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视野中东方民族的命运-现代性论域及中国话语

第一节　马克思视野中东方民族的命运

马克思基于其唯物史观，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对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来说，资本主义是它们不可避免的前途。即使两者处于同一时代，相互作用与影响，后者对前者的作用与影响也是决定性的。这里，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的认识框架看待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强调的是后者对前者的征服、瓦解，是它们的社会发展和文明形态的时代性、阶段性差别，因而两者是由前趋后的历时性导引、从属关系。但是，由此东方民族也会“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由此“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¹⁾当东方民族命运中的这种更具合理性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时，现代人类社会也将呈现出新的面貌:由人的物欲及其竞争所牵引和推动的工具性的强力意志，将向着人类内部的良性互动关系和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目的这一方向转变。

我们不妨首先看一下马克思对西方殖民者及其所代表的文明世界的态度。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于19世纪中叶向东方国家大举入侵和殖民时，东方民族的历史命运立即引起马克思的深切关注。

英国在1849年吞并印度旁遮普邦，从而完成对印度的征服;在1852年占领缅甸的勃固省;在1840—1842年、1856—1860年两次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让中国割地赔款;在1838—1842年侵略阿富汗;在1856—1857年侵略伊朗。与此同时，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也积极推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的殖民扩张。这一切，不仅引起马克思在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上的高度重视，而且激起了马克思强烈的义愤。从马克思发表于19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政论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笔下常带感情，行文燃有怒火。马克思的义愤已非一般的人道主义感情，而是表现了他的人类道义立场的彻底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不仅对殖民地人民的遭遇极其同情，对他们英勇反抗的精神由衷赞赏，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暴行和残酷统治严厉痛斥，而且将批判的锋芒直指资本主义文明中的野蛮和丑恶。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等文章中，马克思愤怒地谴责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为奴役中国而诉诸武力、输入鸦片的罪恶行径。他写道:“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然而，“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的伤风败俗的弊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与此同时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²⁾

——人类的人性中有丑恶的一面。对于人性的“恶”，资本主义文明较之封建专制有明显的反思和批判意识，资本主义讲“民主”和“人权”，封建专制则“使人不成其为人”。然而，资本主义所讲的民主和人权都极其有限，当它面对其他民族传统的文明时，它公然表现出极大的不文明:“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³⁾马克思指斥英国用最无耻、最粗暴和最残酷的海盗行为对印度实行征服;和印度过去所经受的外敌入侵、歼灭性战争和征服相比，英国资本主义殖民者给它带来的灾难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就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所犯下的罪恶而言，它是不可饶恕的。

然而，资本主义殖民者并不同于一般的强盗。马克思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东方所带来的仅仅是破坏、灾难、罪恶，只要对其控诉、抨击一番并作出凶险的预言就算尽了一份人类道义。马克思基于其历史辩证法，总是力求把人类的长远利益、必由之路与难以避免的痛苦乃至牺牲放在一起考察，因而，他在对东方世界横遭侵害表示强烈的义愤和深切同情的同时，也无情地批判了东方世界的原始性和落后性，展望了处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包围下的东方世界的前途。也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对一切“我族”中心主义的超越。(www.chuimin.cn)

对于东方世界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入侵面前暴露无遗的“蒙昧”和“落后”，马克思的批判既指向它的统治阶级，也指向社会大众。

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不无野蛮的文明的作用下，东方帝国土崩瓦解，其统治者的威权一落千丈。马克思对此作出了完全肯定的评价。他写道:“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英国的大炮“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⁴⁾。东方的封建帝国已经腐朽，对于它自己的人民来说，它也早已成为沉重的枷锁。然而，它现在却成了被欺凌、被毁灭的弱者，而实施欺凌和毁灭的不是它自己的人民，而是文明的西方人。于是，一出颇为滑稽的“悲剧”便上演了:“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⁵⁾这种离奇的“悲歌”并不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是由于毁灭的方式使丧失了历史价值的东西浮现出一层价值的油彩，它让我们想到的是类似伊拉克的萨达姆一类骄横的专制者的命运。——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民族国家的主权正当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即使对一个专制暴虐的国家的外部打击，也往往在使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陷入表面上的悲剧的同时，导致对整个民族的持久的伤害。

具有悲剧意味的历史剧在同时上演:整个东方社会，它的文明和人民，都处在殖民者的践踏、摧残之下。“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这是马克思直接的情感态度。“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⁶⁾——这是马克思基于理性的认识。从这种理性的认识中，我们难道只能读出“冷峻”的理智，读不出更具深度和热度的人道思想吗?不，马克思恰恰是基于对每个人的生命尊严的捍卫才说出这番话的。马克思对殖民地的人民的不幸，与鲁迅对自己同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完全一致。

东方社会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宗教和迷信乃至东方人的民族素质，都成了马克思批判和针砭的对象。因为东方世界由小农生产、血亲宗法和专制主义所构成的社会结构，把东方人民牢固地置于半自然的群体依赖的状态中，重复着循环往复和停滞不前这一自然生物界的现象。虽然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但社会的结构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社会基本的生产方式或经济要素，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长期生活在这种停滞且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的人民，虽然不乏“文雅”、“灵巧”、“勇敢”、“沉静的高贵品格”，但他们的“迷信”、“利己性”、“无动于衷”、“苟安”、“盲目”、“驯服”、“疲沓”，似乎使他们对一切既成的东西都安之若素、习以为常，不敢想也无力量改造、更新古老的社会与文明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来自于外部的更高的文明的挑战和打击，还能够避免的了吗?并且，这个挑战和打击不正是沉睡的狮子的觉醒所需要的吗?不正是为古老社会与文明走向新生提供的契机吗?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但这个悖论却包含着自我破解的因素，因为东方古老社会机体的破坏乃至归于消灭，与其说来自于英国军人的武力打击，不如说是英国现代工业和自由贸易所导致的事变: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到处在破坏印度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也是亚洲空前的社会革命。

有鉴于此，马克思不无痛楚地写道:“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⁷⁾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马克思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当然，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所实行的一切，不会使印度的民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取决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⁸⁾

着眼于人类文明史，一个基本的矛盾展现在我们面前: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以一部分人这样或那样的牺牲为代价;人们既应当最大限度地减轻这个代价，但又不可能使之取消，否则也就取消了整个文明。如果由于资本主义带来了痛苦和灾难就要消灭资本主义，那么，这同时也是消灭人类的进步与未来。因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⁹⁾。马克思预言: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马克思关于印度的预见在今天正在应验，中国的命运同样包含在马克思的这一预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