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论域中中国话语的独立性

2024-10-29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走出“跟随”的被动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学术及其发展，源自于对西学的译介和研究。跟随战略对于后发国家是必须的选择和必经的阶段。这恰恰说明，我们对于西方理论界的长期“跟随”，导致了我们思想上的被动性和研究的表浅化，使我们不知不觉滋生了依赖性和惰性。

第一节　走出“跟随”的被动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学术及其发展，源自于对西学的译介和研究。因为正是这项工作，使中国人在思想和话语上走出了“子曰诗云”“天圆地方”和“君臣父子”的传统世界，在较深层次上理解、认识了西方文明和在西方率先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初极为活跃但后来严重萎缩的翻译事业，重新振兴，源源不断地将国外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译介过来。现在，译事与国外原著的出版几乎达到同步。随着国人外语水平的普遍提高，大量的原版书干脆直接舶来。这一切，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思想视野，改善了国内的理论生态，为我们思考当今世界和中国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视角和框架，厥功至伟。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自己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也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态势，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就是通过我们对西方有关思想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被及时地发现并得到解答的。

中国理论界的上述工作，与我们在经济活动，特别是科学技术和制造业方面的情况有某种类似性，即在原则上属于“跟随”的范畴，只不过后一方面表现为“仿制”，前者则表现为“学习”。跟随战略对于后发国家是必须的选择和必经的阶段。即使在未来，一定领域或一定范围内的跟随仍不可缺。但是，中国的问题毕竟有着独特的文化属性和地域特点，而中国要真正走出一条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人类都有积极的建设意义的道路，就要尽快走出跟随状态，形成独立创造的能力。在思想理论的研究上，不只是要对西方的理论给予特殊的运用或变通，更要在充分汲取国内外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建构出新的理论。

近年来，思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对于理论界的普遍期待。但从总体上看，国内真正称得上创新的思想理论成果还不多，大量的理论工作仍是按照当下“社会需要”重复性地强调经典论著的某些思想观点，或引证国外学者的相关见解与论述，基本上属于“照着讲”而不属于“接着讲”，属于转述别人的话而不是讲自己的话。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则是我们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获得应有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包括真正属于学术批评的主体间性)，意识形态情结与市场的喧嚣共同营造了一种奇特的学术氛围，表现为大量的无思想的平庸之作、“左”倾意识与民族情绪相混合的“讨伐”性文章以及为了吸引人的眼球的追新猎奇。表面上学术似乎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其实仍然缺乏应有的“学术自觉”。这有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多重原因，如由于近代以来备受列强欺凌和后来的冷战，我们至今仍然自觉不自觉地以一种弱者心态、受虐心理来看待西方对中国事态的反应，动辙将其归结为西方的“偏见”、“霸权”乃至“亡我之心”。事实上，正如识者早就指出的，“西方”并非一个单纯的实体，而是一个复杂的、变动的、充满各种观念和声音的世界，有阴暗，也有光明;有“鹰派”分子，更有爱好和平、致力于人类平等的有识之士。否则，我们就不必也无法与西方众多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了。某些西方政府、媒体所表现出的偏见、霸道，或许是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映，但又往往与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与现实利益的纠葛有关。我们坚决反对西方继续冷战思维，搞双重标准，我们自己就要从中摆脱出来。

作为天下公器的学术研究，本来应当理性地、客观地反思、解答和克服上述褊狭的、消极的现象，但我们往往受制于上述长期形成的思想文化氛围，先入为主地以某种意识形态的武断代替有理有据的冷静的思考与分析;这不仅无助于化解西方对我们的歧见和误会，还会弱化我们的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www.chuimin.cn)

反思长期以来我们要么与西方对着干，要么跟随西方，这其实都是围绕西方的经验和理论在做文章，无意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话语能力。特别能够说明问题的一个文化现象是，当西方学术研究趋向繁荣或热烈争鸣时，我们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也随之兴旺;当西方的学术研究趋向平缓或缺少力作问世时，我们的理论界也渐趋平静，不少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研究什么问题了。这恰恰说明，我们对于西方理论界的长期“跟随”，导致了我们思想上的被动性和研究的表浅化，使我们不知不觉滋生了依赖性和惰性。

诚然，我们在学术理论上跟随西方，缘于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有我们主动的选择。但这一需要和选择，使我们的目光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理论，其他国家几乎都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已经反映出我们价值取向上的急功近利。而任何功利性都具有表浅的、近视的特点。由于中国近代以来形势的严峻和实践的紧迫，我们首先从功利的、实用的层面看问题，并不得不被动地跟随西方，这无可厚非。而近代变法运动经由器物、制度，然后到观念、思想，说明我们通过不断地回应西方的挑战，对自身以及与西方关系的认识，逐渐呈现出深化的态势。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翻译事业，原则上说，属于我们对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文明的深层认识。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在思想理论上走出了功利性的境界。事实上，从原著的选择以及各种译著在中国引起的冷热不同的反响中，功利的考量是不难发现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事的毕竟是思想理论的事业，思想理论的事业之所以不同于所有其他社会事业，就在于它发自于人的内在意识和精神世界，具有反思、批判和自我超越的性质。因而，它不是指向并肯定外部对象的自在性，而是指向并确立人自身的自觉的主体性——这里的“主体性”不等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二分，而是指人的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以及由此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来的符合人性的关系。所以，如果面对思想理论的“事情本身”，那么，即使译事和学习西方的理论，也不是简单地跟随别人，而是旨在通过西方人所讲的现代社会之为现代社会、现代人之为现代人的道理，重新唤醒并发展我们自身原来就有的自我意识、反省能力和实践的理论的智慧，自觉地拓展我们思想的道路、理论的道路，也是走向世界和未来的实践的道路。

既然思想和理论上的学习，目的在于确立我们学术的自觉性、主体性，那我们最为重视的，就应当是能够直接影响、塑造人的精神品格和思维方式的内容，这也就是蕴含在各种具体论述中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所谓“本体论”和“方法论”。我们只有真正从内在精神上挺立起来，作为独立的个人，也作为普遍的人类，看待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看待各种现实的和理论的问题，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功利状态，扭转被动局面，由跟随和仿造转向自主地“研发”和“创新”。

所以，问题不在于“跟随”，而在于我们的心态和意识，在于我们还缺乏应有的自觉性、主体性。下面我们进一步来讨论这个问题。

现代性论域中中国话语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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