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在现代性论域中的实践思考

第四节　重思实践论与矛盾论

依笔者之见，所有上述哲学形态或领域哲学，其实都属于不同的哲学论域，哲学形态的多样化，反映的是哲学论域的广泛性和普遍性。至于这些哲学形态都宣称自己代表哲学的当代转向或发展趋势，则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一种哲学像西方的“语言哲学”那样，建构出独特而明确的思想范式和分析手段，并得到“科学共同体”一致认同。如果说，上述哲学形态或领域哲学的研究有某种“家族相似”的话，那就是它们都属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实践哲学”，并且关注的都是现代人类实践方式的基本矛盾，因而，中国学者倒是亟待写出新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已经过去的2008年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发表70周年。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是这两篇论文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指导的结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两篇论文的思想仍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毛泽东的“两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例，又是我们研究和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化的极好素材。在当代中国新的语境中重温这两篇文章，我们会获得新的启发。

如果首先着眼于当前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状况，笔者有以下两点感想:

其一，正是随着“改革开放”这种新的实践形式的出现和展开，我国的哲学研究才和中国社会一样，走出了过去那种僵化的模式和套路，呈现出蓬蓬勃勃的生机;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在过去几乎都谈不上，现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则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近三十年来我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变化程度的确是空前的。

其二，我们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哲学探讨和总结却又是非常不够的，尤其是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一个显著的偏差，就是只注重马克思的文本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在现代哲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对于“东方”马克思主义却缺乏应有的研究。由于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世界问题的缩影，研究西方对于认识我们的处境和未来当然极有意义，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毕竟有其特殊性，我们作为中国人重要的还是“认识自己”，弄清楚我们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从哲学上研究、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变迁，显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度和方面。“西方”应当作为一个中介，通过西方这个他者，我们的目的是重新回到自身，当然重新回到的“自身”，已不是原来那个与西方相互外在的自身了。我们似乎还没有十分明确地在西方的思想文化与我们自身之间建立起这样一种“对象性”“自返式”的认识关系，西方哲学的研究和中国哲学的研究往往相互分立，而“中国哲学”的含义似乎主要指中国古代哲学。真正打通古今中西的论著不多。诚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方面是有一些成绩的，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联的，不仅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还有一个研究的多样性问题，有一个真正批评式的深入的学术研究的问题;并且，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就取代其他从哲学上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而是要把这些不同的视角有机地关联起来。

就此而论，重温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很有意义。我们知道，毛泽东写“两论”，不是作为哲学学者写哲学教科书，而是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批评、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我们且看《实践论》的如下注释:“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己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²⁹⁾《矛盾论》的注释也说:“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³⁰⁾

重温这两篇论文的注释，笔者联想到三个问题:

第一，为了一个实际的目的有针对性地写下的这两篇哲学论文，却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主题，即实践的观点和辩证法的矛盾法则，这说明了什么?

第二，在中国革命和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容易出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类错误?而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能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超越这两种倾向，清醒地把握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

第三，解放以后，随着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地位和威信的日益提升，“两论”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经典乃至“顶峰”，中国的“哲学研究”大部分都是关于“两论”的注释和学习体会，却为什么未能阻止“左”的意识形态的愈演愈烈?为什么未能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为什么最后竟然出现了“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局面?而毛泽东本人也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们曾就这些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进行过反思，形成过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但由于这些问题特别是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涉及面广，本身就是关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点和演化的逻辑的问题，或者说就是中国人的“实践”的社会性质和方式的问题，因而，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定呈现为一个随着我们实践本身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过程。今天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也理当有新的体会和认知。

先谈第一个问题。可以说，“两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主题的把握，首先说明实现了哲学革命变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人的生活实践特别是变革性实践的学问，亦即关于人的生活实践的开展及其矛盾的解决的学问。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³¹⁾——现存的世界、现存的事物本身就是矛盾的，充满问题的，对于具有自我意识的和主体能动性的人来说，这个矛盾和问题又是在他们的生活实践中发生，并且只有通过变革的实践才能现实地排除的。因而，马克思关于矛盾的辩证法，也可以说是关于实践的矛盾的辩证法。

从方法论上说，马克思基于实践的哲学，就是让人们依靠自己的实践活动来认识并改变世界和人自身。但这种方法论紧密地联系着实践的存在论，即马克思说的“实践”并非人的一般的行动，而是以现代工业生产为范型的现代的主体性实践。毛泽东同志基于主体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国工农的革命运动和战争，在理论上对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有较深刻的领会，他写《实践论》《矛盾论》虽然有其具体用意，但他之所以能够从哲学的高度来批评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在于他力图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面上理解实践和矛盾问题，并以之作为自己思想的坐标，作为自己思考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原则。

他这样写道:“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并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他还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³²⁾当然，无论是对于实践的观点还是矛盾的法则，我们今天都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对毛泽东的“两论”乃至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都有很大的发展。此不赘述。(www.chuimin.cn)

再看第二个问题。我们发现，不止是革命年代，在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最容易发生的错误倾向也还是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其实，党的土壤和基础是社会，中国共产党内的各种倾向不过是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投射和缩影。党内容易出现经验主义问题是不奇怪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多数党员是农民或农村出身，而小农经济社会最重视的是亲身的经验，中国人甚至有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之说，有“行即知、知即行”之说，这都反映了中国人生存方式的自发性、直接性和日常性，从而也是现象性和有限性。经验主义夸大自已经验的重要性，轻视理性认识，不仅属于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有一个解释学所说的本体论问题，即由于“理解”属于人的存在方式，任何先见、理解都肯定性地表达着人自身存在的性状，因而，中国农民出身的革命者们之重视经验，这体现的仍然是他们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难免有保守的成分乃至某种狭隘性。由于人的生存方式的亲身性、体验性是任何理论都无法替代的，因而，任何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经验主义，这既会让人自信，也容易使人受制于与自己的生存方式、天赋性格等相适应或相接近的一套语言、思维及其视界。只不过处于半自然生存状态的小农的“生活”“实践”更容易产生经验主义并难以摆脱出来。

那么，党内容易出现教条主义错误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原因比较复杂:

其一，当人们把自己有限的经验固定化甚至神圣化时，这本身就已经与教条主义有相通之处，因为经验本身被教条化了;

其二，小农对于来自于“上级”尤其是“皇上”的最高指示一向都是敬畏的，当作圣旨看待的。因为“上级”特别是最高层既是小农的保护者，向他们洒下雨露阳光，又是他们的统治者，掌控着他们的命运。统治者高高在上，天也高高在上，所以小农天然地“惟上”;如果“书”被上面垄断，或者表征着天意，那么，他们自然也“惟书”。“上”“书”虽然不同于他们的实际生活经验，但却从宏观上决定了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并作为意识形态给他们以理解自己生活的观念，所以便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所以，小农们微观上的经验主义往往与宏观上的教条主义相互依存。还有一个现象，我们中国人虽然重视经验、常识，但也有全民性地陷入狂热、走火入魔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一旦某些事情超出了我们有限的经验，而又不能给予理性的分析与透视，我们往往就会失去判断能力，而只好诉诸于生命本能或幻想。党内的小农意识在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之前，也是如此。

其三，中国近代历史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西方优越于东方，只有从西方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真理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之，一些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人，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威，将共产国际奉为真理的化身。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广大普通党员——他们既未曾出过国门，也没有读过多少马列——并不是很清楚的;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列宁”等领袖们及其“共产主义”学说的符号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内容⁽³³⁾。这样，党内就不仅有了产生“洋教条”的土壤，洋教条比土教条还显得更有魅力、神圣性和威慑力。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者能“吓唬”人“迷惑”人的原因。毛泽东当时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摆脱经验主义并识破教条主义，则是因为他和党内的一些领导同志，既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有了先进的世界观和超越日常生活世界的视野，深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和局限，而又知道在中国做事不能不顾中国的特殊性，要变革中国的传统就要利用中国的传统，即采取有中国特点的、在中国行得通的方式方法，也就是注意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经验的结合点，注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经验的互动。

上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许更值得我们不断地思考。“两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很好的范例，但“两论”走向权威化和神圣化却是反对两论的真精神的;并且，正是随着“两论”的权威化和神圣化，“两论”的真精神及作为其体现的实践观点和矛盾法则却“失灵”“失落”了，这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我认为，着眼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要从自己早已习惯了的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农业实践中形成普遍的现代主体性实践观念，非常不容易，它只能是伴随着现代工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才能逐渐确立的过程，并且一定是一个不断地出现某种倒退或反复的过程。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同志本人在解放前后的变化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之所以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除了毛泽东同志本人的主体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看，这与中国的革命和战争属于民主革命的范畴，在形式上则是农民革命这一“实践特点”分不开。但新中国成立之后，要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与文化都很落后的大国搞“社会主义”这一超出民主革命范畴的实践，则不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参考，还存在着一个有无相应的国际国内条件的问题。因为实践固然是创造性的活动，但它本身又必定依赖于并受制于特定的条件，而一个民族生存的基本的自然地理和国际关系条件，往往从宏观上并且长时间地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实践的性质和格局，甚至成为其历史性的宿命。

例如，对于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这一条件，已然处于“两大阵营”对垒(即“冷战”)时代的中国人当时既不了解，了解了也很难创造出来。当时占据我们头脑的观念就是“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于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拒斥就在所难免。我们当时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障碍或对立面，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对于根深蒂固的小农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意识、家长制的政治文化意识和平均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念，我们本来就缺少深刻的反思，后来就越来越不看重了。所以，我们长期感兴趣的是大搞所谓的“兴无灭资”，却不是破除封建的家长制和小农所向往的平均主义传统，这就势必走上虚妄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道路，也为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准备了条件。结果，恰恰是在大反传统的“文化大革命”中，传统中最有害的东西倒泛滥成灾。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一现代性实践方式确立的艰难，也说明了我们从传统的实践方式转向现代实践方式的艰难。

如果着眼于制度安排，那么，基于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现代实践的主体性，不只是上级或领导层的主体性，更是每一个人的自主性的发挥和自由权利的实现，这相应地要求变人治为法治，在法律上保障每个人的政治权利，尽管“民主”“人权”首先是形式上、程序上的。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我们过去党的领导，对此并无明确的、一贯的认识，因为法治和个人权利直接而言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而我们过去是反对市场经济这种实践形式的，虽然它从来没有在中国真正形成，但我们从自己过去的商品交换，从西方市场经济产生的负面问题以及马克思的某些论断中，却形成了一种对资本、对市场的恐惧和道德上的厌恶。我们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能避免市场的盲目性和由此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才能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充分实现社会发展的自觉性并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于是中央集权和毛泽东本人的一元化领导权威也就势必被不断地强化了。

本来，“领导是自觉的、高明的，而群众是自发的、蒙昧的”这种观念，是毛泽东同志极其反感的传统观念，他也一再发动群众、鼓动小人物“造”领导层的“反”，“造”大权威的“反”，甚至“造”科层化的体制的“反”。而不无吊诡的是，越是发动这样的运动，毛泽东同志本人越是成为最高明最权威最神圣的领导，而他始终未能解决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与人民群众的自主性的矛盾。随着他本人地位和影响的如日中天，他的思想和著作也被权威化神圣化。然而，任何思想理论的权威化神圣化，只能导致它的真精神被其表面的形式的东西所取代，它给予人们的也就不再是批判的理性和解放的力量，而必定是思想的封闭禁锢了。事实一再证明，任何真理性的认识，一旦被推上独尊的地位，成为唯一正确的东西，它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即僵化教条化，扼杀掉包括自身生命在内的活的真理和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像“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样的原则，也会成为一句空话和套话。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今天重读毛泽东同志的“两论”并认真思考“两论”的思想理论命运，就要把实践的观点和辩证法的矛盾法则，放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要求之中，给予新的理解和阐释，并由此把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真正提升到时代的高度。业已取得巨大成就的改革开放，作为由中国人自己开展的改造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践方式，既体现了现代化的要求，又是现实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自我扬弃，特别值得我们反思和总结。

改革开放的启动与实施，固然是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产物，但就其理念而言，我认为它特别体现了一种现代视野的生活实践观念和要求:既尊重本国人民的自主的实践活动，而又重视并借鉴全人类的生活实践形式。如果说“改革”主要体现了对于我国人民自主地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愿望和能力的尊重的话，那么，“开放”所体现的就是借鉴、汲取全人类特别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与思想文化，并积极地与他们展开互动和公平的竞争。中国近代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中国人要走出自己过去半自然状态的生活实践方式，就必须打开国门，参与到普世的现代化运动中。事实上，任何民族的实践都受制于其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地形成的社会文化条件，从而形成特定的实践样式或格局。要突破这样式和格局的局限，就要向其他民族开放。改革与开放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正如人们的“生产”与“交往”的相互作用与转化。毛泽东同志讲实践论、矛盾论，但他自己却未能真正走出中国传统的实践样式及其现代变形的矛盾之中，这不能够不说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沉重教训。当然，这不只是毛泽东本人的教训，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教训。这一沉重的教训从反面说明:仅仅突出变革的实践是不够的，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来说，实践性质和格局的变革尤为重要，而实践在这里不仅包括生产活动，更包括交往活动;开放给当代中国带来的巨大冲击与变化，业已雄辩地证明，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已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类实践的主导方面。

就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而言，在经济上，从农村到城市，从办经济特区到全面的改革开放，鼓励试验、探索而又允许失败，力求稳步前进的渐进式改革形式，也是一种值得我们重视的理性化的实践方式。那么，我们可否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借鉴这一成功经验呢?只要真正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考虑，我认为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在今天，我们必须有愈来愈广阔的心胸、视野和清醒的理性精神，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较之过去更为复杂和广阔，劳动分工社会分化及其所要求的合作与整合，已超越民族国家而达于全球，达于全人类。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既是实践地变革世界，更是调整乃至重构新的实践方式。毕竟，现代人类社会的危机、风险和生态日益严重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人自己主客二分模式的认知性工具化的实践造成的，是传统民族中心、人类中心的价值观念指导的结果。

由此，反思马克思的实践的观点，我们就会意识到，它其实不只是让人们从自己活动出发看问题的方法论，同时也是突出现代主体性原则的存在论，体现的是现代人尤其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变革自然和社会、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运动。但我们今天的时代与马克思已相去一个半世纪，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成员以符合或有别于马克思所设想的方式成为有产者，形式的程序的公正作为现代文明的成果已被广泛接受;另一方面，人类内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民族国家、地区和个人之间的差距甚至越拉越大了。人类能否形成既具生机活力又能带来人类内部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实践方式?这是我们应当花大气力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相应地，在关于实践的理论上我们应当明确这样一个观点:变革世界的实践也要不断地实现自身的变革。就当代而言，这一变革不光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实践变换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实践，还应当是在此基础上向着后工业社会实践的变化，即向着“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同时也自觉地改造自己的实践方式、生活方式的变换。这就是笔者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发表70周年之际的结论性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