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哲学理论多样化展开

第三节　哲学理论的多样化展开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学界通过借助马克思本人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资源，致力于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理论生长点，激发其思想活力，开启并研究了许多新领域和新问题，并形成了所谓的“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择其要者，有以下九个方面:

一、“实践哲学”的研究和推进

从对马克思实践观的重视到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大推进。

从总体性上理解实践，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立足现代工业生产和市场交往，突破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基于目的与手段二元的实践观，在现代人的生产和交往方式中将人的活动的目的性与手段性统一起来，并进而把实践看作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方式，是感性对象性活动，这样，从实践出发就必定能够全面地展开人的社会历史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一些学者结合时代的变化，还特别强调了从生产实践范式到交往实践范式的转换，认为所谓交往实践是指由多极主体通过中介客体而结成的主体际关系的活动，“交往实践观”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主题的阐明。如当代社会的电脑网络就已成为现代人类的生存实践空间，成为新的普遍的交往方式。因此实践哲学应当超越主客二分模式，转向一种倡导交往与主体际的“交往实践观”。其中，任平等人依据马克思“世界普遍交往”的理论并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提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命题，其主要论点有，其一，交往实践观反映了全球化趋势的内在逻辑，是当代哲学的主导范式;其二，世界哲学的主导性思维方式已由主客二元模式向“主体—客体—主体”三极关系结构即“主体际”关系转换，主体际的难题唯有交往实践观才能科学解答;其三，中国语境中的交往实践观是中国传统哲学、当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综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论范式。⁽¹⁴⁾

我们认为，从“交往”和“主体间”的角度看待实践的现代形态和人类历史发展，能够更好地实现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化，使意识、语言、文化符号及其精神生产的作用得到合理的开显，并通过与文化哲学相结合，揭示超越现代生产和资本的逻辑的可能前景。

但实践哲学的研究也明显地存在着两种表面上看来相反，但其实相通的问题，一是概念化，似乎只要重复实践的概念，强调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一切问题就找到了源头，至于实践作为对象性活动的现实性与超越性、实践的工具维度与价值维度的矛盾、实践与观念和理论的关系的辩证性、实践与人的感性生活的相互转化关系、实践的群体性与个体性、文化符号在人的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实践的社会历史形式的多样性和变化性，等等，人们往往缺乏深入的探究;二是实践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问题，我们往往将实践哲学层面的问题，归结为当下具体实践中碰到的经验性问题，而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对实践的理解很难超越日常生活的藩篱，并无力超越当时意识形态的导向。于是大量有关现实实践问题的论文，往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理论不深，现实不明。这种现象亟待扭转和消除。

二、“价值哲学”的研究和推进

国内的价值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迅速兴起，对大陆哲学的推进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是，进入90年代后，价值理论的研究就缓慢下来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价值论不是孤立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研究也必须跟随社会的变化进入多元的价值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基本理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个矛盾就是“价值”的经验性、工具性定义与价值的本体论承诺之间的矛盾。囿于现有经验性认识界说价值(即由需要界说价值)的思想框架，价值论研究难以深化，难以真正进入社会历史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的矛盾之中，难以对人生意义和人自身的价值作出合理的解释和相关问题的解答。这就是国内价值哲学的研究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所遇到的理论困境。

我认为，价值研究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我们未能进行必要的前提性批判，而是直接将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于是就有了一个主体性的“价值”;具体地说，则涉及对作为价值创造源泉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解。如果实践被视为人的功利性活动，那么，就必然要以人的需要的满足来界说价值;而如果首先将实践理解为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人的自成目的的生命意向活动，理解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联系方式，并且分别表现为生产、交往和人的自我作用(情感、理性和意志)，那么，我们就可以突破价值研究中的认识论模式，从人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到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秩序与规则，再到人的理想追求与艺术创造，给予价值上的贯通。人类总是生活在不圆满的现实与圆满的理想之间，从而其生命总是处于以理想为取向的“追求”活动和过程之中。只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才能使生命的真谛不断地得到开显。因此，价值或价值观不等于人的“圆满”本身，也不属于无矛盾的静态，而是指向人生圆满的活动和过程，并必定包含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最终消除的紧张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的现实的生存实践活动出发，认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活动是产生并解决着上述人生基本矛盾，使人类获得生存价值和意义并达到理想境界的根本途径。以此观之，将价值视为一个历史范畴，或将价值理解为文化的核心，并无根本的对立。新康德主义所创立的以人的精神(心灵、情感、意志等)为核心和出发点的价值哲学，是对经济价值的扬弃与超越，是从康德的实践理性出发而依据价值的属人性评价性建立一般的普遍的价值世界的努力。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应当合理地汲取其内容。近期，诸如个人自由、社会公平、民主政治、文化秩序、生态文明等价值形态和理念，已经得到学者们的关注。⁽¹⁵⁾

笔者认为，真正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价值问题，我们就应当深刻地反思一下中国大哲老子的观点:“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这不只是对儒家“仁义”思想的批判，而且也是通过对这一特定理论的批判，表明一种普遍的自然观和文明观，即自然生养万物而不自恃，始终维持着动态的平衡与和谐，而人类文明却制造着各种矛盾和冲突，因而“人道”应当效法“天道”。诚然，人类不可能回到文明之前的状态，但人类早期由于对事实与价值并未给予明确的区分，而是取“万物一体”观念(这在古代哲学中表现为“始因”说、“本原”说)，“终极的实体”同时是“终极的价值”，却是对大自然这一人类永恒母体的礼赞。老子、庄子的思想有利于我们反思各种“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有利于矫正现代人自利的价值取向。

三、“文化哲学”的研究和推进

国内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化热”，被许多学者视为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之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具有文化启蒙的性质。后来虽然一度消沉，但在哲学上反而有了更为内在和深入的探讨，并形成文化哲学。198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哲学与文化”课题组发表文章，从马克思实践观点出发界定了文化的哲学涵义，探讨了在实践基础上生发的文化与自然、交往、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寻求在世界交往时代作出正确的文化变革。文章认为，可以从人的规定界说文化，也可以从文化来规定人，但二者都需要借助于实践概念作出最切近的规定。从实践活动的发生和结构—功能分析揭示文化的本质，是文化问题的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原则⁽¹⁶⁾。此外，如李鹏程等不仅借鉴西方哲学资源研究当代文化哲学问题，还注意研究中国文化与毛泽东等人在中国文化继承和变革方面的得失，也很有价值⁽¹⁷⁾。

世纪之交，学者们不仅对文化哲学的定位、形态、研究状况等问题进行自觉的探讨和反思，还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中国的文化转型与新文化精神生成等论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许多学者倾向于把文化哲学界定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

衣俊卿的研究有鲜明的现实性，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认为，文化哲学是内在于众多现代哲学流派和学说中的哲学主流精神或哲学发展趋势，是一种真正回归生活世界、作为人类社会内在批判性的文化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哲学范式。衣俊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参考列菲伏尔和赫勒等西方学者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并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提供了日常生活批判这种新的视角，试图运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范式解析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图式。如果说，传统现代化理论突出的是社会发展的经济内涵或者政治内涵，那么，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则依据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机理，以及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历史演化机制，提出了以文化转型为核心的人自身现代化的模式⁽¹⁸⁾。他关于人的“自在自发、异化受动与自由自觉”这三种历史性存在方式区分以及将中国传统文化定位于自在自发层面的见解，有着相当的合理性与启发意义，但由于不尽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引起了争议。

这里既涉及如何看待理论及其功能的问题，也涉及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也许只有着眼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对区分，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情况下，才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发挥一般的思想文化影响力的同时，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安身之地，这就是以家庭和教育等所构成的生活世界。近年来，学者们借鉴西方文化批评的思想资源，注意分析大众文化、网络文化和亚文化现象，是文化哲学进入人们具体的文化生活的表现，这种分析也将有助于文化哲学在理论上的推进。

四、“社会哲学”的研究和推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属于社会哲学的基础性内容，社会哲学应当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自觉的转型，社会哲学研究获得了较大的进展。王锐生等著的社会哲学著作，陈晏清等主编的社会哲学系列则是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

在从社会哲学的视角把握社会转型这个重要问题上，一些学者借鉴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资源与观点，认为应当把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把握为一个从混沌整体到多元分化的过程，即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活动领域各自独立和相互作用的结构。王南湜提出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的观点: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程序供应的稀缺性，主要地承担社会秩序生产功能的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中心地位，要求其他领域活动也服从于社会秩序的生产，这便造成了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状态。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在人们之间造成的纽带关系本身就有生产社会秩序的功能，使得政治的中心地位不再必要，从而导致三大领域的相对分离。把社会转型把握为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过程，能够较好地说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现象，诸如社会的原子化、政治的民主化、道德价值的疏离化、精神文化生活的复调化等⁽¹⁹⁾。

我认为，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实行市场经济，就必然要面临社会分化和整合的问题。我们特别需要认识劳动分工、社会分化的伟大社会作用，它不只是大大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也不只是有利于实现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有机团结”，更为根本之处在于，正如事物的分化是大自然发展的形式，人类内部的分工与分化，是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发展的形式;并且，正是随着分化开来的各个方面、各种要素获得相对独立性并发生互动的关系，它们才能够在推动整体发展的同时，实现它们相互之间的制约与平衡。所以，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必定不利于个人专制和集权体制，而有利于社会民主的形成。

中国社会的分化与发展当然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社会一方面仍然缺少应有的分化，如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分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还很不充分，政治决定一切、政府包揽一切依然被许多人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致使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的问题难以解决，社会本身的发育和自组织机制的形成则严重受阻;另一方面，不应当高度分化的如贫富差别却达到了悬殊的地步，社会发展出现严重不协调、不均衡的现象，这不能不促使人们思考经济效率、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平的关系问题，思考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只有将中国社会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椭圆式结构，才有可能真正建成和谐的现代社会。

五、“历史哲学”的研究和推进

关于“历史哲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历史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于光远就率先研究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特性;80年代中期，刘奔提出坚持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张曙光等学者则力求突出历史的辩证法，并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社会规律与人的自觉性的关系，引起相当热烈的讨论和争鸣⁽²⁰⁾。

这一研究的理论焦点在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否属于历史决定论，因而，如何理解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非决定论与选择论及其关系，如何看待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关系，就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有人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就是承认历史发展有内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但是，过去的问题恰恰在于，这种认识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认识，好像只要我们知道一切事情最后都奠定于规律或必然性之上，问题就解决了。至于支配我们活动的现实的历史规律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特点，我们则不甚了了。

由于我们未能意识到无论历史规律如何“客观”，也是人的认识成果并不得受制于人们认识的图式、能力和阶段，结果，我们往往把自己对规律一时的认识与客观规律本身混为一谈，导致一再地在实践上犯唯意志论的错误。中国的改革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按照“历史规律”设计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和温饱问题，自发地实施的家庭承包活动，中央则肯定了群众的愿望和做法，并依据人民的利益、能力和愿望逐步扩大改革的范围。如果说，这里面确有某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话，那么，最大最基本的规律恰恰就是人们必定依据自己的能力、愿望从事其生产和生活的活动，这种活动首先是体现人的生命的目的性活动即价值性活动，然后才是认识性活动;认识的目的就在于保障人们的价值选择和生命意志的顺利展开。我们对于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断也应当作如是观。

事实上，一方面，凡是人类历史的规律都不能不基于人类求生的意志和发展自身的愿望与能力，另一方面，凡是人所表达的历史规律与必然性都是人们的一种概括和抽象，或者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所谓“大数定律”，它在现实上只能形成于各种具体条件和偶然性之中。那么，宏观的社会规律得以形成的微观机制是什么?其实就是人们基于自己的能力、愿望以及在特定社会关系和制度下的日常活动。如果社会关系和制度一方面基于人们自身普遍的生产和交往能力，而又直接取决于人们之间的竞争与互动，那么，外在的决定论就更难以成立。这样，历史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作为各自描述人类历史活动一个面相的理论，就应当在历史选择论中实现其整合。这个问题其实还涉及人的活动的能动与受动、自发与自觉、自然与社会，甚至西方哲学中长期研究和争论的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等问题。

20世纪末，通过对马克思实践观点与历史理论的关系的再认识，历史哲学研究正在取得了一定进展。如杨耕等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韩震等学者对于西方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历史理论的译介和研究，对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应当说，依据实践理解历史，而又以历史的视角看待现代人的实践方式及理论形态，是推进历史理论发展的基本途径。(www.chuimin.cn)

笔者认为，历史哲学一直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概念或理论上的经验性历史与哲学形上学的关系问题，一是历史中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现实的是否都是合理的?如何看待道德价值尺度的相对性与绝对性?这个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社会理论研究的“价值中立”有关的问题，在目前突出地表现为研究者的“立场”和“方法”之争，即理性的实证是否为强势集团辩护?如何实现事实的描述与价值批判的内在沟通和平衡?要合理地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但要重新解读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三大古典社会学家的著作以及现代社会理论，还应当结合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深入研究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性、丰富性及文明进步的矛盾性，研究人的交往实践及其“意识”和“语言”符号的产生，精神生产与物质性的生产与交往的辩证关系。这些研究，将不仅有助于全面地理解唯物史观，更有助于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

六、人学理论的研究和推进

所谓的“人学”研究也许不是一个恰当的称谓，但它却反映了“人”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和理论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人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人的问题一直是诸多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到对人的现代化、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探讨，构成了人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实践人学”。后来，学界围绕着人学研究的概念、对象、方法和理论框架进行了许多探讨。而从根本上说，人学的性质和学科定位问题就是人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哲学就是人学，哲学就是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的理论。与此有所不同的看法是，哲学虽然不等于人学，但人学是哲学的当代形态，是哲学在当代向人这一主题的自觉转向。已故高清海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晚年又提出“类哲学”理论，认为哲学的发展方向是“类哲学”⁽²¹⁾。他从现代性问题和时代要求出发，试图超越人的问题上的传统整体主义和现代个人主义，实现个人与人类的辩证统一，颇有新意，但也引起不少争论。

第二，人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发展出来的，它侧重于研究个体的人而不是人类整体，因为人类整体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甚至一些自然科学共同的研究对象。提出“能力本位论”的韩庆祥持这种观点并有许多论述。

第三，哲学不是人学，人学也不是哲学;对人的研究应当按照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的方法即综合的、系统的方法，或者说人学就是把从特定的角度研究人的那些学科，有机地关联起来，否则，人在自己的心目中，在思想理论上就不可能是完整的。

笔者认为，人学的上述争论恰恰反映了人学作为一个学科能否成立的问题性。如果说人学不是狭义的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而是关于人的总体性研究，那它与各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什么关系?人学有能力对它们做出高度的综合吗?或者说这种综合可能或有必要吗?如果人学是从反思的、矛盾的观点去把握人的存在方式和历史发展，那它与哲学又有什么区别?且个体的人生活在相互关系中，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的整体性，侧重研究“个体的人”是否萨特意义上的个人?种种问题表明人学研究在中国大陆还处于“初期阶段”。

无可否认，要继续推进人学富有成效的研究，关键在于能否从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及其面临的问题出发，提出一种既不同于主客二元的认识论研究，又能够扬弃结构主义和个体主义于一身的新方法，真正进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世界和相互关系中去。在这一点上，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人学思想，不能理解、借鉴和超越西方现代哲学的思想框架，特别是海德格尔、舍勒、梅洛－庞蒂等人的思想和观点，还有福柯关于“人不过是近一两个世纪的产物”，并提出“人之死”即康德以来的人类学即将“死亡”的观点，就很难取得一流的学术成果，也不可能回应有关“人类中心主义”的诘难。

七、对“辩证法”的研究和推进

辩证法问题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中特别重要。中国人在继承历史上传统的辩证思维的同时，主要接受的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而由于辩证法在过去深受当时两极性思维的影响，又在教科书中被纳入一般唯物主义及其认识论的框架，成为一个概念性的模式化的东西，因而往往不是流于折中主义，就是成为诡辩论。因而，以实践观点自身具有的辩证精神即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反思辩证法理论本身，并结合时代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推进辩证法自身的发展，就成为辩证法研究的一条主线。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辩证法研究重心的变化和内涵的拓展。“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开始自觉反思过去那种片面突出斗争和两极性思维的模式，越来越关注“度”“关节点”和过去不曾被注意的“中介”概念。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分别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因而始终僵持于“本源”意义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并以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去说明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则扬弃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把它当作实践辩证法的内在环节，用实践活动去解释概念的辩证发展。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对象性活动是自为中介的，所以它能够把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人的感性方面与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在社会历史中实现人类的安身立命，这是与从两极存在出发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变革。论者进而断言，现代哲学在扬弃两极对立的传统哲学思维的过程中，其视角越来越聚焦在沟通两极的中介环节上，并从中介出发思考事物的分化与整合、多样与统一，这是发展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理论的发义。在此过程中，有学者明确提出“在两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两极到中介”、“一分为三”等命题，对国人思维方式的提升发挥了积极的影响⁽²²⁾。

第二，辩证法存在论基础的研究。过去理论界一般把辩证法区分为“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这两个方面，并认为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自觉反映。但是，什么是客观辩证法的“客观性”则一直语焉不详，不是被归结为自然界本身的规律(自然辩证法)，就是被归结为社会历史规律(历史辩证法)。结果，辩证法作为通过辩论以揭露人们思想和语言的矛盾这一根本性的规定却被放逐了，与马克思基于实践的辩证思维也相去甚远。由此导致辩证法不是成为一般的所谓“三大规律五对范畴”，就是成为单纯的方法论，在实际运用中则往往演绎成折中主义或变戏法。通过对实践观点和生存论存在论的深入研究和辩证综合，一些学者探讨并揭示出辩证法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和现实生活的生成与展开，本身就具有生存论存在论的性质。有论者认为，确立辩证法真实的理论基础，关键在于实现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辩证觉解，由人的生命实践活动创造而成的现实生活世界就是一个禀赋辩证本性的存在，因此，只有根植于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觉解，辩证法才能获得坚实的生存论根基并开拓其独特的理论空间⁽²³⁾。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辩证方法都是古老而常新的哲学基本方法存在方式，因为它体现了人自身自我相关和自我超越的性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变迁更是体现出极其鲜明的辩证性，这种辩证性甚至以自我矛盾和悖论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不是普遍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辩证关系所能完全涵盖和说明的。需要结合辩证法的存在论研究，给予进一步的揭示。

八、“现代化”问题的研究

在一定意义上，当代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都可以统摄在“现代化”的主题之下。这里所说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主要指从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理论出发，大量借鉴现代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及其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社会理论以及后现代思潮，对现代化的一般逻辑和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当代中国处于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阶段;要尽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又不至于丢失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要在借鉴西方的经验和理论的同时，尽可能超越它们的思想局限尤其是近代以来主客对立的知性思维，辩证地看待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关系。

由于我们与西方之间存在的时空差距，我们考虑现代化论题，首先是将现代化作为可欲的对象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来看待的，因而，并未采取西方“后现代”对于“现代性”的批判甚至解构的话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理论、发展哲学“热”，就颇能说明问题。后来，一些学者特别重视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实现方式和价值尺度问题，并提出“人的现代化”的命题。如韩庆祥提出“能力本位”论，就是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能力本位论认为人的主体能力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国人的确需要提高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是理论的想象力和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但是，把“能力”作为社会的“本位”可能是有问题的。且不论能力本位与权本位、钱本位其实是相通的，我们知道，与人的能力一样，人的道德文明素养与社会制度的公正同样极端重要。严复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中国人的教育观，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我们今天还要加上审美等方面的内容，全面地看待人的发展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而不应将其简化到单一的维度上。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大陆学术界对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多维的视角，如既重视现实的社会发展及其代价问题，又开始反省单纯的经济增长观。与此同时，学者们重新思考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理论，发现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批判包含着后现代的维度。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但马克思首次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文明对于人类历史具有的深远意义，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和文化批判，与现代性反思紧密相关。

针对后发展国家应对现代性难题的问题，衣俊卿等学者提出采取“多维整合”的研究视角，揭示现代性是怎样作为基本图式和机理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怎样作为基本的生存模式深刻地影响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的。现代性自身就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维度，在最广义的尺度上可划分为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具体表现为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的现代性，以及表现为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等。从中国语境反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必须走出对现代性进行“取”与“舍”的表面化价值判断的误区，正视全球化的“现代性”本质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²⁴⁾。在现代社会的深层机制和根基上对现代性做更为耐心和细致的反思，是推进现代性问题研究深入的关键。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期，西方解构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潮在大陆学界也被炒得沸沸扬扬，但多数学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性远未终结，它虽然包含着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但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演进状况和发展趋势尚未展示出现代性完全终结的迹象;现代性依旧是人类社会运行的主要支撑力和前行的动力。中国社会的发展固然应当参考后现代思想对现代性的批评，在重视经济优先发展的同时，充分注意避免陷入严重的社会分化、道德迷失和生态方面的“现代性”难题。而这在中国就更应当关注器物、制度和精神观念三个层面的现代化的协调，在今天，应当特别关注政治的民主化。近年来，政治哲学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九、经济哲学的研究和推进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经济哲学研究在中国学界迅速兴起。作为哲学和经济学的“联姻”，经济哲学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取向和治学路径，也确实能够更加具体和深入地探讨社会经济现象乃至整个社会的内在机理。由于现代社会变革的奥秘就蕴藏在顽强的经济事实之中，因而经济哲学研究特别有助于寻找哲学与社会生活具体领域变革的真正结合点和理论生长点。

总体上看，国内经济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哲学界特别是《哲学研究》编辑部发起的关于哲学与经济学关系的讨论，此间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模式及其变革的哲学问题。

二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和哲学两大学科共同参与的关于经济哲学学科建设的讨论，其中较有影响的是1998年5月由上海社科联与《中国社会科学》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现代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这次会议通过对经济哲学兴起的背景和意义、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以及如何建构经济哲学等基础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的命题和观点，推动经济哲学研究进入学术快车道。有学者认为，经济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对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时，重视对重大实际问题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张雄在《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一书中从哲学的角度对我国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实践问题即经济非理性现象作了深入研究，颇有新意。他指出，贯穿于市场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过程中的欲望、本能、意志、激情、直觉、无意识、习俗等在特定的阶段可以看作市场的最为本质的内生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市场行为者的深层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因素⁽²⁵⁾。

第三个阶段是经济哲学的专题研究，如对资本、货币以及现代消费问题的探讨。其中，货币哲学研究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有关货币的论述，并且借鉴西方学者如西美尔等人的相关成果，将经济哲学研究引向更为深入的层面。鲁品越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是深入到货币内部本质的、关于货币的深层本体论，揭示了货币的价值本体的深层动力学;通过对货币功能特别是现代社会货币化的哲学透视，进而指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表现即事实世界的“祛魅”和价值世界的“祛魅”⁽²⁶⁾。总之，关于货币哲学的讨论旨在表明货币既是显示人类社会历史进化与提升的符号，也是人性异化和人性发展的历史见证。

从当前看，经济哲学的研究趋于缓慢，理论上要有新的突破，除了要继续深入挖掘经济学家和经济哲学家的思想，更为深入地考察当代社会的经济现象，理论上还须有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即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的互为中介的关系中，把握作为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经济现象与问题，并由此透视当代人类的物化处境及超越的途径。从经济哲学的高度研究经济问题，其宗旨正在于破解处于现代性困境中的人类命运，而研究现代文明形态、价值秩序的问题特别是直接决定人的行为的制度、规则课题，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²⁷⁾。

此外，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精神哲学、生态哲学、虚拟哲学方面的研究，也在大陆次第展开，有的已取得一定成果，产生了一定的思想影响力⁽²⁸⁾。这些研究大都属于现代性和当代性问题的研究，因而，有的以马克思哲学为主要理论资源或属于接着马克思的思想往下讲，有的却未必如此。这既表明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紧迫性，同时也说明我们需要真正摒弃“宗派”意识，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更为开放的理解，广泛吸取中外各种理论资源，真正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