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显天地之大德-现代性论域与中国话语

第三节　开显“天地之大德”

在中国，20世纪初，有东西方文化的比较;21世纪始，有中西马三方学术的对话。对外开放必定带来中外的对话、交流，哲学的对话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与一般的对话不同的是，哲学对话不只是中外思想和文化的最为深层次的对话，还是对所有对话的反思。对话意味着什么?对话是否可能?对话最后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是我们试图解答的问题。

本来，人与人之间的交谈和对话，是人们的社会性交往和日常生活得以开展的条件，也是其内容。但是，交谈和对话又有所不同，“交谈”可以是较为认真的谈话、也可以是无明确目的的、随意的聊天;如同散步本身是目的，聊天本身也是目的，它构成了生活的一种样式、一个方面。“对话”则排除了随意的闲聊，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这个目的不是对话本身，而是某些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对话双方原本对这些问题有着各不相同的看法或态度，现在他们则要以对话为手段和途径，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以期让分歧及其原因明朗化，彼此达到对对方立场和观点的理解，最后则就这些问题取得一定的共识;而在这个过程中，对话双方可能又会发现原来不曾发现的新的问题，或者激发出新的歧见。于是，为进一步的对话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可见，对话总要体现出一定的正式性和严肃性。这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学术方面的话题时，上述特点会表现得更为鲜明。因而，对话可以是轻松的，但必须是认真的;可以相互试探，但应当彼此坦诚;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能否定别人有同样的权利;对话可能无果而终，但对话的大门却不应由此关闭。过去我们常说的“求同存异”，是指对话所要达到的“共识”和对于不能共识的分歧的态度。进入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我们认识到，关于一定事物或一定范围内的歧见，是正常的，也是有益的;在某些领域，在某个时期，为了人们共同生活的秩序，必须在认识上或行为上达成共识;而在另一些领域，或另一个时期，就可能不再有共识的必要，或者歧见比共识还要重要，还要有意义。因而，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存同求异”的命题。

通过对话并在对话中，人们在某些方面趋同，又在另一些方面趋异，推动了社会向着分化与整合、多样与统一、差异与和谐，这样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的局面发展。这同时意味着，对话固然是生活的手段，也正在成为生活的元素和目的。

这样，我们也就能够回答下面的提问:跨文化的“比较”可能吗?中西马的“打通”是否在吹牛?

如果说，比较或对话旨在消除差异实现同一，上述说法或许正确;而如果比较或对话的目的在于相互理解、沟通，求同存异、存同求异，则为什么不可能?思想文化的比较、对话不过是人们每天都在进行的交往活动的基本方式而已。只要人们有交往、有联系，他们就有比较或对话，彼此之间就会有一定的理解和融通，虽然未必在思想观念上高度一致，未必能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猜忌甚至冲突的情况也会时有发生;但只要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有着利益的共同性和互依性，他们就会在交往和互动中有意无意地相互适应与磨合，逐渐形成某种秩序，即形成直接关乎双方或各方基本利益的行为规则并给予遵循;他们也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彼此接近的情感和一定的信任。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每天都在做着的事情吗?

或曰，这指的是拥有同一文化的人们的情况，不同文化的比较或对话就根本不一样了。我的回答是，它们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根本上仍然是一回事。

因为，其一，后来属于同一文化的民族原来在文化上也是各不相同的，如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就是从原来地域性的鲁文化发展起来的，发展的过程充满坎坷，它自身也有因革损益，但最终主导了整个华夏民族。佛教自传入华夏之后，各宗派有亡有兴，禅宗之兴显然在于它的中国化即使佛教适应了中国传统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儒佛道在宋明以来的融合也多有矛盾与冲突，表面上它们各不相让、相互驳难，“各道其所道”;但究其用心、观其成效，则多能通过他者、重建自身。被后世称为“新儒家”的“理学”，一方面力辨三教之异同，另一方面则通过援佛入儒、援道入儒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儒佛道的融通。

其二，即使拥有同一大的文化，构成人们具体生活的小文化也多种多样;任何文化都有内在矛盾，决非铁板一块。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差异，相互之间又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关系，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都会既有“家族相似性”，又各有其个性和特色。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更不必说由于人都有个体独立性与社会性这两个相反相成的向度，他们在观念和行为上往往既趋同又趋异，因而同一民族共同体内部也始终有一个需要经常对话、沟通的任务，否则他们也会随着社会的分工、分化而相互疏离甚至分裂。不同阶级、阶层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和现代社会的所谓亚文化群体的出现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跨地域跨国别的民族的比较与对话，虽然由于彼此的差异性很大，较容易产生误解和对立，但差异再大，也有一个共通之处，这就是大家都属于人类，并且都承认对方是人，不是禽兽。尽管也有因自我中心和利益竞争而自视高贵、蔑视他人的现象，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猜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不共戴天、兵戎相见，——这在今天也不是鲜见的事实;然而，人类过去和现代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反复告诉人类的是，只有放弃凭借暴力、武力的对抗和征服，祛除相互仇恨甚至不惜将对方妖魔化的恶意，走向谈判、对话和协商，以文明的方式解决争端，消除分裂，才能不断地超越狭隘的、排他的利己主义取向，也才能建立起与己与人都有益的生活秩序。在今天，跨民族、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变得愈来愈迫切，就是因为全球化使整个人类高度地互动、互依，不想共同毁灭，就要寻找共生双赢之道。

事实上，任何比较与对话，总是已经预设了相同的背景或承诺了共通的信念，而又要解决、打通许多不通的阻隔。比较或对话的前提就是有同有异。正如学习和研究的前提是有所知又有所不知。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是人类内部的文化比较;中西马的对话，“中”自不待言，“西”是早就进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译介所理解着的学术，它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而“马”既是中国人所认同的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亦是马克思身后的各具民族文化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中西思想文化碰撞交流、继承创新的产物，具有某种亦此亦彼的中介性。所以，即使中西文化有“民族性”和“时代性”双重重大的差异，也决非不能相互理解和融通。文化比较与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都不是真正的问题。

如果说对话和沟通“有无可能”本不是问题，“如何可能”才是问题的话，那么，这个事关具体方法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方法论问题。没有纯粹的方法，即方法不是单纯的技术技巧，方法与价值与本体总是相互区分与转化的。解释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文化的比较与对话，最后都要走向哲学。而哲学本来就是对人生宇宙、古往今来的各种矛盾的思考。哲学，既不同于实证的科学，也不同于诉诸信仰的宗教;相对于前者，它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对未来的理想与希冀;相对于后者，它主张理性的怀疑和反思。而说到底，哲学作为人的最高的自我意识或“觉解”，它要调动并整合人的直觉、想象、反思与理解的各种能力，对人生在世的意义给予呈现和阐释。这在原则上也包括了文化比较与学术对话的矛盾关系的解答。

基于自身的直觉，体验和经验，我们已然断定，人类是赋有时间向度的自觉的存在物，必须自行开显和实现的可能性，因而始终处于一种过渡的、超越的即海德格尔所谓“绽出”的状态。就此而言，直接属于共时态的各种思想文化的比较和对话，有赖于参与双方或多方对未来的希望与期许。这种希望与期许意味着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和改变的愿望。人类文明的创举和进化都是着眼于理想的未来，而对既有生存样式的突破。文化对于动物并不存在，哲学对于尚未步入文明门槛的人也不存在。只是那些发展出自我意识，有了对自由的向往而又懂得自我限定的人，才会意识到“从来如此”的许多习惯和行为的问题所在。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路来，这才是人的自觉性和首创精神的体现。而路不仅在人的脚下，也早就作为可能存在于大地之上。由此可知，人对未来的理想和期许，人的自觉性和首创精神，其实就是对人类本来的、原初的潜在性、可能性与生成性的自觉开显与实现。(www.chuimin.cn)

中国当前中西马的哲学对话，作为20世纪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继续和提升，正在摆脱过去由于中华民族处于弱势地位而纠缠着自负与自卑的双重矛盾心态，走出功利性、情绪化和表面化的考量，它虽然主要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但却是全球性的跨文化跨民族的比较和对话的一个缩影。因而，这一比较和对话所要揭示出来的，就不止是一个民族的真理，而是整个人类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中国《易传》中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当然，有“生”就有“死”，有“利生”就有“害生”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天地生物生人的事实，还要树立合理的价值观，合理的行为方式，追求并建立充满意义的世界。

东西方创世的神话自不待言。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根子在这里。失掉了这个根子，后来的一切都不过是细枝末节，且注定枯萎衰败。西方思想文化的根子也通向这里。希腊的理性文化，希伯莱的信仰文化，不仅各自追求着永恒的理想人生，而且其相摩相荡，正是人生的理性与非理性这一基本矛盾的展开。而产生于现代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是为了克服现代社会的异化与苦难，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让每个人的自由成为所有人自由的前提。

固然，目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东西方的文化，其差异性是很大的，自其异者而观之，甚至有霄壤之别，并且其异者多为具体的生活方式或观念的不同。如近代以来人们常说的，西方重宗教信仰，中国重世俗关怀;西方讲身心二分，中国讲天人合一;还有西方文化是知识性的，中国文化是伦理性的云云。诚然，我们今天已经突破了这种表面的认知，懂得东西方文化其实都很复杂并且处于变化之中。如就东西方文化各自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起作用的语境而言，都有其合理性、普遍性和全面性，因为无论东西方，人的生存及其社会都有多向度和整体性的要求，他们不能不按此要求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而就人类所面对的现代全球性问题而言，东西方文化则都显示出某种局限或片面，因为全球性问题是现代人类的共同问题，而不再是东西方民族各自的问题。

所以，东西方的民族文化虽然是这些问题的重要成因，却难以直接地富有成效地给予解决。所以19世纪以来，才有西方文化内部的反叛与突破，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西方文明的颠覆性批判和对“世界文学”即世界性文化产生的预言及共产主义理想;如尼采猛烈抨击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督教道德，要重估一切价值并呼唤“超人”。而东方民族则在交织着强权与公理较量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论争中，长期徘徊在对西方文化欲迎又拒、对自身传统爱恨交织的两难状态，这里面既有一定的融会贯通，又时常出现萨义德所说的“东方的更东方、西方的更西方”的现象。不难发现，所有这些文化批评和比较方面的问题，往往直接关乎着人们具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样式及其价值评判和选择，反映着人们各不相同的立场、利益、信念甚至偏好，价值问题和方法问题纠缠在一起，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正是基于这一困局，“视角主义”受到人们的青睐。针对真理和本体问题上的绝对主义或独断论，“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力倡主体基于自身的境遇和视角的认识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人的眼睛不同于神的眼睛，它达不到全景式的“洞若观火”“通晓一切”。然而，视角主义却带来了难以摆脱的相对主义问题，连大讲视界融合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也未能给予根本性解决。而以笔者之见，“外视”而非“内观”“自明”的视角主义还是从认识论的理路发展而来的，解释学也未能完全跳出这一窠臼，这是导致它主要从语言形式和技术性层面考虑问题的重要原因。就视角主义看重的“视角”而言，固然极其重要，但它作为人的外视即对象性认识不仅离不开人的内观即自我认识，离不开人的直觉与内省，而且可以看作是人的内在生命的外显，所以我们常说眼睛是人的心灵的窗口。

进而言之，人的视角的相对性、特殊性不仅能够通过多向度的转换而超越相对和特殊，还必定能够反转来充实人的心灵世界，丰富人的自我认识，强化人的直觉和内省的能力。视角主义的相对性不过是生命自觉的对象性展开，也必定在生命的对象性活动中得到扬弃。就解释学看重的“语言”而言，其重要性也自不待言，真理只能在语言中呈现，思想文化的交流更要通过语言或话语展开。但问题在于，语言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对象化的形式和产物，其意义也只能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发生和彰显。一方面，只有通过语言活动，人类才能展开其互动关系，实现自身的可能性和生成性，从动物性的存活变成有意义的生活;另一方面，语言毕竟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要素，人的生命活动大于语言:

语言作为社会性符号，固然具有超越单个人的客观普遍性，但它却不能超出主体间或主体际，语言的主体间性本身就表明了它隶属于人的生命交往活动的性质，语言的规范性也正是这一交往活动及其生活秩序所赋予的。因而，我们才要从人的生命活动走向语言符号，进而从语言符号的运用与流通，走向人类更为广阔的生命世界即生活世界。

重复地说，人生的况味从直接属于五官感觉的甜酸苦辣，到作为实践感觉、精神感觉的爱恨悲欢，固然离不开语言的介入，但却不能归之为语言符号;并且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人之所来，才能知道人之所往，我们也只有洞悉人生的底蕴，才能对人生的具体样式给予合理的评判。

由此，我们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中西马的对话，最应当关注和追究的，不是它们现存的形态和表面的异同，而是在它们的深层活跃着的精神和跳动的脉搏，是它们得以孕育的土壤和生发的源头。把握住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会发现，异不外于同，同不离于异;月映万川，殊道同归。那些看来似乎不可通约的差异与对立，不过是同一生命精神或信念在不同境遇下的表现而已。正如人们依据不同的制度安排采取不同的行动，并不说明他们人性不同一样。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³²⁾。于是，我们才会明确地指出，当代文化比较和对话的大旨即在于开显“天地之大德曰生”。由“生”这一源头活水，顺流而下，我们才能梳理出各民族在不同境遇和历史阶段的具体生存样式，对各民族思想文化的差异做出合理的解释，并对其未来的命运给出某种预见和希望。孔夫子曰“性相近，习相远。”但人类走到现代，已经“远必返”，而“性相通、习相参”。我们不妨对此简略论之。

“天地之大德曰生。”作为天地之大德的“生”，是最基本的事实，也是最根本的价值。它从空间上看是地球上生命的共生、人类的共生之道;从时间上看则是生生不息的长生久视之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³³⁾我们所谓的“价值”不过是大自然的自行呈现、自动生发，亦是人类按照自然和自身之天性的自我外化、自我实现。

天地生物且生人。“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³⁴⁾物生然后有人生，而人生又高于物生。因为只有人才能自觉天地之大德，替天行道、生育教化;厚德载物、与天地参。时间性的自然生机主义与生存论的当下生命意识活动在此贯通。

有生就有死。生关联着死而又高于死;死是生的环节而生是死的目的。“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³⁵⁾个体的生死成就了人类的生死嬗递、生生不息，而正是个人生命的短促与人类的生生不息，才使物理学的“时间”转变成人生和社会的“时机”。

利生就是仁，就是义，就是善;害生则为残，则为贼，则为恶。善相对于恶而又高于恶;恶是善的堕落而善是恶的拯救与出路。人类所谓的方向和超越，就是弃恶向善，也就是向着一切人的自由而和谐的生存。因此，人类相互之间才必须重人道，崇良善，禁侵害，黜恶行。然而，人类历史又正是一部充满内部争夺、倾轧、厮杀的历史。种族对抗，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然而，归根到底，这不过说明从动物脱胎而来的人类，还远未成为真正的“人类”即马克思说的“社会化的人类”。而只要他们还须以“恶”为生存竞争的杠杆，只要他们的文化还不足以将他们的价值取向引导到公平的、互利的方向上，引导到精神的、艺术的追求上来，他们就难以避免害人害己的结局，就难以达至“人类”这一高贵的称谓所意味着的价值与意义。全球化问题所昭示于人类自己的，是人类已经走到了前所未有的临界点，只有以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觉悟，走向共生共荣，人类才能真正实现生命的意义，实现“仁”道理念。虽然在现实世界，只要有真善美，就会有假恶丑，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是完满的、纯粹的，但未来的人们完全可以做到，像中国的往圣前贤所期待的那样，树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民吾同胞，物我与也”的精神，在关注自己的利益和幸福的同时，自觉地关注别人的利益和幸福，乃至以关爱、敬畏和悲悯之情，保护地球生态和生命。——从绿色和平组织与越来越多的环保人士的行为中，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这一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