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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粮城遗址:海口三会海口汇流口的历史文物

【摘要】:“三会海口”顾名思义,是指三条河流汇合到一起入海的海口,这也正是海河成流处水道结构的特征。从江南海运军粮转运幽、蓟,入潮河最为捷便,于是接纳军粮的“三会海口”被纳入视野。军粮城遗址是三会海口的物质遗存。

二、三会海口

第一次显示天津作为北京海上门户特殊地理位置的是唐代的三会海口,在唐代幽蓟漕运的刺激下,港口一度繁荣。“三会海口”顾名思义,是指三条河流汇合到一起入海的海口,这也正是海河成流处水道结构的特征。唐代河北平原诸河流在汇成海河前,实际上已汇成了三大股,即南系的清河(6)、西系的滹沱河(7)、北系的沽河(8)。三大河系的汇合处即今市区三汊河口,海口的实际地点则在此地东七十里的军粮城,宋称“泥沽海口”。《太平寰宇记》乾宁军下记曰:“御河在城南一十步,每日潮水两至。其河从沧州南界流入本军界,东北一百九十里入潮河,合流向东七十里于浊流口入海。”浊流口即泥沽口,当时黄河由此入海,因泥多水浊得名,今村名仍谓泥沽,河北岸为军粮城。

唐时漕运多利用开凿于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的永济渠。“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南达于海,北通涿郡”。在河北平原流经清河,不过天津,在独流折而向西,经信安、永清、安次等地直达北京,故《太平寰宇记》写道:“永济河自霸州永清县界来,经军界,下入淀泊,连海水。”其中,霸州大城条目中记“永济渠在东北五十里”,幽州安次县中曰“东枕永济渠”。《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景德元年何承矩上言“乾宁军西北有古河渠,抵雄州,可疏通”,也指此渠。

唐初,幽州等地屡受突厥、靺鞨、奚、契丹、霫等北方游牧部落的骚扰和掠夺,因而于此驻守重兵,置幽州节度使(9),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横、定、漠、沧九州,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匹,衣赐八十万匹段,军粮五十万石。由于军需给养数量庞大,当地无法筹措,便组织江南转输。唐朝中期,安禄山任范阳节度使,兼河东、平卢节度使,除供应平时的军队消耗外,还为其叛乱做储备,“江淮輓输,千里不绝”。

从江南海运军粮转运幽、蓟,入潮河最为捷便,于是接纳军粮的“三会海口”被纳入视野。此时,海口接纳军粮的数额非常庞大,并且还有不同目的地的转运任务,因此附近必须有相应的屯储设施。据考古调查,今军粮城镇刘台村西南有古城址一处,此古城址的年代是唐代早期,如今已被夷平为略高于四周的土台,呈方形,东西宽二百五十米,南北长三百二十米。当地居民犹称土台的一些地方为“西门”,可见原是一座城址无疑。康熙《天津卫志》载:“军粮城在城东南,去城七十里,元海运为屯粮之所。”《长芦盐法志》称“周遭遗址尚存”。显然和唐代的海漕活动有关。

在此城址附近,从军粮城镇以西四五里的范围内,包括杨台、塘洼、刘台诸村,都有大量唐代文物分布,包括各种瓷器、陶器和建筑材料。瓷碗造型多作深腹、平底、假圈足,属典型的唐代早期特征。塘洼、刘台、白沙岭还发现唐代墓葬,出土有三彩罐、海兽葡萄镜等许多珍贵文物,其中以1959年在刘台村发现的一座墓葬规模最大。用浮雕有青龙、白虎的大理石棺作葬具,随葬有瓷器、铜器和大批制作精美的陶俑、日用家具模型和家畜家禽等。这种石棺还曾在清代出土过,同治九年郝福森的《津门闻见录》载:“天津地面极东南曰军粮城,或曰元人屯粮之所。土人刘姓挑濠掘出石棺一,极大,上以三道铁匝匝之,并有两大磁人站立,此葬之极贵者也。”一并显示出唐代海口的繁荣,当地应多有富庶之家。

现在的“军粮城”这一地名,极有可能即是唐时延续下来的旧称。据《新唐书·兵制》记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由此可知,“城”在唐代是军队的一级建制。河北海运既然隶属于范阳节度使,故而在转输军粮的海口,置一“城”之兵戍守和处理海运事物完全有可能。对这种专理军粮的“城”固然可称作“军粮城”,而对海口转输基地修建的城垣,当然更可称“军粮城”。军粮城遗址是三会海口的物质遗存。(www.chuimin.cn)

至唐安史之乱,江南漕运废止,所以此城址的出土文物主要属唐代早期。附近地区除海口南岸的巨葛庄等地出土一些唐代文物外,平原腹地很少能见到,表明这只是局部的情况,对整个平原经济开发的意义不大,并且随着漕运的废止也就很快衰落。所以唐代以后的文物,只在刘台村发现过出土宣和铜钱的辽墓,数量较少。

江南征集之粮运往幽州,有沽河可溯流而上,较方便。然而转运蓟州,需先行一段海路,才能进入蓟运河。由于海运多难,唐代神龙三年(公元707年),沧州刺史姜师度为防备奚、契丹的入侵,在原曹操开凿泉州渠的基础上专门从海口附近,向北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渠,和曹操南端运渠的名称相同,也叫平虏渠。此渠沟通沽河下游和鲍丘河,可以避免漕粮前往蓟州需过的一段海路,减少了海难。鲍丘河和庚水通,溯河可直抵蓟州城南。

图2-5 唐代水运枢纽军粮城及附近水系示意图

内河运输漕渠多梗,船樯阻隘,因此又“于扬州置仓,以备海运,供东北边防用”。《新唐书·方镇表》记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幽州节度使增领河北海运使”,使海运成为河北军务的一部分。《唐会要》则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十月,除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营田、河北海运使,以后遂为定额”。《旧唐书·五行志》记“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之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舟人皆死”。略可见漕运的规模。

在三河会合处的天津市区一带,由于近代城市的发展,古代遗迹已经不多了。上世纪在河北区普济河道出土石弥勒造像一具,铭文记载是范师元为亡父母造,时间为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附近有建筑遗迹。此时正值唐代河北海漕方兴未艾之时,这里的佛教遗迹或与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