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论域：打破学科壁垒

第五节　走出“学科”的壁垒

黑格尔有言，哲学就是哲学。结合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人的论述，我们可以说，哲学作为思想性的学问，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它本身更不应当有所谓“二级学科”之分。国内现行的哲学学科设置，早就严重地削弱了哲学的思想性质并严重影响了其思想的发挥。近年来，哲学界不少学者关注和质疑哲学的学科问题，这是一件大好事。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现行的哲学学科是一级学科，下设8个二级学科。这种学科的划分是在“文革”结束之后，虽然还能够看到前苏联和改革之前的思想的影子，但主要反映的是改革以来我们对哲学性质与功能的看法。一方面，哲学已被视为一种学术门类，不再被等同于现实政治的工具，也不再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8个二级学科之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不是一般的二级学科，不是“纯粹的”学术，作为“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有着特定的阶级性或党性。因而，正如哲学高于并要指导整个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则高于并要指导其他哲学二级学科。——这是改革初期的官方观点也是当时多数学者的观点，至今也仍然有人作如是观。

客观地讲，我们中国人所理解并要加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固然首先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但却并不限于此，而直接关涉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西学术思想会通的重要表现，它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的范畴而具有了一种世界意义，因而，它既不能被“外国哲学”所涵盖，也不是“中国哲学”所能囊括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历史缘由的哲学学科设置，对于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的哲学教育和研究还是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各二级学科的研究都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进展，这也意味着它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我们知道，历史合理性不等于逻辑的合理性。历史的合理性是相对于特定历史条件而言的，时过境迁，它就会变得不合理。反思现行的哲学学科设置，我们不难发现它的下述问题。

依据学科的概念，我们首先会发现，哲学二级学科的设置标准不一，如“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是按照地域即空间划分的;“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原来叫“自然辩证法”)是按照论域即研究对象划分的，且很不周延，也无法周延，如近些年一直受到人们关注的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等就没有包括进去。所以，现在教育主管部门允许研究生招生单位自行设置若干与原有二级学科平行的学科(也有人称之为“三级学科”)，但这同时带来了哲学学科越分越细、越来越多的问题。须知，像法哲学、语言哲学、生态哲学、心灵哲学也自有其重要性，且将来肯定还会有新的论域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设置即使有上面笔者所说的贯通中西的意义，但是显然设置者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标准。问题在于，作为学术的分科，学术标准应当居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基于它的真理性而不是相反。并且，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未必非将其列为“学科”不可。将其列为学科的问题，一是犯了有学者所批评的“学科”与“学说”混淆的错误，二是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一个哲学二级学科的事情，那么，其他二级学科还要不要参与了?至于“逻辑学”这个关于思维形式的学科，虽然原来属于哲学，黑格尔按照其辩证逻辑的理解，认为哲学就是逻辑学，但就现在逻辑学的论域、研究内容与方法来看，它其实应当从哲学中独立出去了。

现行哲学学科更严重的问题还不在这里。哲学的学科设置是形式，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内容，只要形式能够较好地服务于内容，它就有存在的理由。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上述形式方面的安排，内容上出了更大的问题:谁都不难发现，现行的哲学二级学科的界限简直成了不可逾越的壁垒。大多数哲学工作者终生囿于哲学的某一个二级学科之中，只能运用这一学科的资源教学或搞研究，相关地考核与职称晋升，也只是联系他在这一学科的教学与科研的情况。于是，学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这样的“潜规则”，就是“不越界”，例如，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不搞西方哲学研究，反之亦然，即使有人做跨界研究，也很难得到鼓励和认可，因为这似乎是不务本业，是对别人的领地的侵入，尤其是在你对这个学科的学术资源掌握有限，你的研究方法或视角有别于这个学科的主流的情况下。西方学者所说的文化“权力”学术“利益”的问题，在我们这里由于学科的原因更加严重，也更习以为常，不被反思。如果说，过去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问题主要是“隔行如隔山”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学者将学科学说化，对自己的学科无批判地辩护，对其他学科要么不闻不问要么不屑一顾，甚至从事不同学科的学者由于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不同而相互攻讦的现象，远非正常的学术批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较为复杂，除了现实的权力和利益的考量之外，这里确实有各种学术所蕴含的文化思想和价值理念对学者们的潜移默化，有学者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的感情投入与价值关怀。但问题在于，作为哲学学者，如果仅仅因为自己“碰巧”从事某一学科这种偶然原因就划地自重、唯我独尊，如果因为“术”业有专攻而使“道”不相与闻，因为“情”有独钟而使“理”无用武之地，那么，这还称得上是“哲学”学者吗?如果一个哲学学者能够跨越学科界限，出入于各种哲学思想和形态，经过深思熟虑，最后必然地“皈依”于某一学术或学说，那他一般不会有这种学术的自负。笔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感觉这个二级学科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或研究的学者仅仅因为自己“从事”的这个专业，就莫明其妙地自视高明，而不知根据这个“学科”的要求反躬自省自己的真实能力与水平，既无求知若渴的紧迫感，又无临深履薄的敬畏感，结果反而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所瞧不起，尤其是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学术信誉，岂不悲哉!除了个人的原因，显然是这个“学科”的“优越”地位所使然。例如，很长一段时间，只有这个学科才有权利研究和建构哲学原理、哲学基础理论，只有这个学科的论文才能居于报刊的最显著位置。这个专业的学生的情况尤其不能令人乐观。近几年，哲学系在全国的大学普遍开花，地方社会科学院和党校也在积极申办哲学的硕士和博士授予权;重点大学哲学研究生的招生名额已多于哲学本科生。而随着整个社会生活越来越商业化和物质化，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致使以学术为抱负的考生越来越少，生源质量普遍下降;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比其他二级学科多得多，比其他二级学科更容易考取，这个学科的生源情况就不用多说了。笔者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担心，这些学生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什么作用?将来到社会上能够干什么?而作为这个学科的从业者，笔者自己也只能感觉内疚。

上述问题，固然不能全然归咎于哲学的学科划分，但现行的学科划分显然助长了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哲学这一学科?答案只能是，依据哲学的本性。

哲学的本性在于它的思想性。它是本原的、活生生的思想。而任何学术都是思想的产物，就此而论，哲学对于任何学科都有一种根本的、原初的意义。所以，它曾经是一切科学之母。当然，当今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哲学的思想性也是历史地展开的、变化的。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作为哲学灵魂的“思想”的展开和变化中，发现哲学与各学科的内在关系。

我们知道，学术的分门别类正是人的思想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而“分化”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由之路，有了分化才谈得上事物的多样性和彼此之间的互动;事物的分化越充分，分化开来的各方面、各要素越是能够主动地进行相互作用，它们的整合就越富有内容和张力。人的思想、语言的发展也是如此。学术研究就是人的思想、语言分化整合到专门化、系统化时的表现。而随着学术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方法、概念的多样化，学术的分门别类即不同学科的区分也就自然形成;不同的学科又构成互动、互补的关系，导致学科群和交叉性学科、边缘性学科的出现，共同研究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现象。而如果没有学术的分化和学科的区分，或者以为学科的边界是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学术的发展都无从谈起。

那么，哲学也是在这种学术分化中形成的一个学科吗?是，又不是。说是，因为研究各种有限事物和确定对象的学科产生之后，哲学这一思想性的学问“相对”地有了不同于这些学科的特性，这就好比是中国绘画中的“烘云托月”，画纸上本来没有勾出月亮的轮廓，但画云彩留出的空白就成了月亮。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称为“物理学之后”，恰恰说明了这一点。说它不是，因为哲学毕竟没有确定的、有限的研究对象，它不是关于存在者的学问，而是关于存在的学问，但存在不是抽象的光秃秃的存在，它一定要在时间中显身为各种存在者，所以，一切感性现实的和观念的领域都可以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而哲学又决不会使自己停滞在任何一个对象，或将思想终结于某一对象。于是，哲学总是游弋于有限与无限、确定与不确定之间，也就是游弋于各种学科之间，游弋于各学科与哲学自身之间。因此，哲学既在一切学科之中，又在一切学科之外。这也意味着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一旦深入思考自己学科的前提性、基础性问题，他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需要哲学、进入哲学。所以，哲学也并不为直接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所垄断。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哲学与上面所说的“分化”与“整合”的关系。如果说，各种学科的区分体现了学术的分化，而边缘性和交叉性学科的出现则体现了学术的整合，那么，哲学自身就同时思考并把握着事物“分化”与“整合”这两个方面，将它们的关系看作是相反相成的矛盾的辩证的关系。因而，哲学的运动本身就是思想的自我分化与整合，并通过思想的自我分化与整合，把握各学科的分化与整合。从本体论上说，这是人作为思想者与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的分化与整合，即对人生宇宙、古往今来的各种矛盾的思考。从方法论上说，这是包括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历史与逻辑在内的“直觉”、“想象”、“反思”与“理解”的辩证转换。因而，哲学既不同于实证的科学，也不同于诉诸信仰的宗教;相对于前者，它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对未来的理想与希冀;相对于后者，它主张理性的怀疑和反思。而说到底，哲学作为人的最高的自我意识或“觉解”，它要调动并整合人的直觉、想象、反思与理解的各种能力，对人生在世的性状和意义给予呈现和阐释。就此而论，正如黑格尔曾经说过的，哲学就是哲学。哲学既不是与其他学科一样的学科，它也更没有什么二级学科。

当然，哲学没有二级学科，但哲学可以有各种形态，有各种学说，也可以发展出所谓的“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严格说来，连“中国哲学”、“外国哲学”这样的所谓二级学科，也不过是哲学的不同形态即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不同形态。哲学的文化形态不同，思考问题的重心有别，但作为人的最高的自我意识即最活跃最深刻的思想，又高度地相通。因而，任何哲学都是人类性的、世界性的。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中国的大哲老子、孔子的论述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论述，就可以了然。显然，学者们给予高度关注的中西哲学的对话、比较，不是两个学科的对话与比较，而是两种哲学形态的对话与比较。因而，对于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家来说固然没有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的非此即彼，对于真正的哲学工作者来说，也不应当将自己封限在哲学的某一个二级学科之中，只是偏食一种资源，是很难思入哲学所要通达的大道之中的。事实上，中国近代以来思想学术的发展，无不是西学东渐和中西碰撞的结果，“通过他者，重新发现和建构自身”，这业已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及其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我们首先应当如实地承认它是西方文化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它是“流”而不是“源”。要真正懂得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就要深入理解西方近代和古代的哲学，深入理解两希文化及其在启蒙运动之后的变化;而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要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近代变迁。可以说，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条腿”，没有这两条腿，它就站立不起来，更谈不上丰富和发展。但遗憾的是，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从业者要么没有这两条腿，要么这两条腿都很短。现行的中西马三个“二级学科”的设定，表面上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同等的地位，实际上将它封限在它的现有形态之中，让它无腿而立。所以，即使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计，我们也应当重新考虑哲学的二级学科建制，恢复哲学的完整性，恢复哲学作为活的思想的本性了。

【注释】

(1)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44页。

(2)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61页。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8页;第186页;第248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5)《老子》第一章;《老子》第二十五章。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88～589页。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www.chuimin.cn)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5页。

(17)因而笔者难以完全认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所谓“实践哲学”的总体评价，尽管他的一些批评还是有道理的。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8～78页。

(18)参见理查德·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彭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21)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98～799页。

(22)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7页。

(2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2～153页。

(2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25)参见《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426页。

(26)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7页。

(2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8页;第186页;第248页。

(28)参见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29)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30页;《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4页;第47～53页。

(30)参见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导言;第7章;第8章;第9章。

(3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0页。

(32)《中庸》。

(33)《老子》第五十一章。

(34)《易传》。

(3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36)《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4页。

(37)参见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章。

(38)*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是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先后形成的，但它们在文化上却有着共同的即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共同渊源。这显然是后来欧盟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

(39)参见詹姆斯·H.米特尔曼:《全球化综合症》，刘得手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