chuimin.cn)

元代漕运初期由内河进行，运粮船从浙西出发，过长江入淮河，在黄河逆水而行到中滦旱站，从陆路运到淇门，然后由御河运抵京师，所行之路即是最初由隋炀帝开凿，后经多次疏通、改造的南北大运河。由于中途转折，耗资费时，又几经周折，于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凿成著名的京杭大运河。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元政府命令“濒御河立漕仓”。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时，已在沿线设漕仓七十五。天津亦始置仓，《元史·百官志》记载：“直沽广通仓，秩正七品。”

天津地区主要漕运机构，除直沽外，还有武清县河西务，是元大都外围的重要漕运仓储设施。《元史·百官志》记：“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埝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这些仓房的遗址在今河西务西北三公里的东、西仓一带。那里的一片洼地，是当年的运河故道。洼地旁称前海子、北海子、堤头的地方，即是漕运码头所在。洼地西侧有三块高地，布满砖瓦、烧土和瓷片，有的地方还暴露出建筑基址，即是官署和仓房所在地。这里曾出土过大批文物，包括刻有元代地名的“平阳路”银锭、“大德七年大都路造”铜权，以及种类繁多的瓷器等日用品。

内河河道狭窄，年运量不过数十万石，又因水浅经常淤塞，远远不能满足大都的浩繁支出，并且河漕劳役大，运费高。明邱濬的《大学衍义补》曾做过计算称，内河漕运比陆路运输费用约省十分之三四，而海运则比陆运费用约省十分之七八。崔旦的《海运记》也说，海船一船可载千石，是漕运船只载量的三倍。因此元代漕运不久便实行海运。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伯颜回忆海道运载宋朝图籍的事情，认为可以从海道运输，于是当时元朝朝廷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制造平底船六十艘，运六千石进京，进行首次试航。但由于海风未按时来到，这次海船运输直到转年才到达直沽。这次漕运数量不大，又没有按时到达，所以没有引起朝廷重视，但在这一年专门建立了管理河漕的京畿、江淮二都漕运史司。到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漕运增至五十七万余石后，朝廷即于翌年成立泉府司，专门管理海运。到至元二十五年分别设置内外两个漕运司，而外漕运司在河西务设立办公地点，专门管理接领海道运粮事宜。《元史·百官志》记：“海道运粮万户府，至元二十五年置，秩正三品，掌每岁海运粮，供给大都。”

连接长江口和直沽的航道，经多次修正，不断改进。首次航行从上海太仓刘家港起航，沿苏、鲁海面经胶州湾，绕成山角，直达大沽口或杨村，共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华里，需要六到七个月。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调整航线，自刘家港开航放大洋，过青山洋、黑水洋至成山，又经莱州大洋以达界河口，只需要半个月到四十天左右，时间大为缩短。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在千户殷明略建议下开辟新道，从上海刘家港起碇，至崇明的三沙放洋，东行黑水洋，越成山转西到刘家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这一条航线利用春夏多东南风，以及黑潮暖流进入渤海的规律，把自长江口到直沽的时间缩短到不过旬日。直沽海口设置灯标，每年四月十五日开始，日间挂帆，夜间灯火，用来标志航道。

元朝初期的海船，大的承载不过千石，小的仅载三百石。延祐年后，商人纷纷各自建造海船，大的可承载八九千石，小的也能承载三千余石。航线的改进，船舶的增大，使海运量迅速上升，到至元（公元1264—1294年）后期已达一百多万石，至大年间（公元1308—1311年）达二百多万石，延祐年后常至三百万石。直沽海口顿时出现一片繁忙景象。王懋德《直沽》诗描写道：“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张翥《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诗则称：“晓日三汊口，连樯集万艘”，足见漕船之多。

随着海漕运粮数量的急速增长，直沽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和漕运有关的机构。明朝胡文璧《与彦伦式求志书》中即称：“元朝统治天下，由东南来的贡赋统一聚集到刘家港，然后由海道运往直沽，再从直沽直达燕都。由于船只往来，聚集的地方开始繁华起来，建有宫观寺庙、接运厅、临清万户府，都在大直沽。”首先是仓廒，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建广通仓，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又增置直沽海运米仓。《天津县志》载：“直沽在城东三汊河口南，海河起处。金以完颜佐为都统戍其地，名直沽寨，元至元二十五年增置直沽海运米仓。”这些仓廒应在三汊河口附近。据《天津县新志》记载：“接运厅在大直沽，去城东南十里许。”为保证漕运的安全，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又设置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在春夏粮船到直沽时调兵一千镇守，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设海道巡防官，以保护粮船，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升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府。

元朝在搜刮天下财富、保证帝廷供给的各种措施中，除漕运外，尚有屯田和榷盐，对天津经济发展也有较大影响。

为解决财政困难，元朝初年，首先实行屯田。据《元史·兵志》记载，天下统一后，在皇城附近建卫，其他地方设立行省并进行屯田，以供军需，从此天下没有不可屯之兵，没有不能耕种的土地。从忽必烈接帝位后的第三年起，就陆续在元大都周围，建立了左卫、右卫、中卫、前卫、后卫等各种屯田机构，分布于永清、香河、武清、宝坻各地，此外还有左、右翼屯田万户府，左、右钦察卫，营田提举司等名目繁多的屯田机构，多分布在天津南北的武清、霸县等地。

直沽开始屯田时间略晚，《元史》记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朝廷派军队五千人，在直沽沿海耕种土地十万顷，后来又派康李军两千人，任命都指挥使指挥屯储亲军镇守海口。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用钞九千一百五十八余锭，购买耕牛农具，赐给直沽酸枣林屯田军。酸枣林地名今已不存，但在津郊传统的枣林所在地、西青张家窝乡小甸子村，发现一处元代居住遗址，东西宽三十，南北长五十米，在距地表五十厘米深的文化层中，出土了铜、铁、陶、瓷等各种质料的文物八十余件，包括日常生活用具、车马器和武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农具，共三十多件，包括犁铧、犁镜、铲、耙、镰、铡刀，以及压垄用的石砘等。大量农具和武器伴出，不见任何庄园设施遗迹，遗址规模也不大，不像一般的居民住宅，非常像屯田军的据点。这里地处宋代黄河的独流决口沿线，土壤肥沃，地势突兀，正是天津附近实行屯垦最理想的地方。

元时虞集曾对天津沿海屯田提出过实施办法，他说，京师的东面海岸绵延数千里，北达辽海，南与青州、齐州相接，是长满萑苇的场地，每天海潮涨落，带来肥沃的淤泥，应该用浙人的办法，筑堤造坝围水为田，让领头的富裕人员为官，将所围之田，分给其属下民众……这样对内可以保京师，对外可以抵御外岛侵略之敌，极大拓宽东南海运航道，使民众可以放心，也可让那些富裕民众想当官的达到心愿，尽心竭力，使游民盗贼可以安定下来。但元代屯田未能保持下去，明代巡按御史张慎言指出，在枝河的西面，静海、兴济之间，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河的东面尚有盐水沽等处，都是膏腴之地，可惜全都成为荒地了。

盐是元朝财政最重要的支柱。《元史·食货志》写道，国家所有资财中，利润最大的都不如盐。传统的海盐产地天津，此时又获得进一步发展。《元史·食货志》记“大都之盐，太宗丙申年（公元1236年）初于白陵港、三汊沽、大直沽等处置司，设熬煎办，每引有工本钱。”由此可知当时直沽既是海漕的终点，又是主要的盐业基地。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改立大都、芦台、越支、三汊沽盐使司”。至元二十二年，元朝在渤海西岸和北岸的宝坻、德沧、平滦各地设立了兴国、富国、三汊沽、芦台等二十二所盐场，每场设司令一员。其中三汊沽即三汊河口，丰财在葛沽，富国在咸水沽，兴国在天津南高家庄，直沽及其周围盐场遍布。王鹗《三汊沽创立盐场碑》详细记载有该场创立的经过：“有县曰宝坻、芦台、越支畴，昔之盐场也，三汊沽则未之闻。甲午之秋（公元1294年），三汊之地未霜而草枯，滩面宽平，盐卤涌出，或经日自生，时人指以为瑞，遂相率诉于官，按验得实，授首煎造。初得旧户高松、谢实十有八人，岁不再易。招徕者日益众，河路通使，商贩憧憧往来，是年办得课五百余锭，比之他场几倍之。”

盐业是国家财政支柱，因此，政府控制比较严格。按盐法规定“每盐一引重四百斤，其价银一十两”；渤海年产盐四十万引，“凡伪造盐引者皆斩，籍其家产，付告人充偿。贩私盐者徒二年，杖七十，产一半没官。”海漕和榷盐，是直沽官衙最忙碌的两件事，傅若金在《直沽口》一诗中称：“使收通漕米，兵捕入京盐”，颇反映元时直沽的特点。虽然当时的盐法规定要给熬盐的灶户工本钱，而实际上他们却受到层层剥削，三汊沽盐场创建之初，即“为势家垄断，灶户工本例不给之，折以无用之物，故户皆贫窭，借不能偿”。每年四月起，向大都运盐的时候，不仅灶户得不到工本钱，还要祸及到穷苦船工，到时兵丁随意抓捕民船，并且京仓对船工也是百般刁难，所给的工本钱极少，常使船民卖妻卖船。

元代天津还出产蛤珠。《元史·食货志》记载：“珠在大都者，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听民于杨村、直沽口捞采，命官买之。”《元史·百官志》还记载有专门掌管采珠的官员：“管领珠子民匠官，正七品，掌采捞蛤珠于杨村、直沽等处，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立。”

在漕运、盐业、屯田等各种经济活动的推动下，直沽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当时从江南海漕来的货物，有些抵达直沽后即成为市场商品。张翥《蜕庵集》说：“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反映出市集的热闹场面。市场中的货物则多来自江南。当时随漕船前来的，其中有一部分便是商船，所以《元史》记载：“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

随着经济的发展，直沽人口迅速增加。到元朝后期，天津地区已由“未霜而草枯”的荒凉盐滩，变成相当繁荣的海口重镇。由于这里的漕运、商业等各项主要经济活动，都和江南密不可分，因此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南人。傅若金的《直沽口》诗称：“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是对这一现象的直接描述。

图2-7　元代大运河与海津镇环境示意图

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使直沽逐渐成为当时天津平原的政治经济中心。为加强地方管理，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改直沽为海津镇，命副都指挥使伯颜遏直沽”。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立镇抚史于直沽海津镇”。至正十三年又“命南北兵马司各分官一员，就领通州、漷州、直沽等处巡捕”。尽管这些措施和元末起义军有关，也表明元朝对直沽安全的重视。至正十七年六月（公元1357年），红巾军东路首领毛贵率部由山东出发取大都，于十八年三月攻克蓟州⁽¹³⁾，元朝廷急调各路军入卫大都，毛贵率军主力由河间经直沽⁽¹⁴⁾攻占漷州⁽¹⁵⁾。元军率部进攻，毛贵兵败退回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