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中国话语的辩证法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辩证法

恩格斯曾经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²⁰⁾不仅如此，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就必须以辩证法为其维度，并且还要不断强化这一维度。

如果说历史唯心主义必定通向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话，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则通向历史辩证法。现代历史的世俗性和变动不居的性质，以及对于社会革命的向往和预期，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重视社会经济的基础作用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历史运动的否定性、暂时性和相对性，即使对于长期起作用的历史规律如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他们也视为“暂时的”历史规律。所以列宁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们特别强调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辩证唯物主义;他们坚持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²¹⁾。我们过去也特别强调历史的否定性、暂时性与相对性，这对于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曾经发挥了很大的正面作用。

但历史的否定性、暂时性和相对性，毕竟是相对于历史的肯定性、永恒性和绝对性而言的，历史的这两种属性、两个方面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内在生成、相互转换，共同构成历史的辩证运动;否定前者的真实性，势必倒向形而上学，无视后者的真实性，则势必倒向相对主义。对于形而上学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放松过批判，对于相对主义的问题，我们却往往掉以轻心。理论上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历史的否定性、暂时性和间断性的单方面重视，而这又与我们将历史等同于时间，未能辩证地理解历史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维度的关系直接相关。所以我们先就历史与时间的关系问题来探讨。

历史无疑依赖于时间并包含着时间，标志着事物变化的感性时间是历史的基本维度之一。然而，历史与时间并不等同。在日常经验的意义上，时间是一维的，“时兮时兮不再来”。无论我们把时间理解为从过去经过现在指向未来，还是由未来经过现在成为过去，时间都是像河川一样的线性的流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类历史和人的历史感既以时间性为其突出标志，所谓“世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又是三维的立体结构和循环系统:“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时间概念，在历史中成为各具相对独立性而又互为中介、相互作用并转化着的三大维度，由此导致每一代人都既生活在当下，又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之中。因而，也可以说，历史就是属人的时间即马克思所说的作为人的生存发展空间的时间。那么，这种属人的时间或历史又是如何形成的?人们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会有不同的历史观呢?

时间固然与人的内感觉有关;历史的三维性也离不开人的记忆、感知和想象的心理功能。但是，真正形成人的“时间意识”和人类历史的“历史性”的力量，却是人的对象性活动，首先是包括人的交往在内的生产劳动。黑格尔就曾指出，生产劳动意味着人能够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意味着人能够限制自己当下的欲望和消费以陶冶事物，使那“随即消逝”的欲望的满足转换为具有“客观”性和“持久”性的“对象的形式”即文化形式，人则由于陶冶并扬弃“对象的形式”而使自身成为“自为存在”⁽²²⁾。换言之，是人的生产性的生命活动建构出了人的生存和对象世界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为了未来而限制当下的欲望和消费，使即生即灭的东西获得了属人的而又客观的持久性，并因而使人自身分化为现实的手段和理想的目的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和运动，于是，人类才能够从“一维”的时间变化中，区分出“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维度。这说明，属人的时间是由人的生产性活动所奠基的社会历史性的时间，即人及其世界的“人文化成”的展开与实现过程，这就是历史。

因而，人类“历史”真正的缘起既不是物理时间上可以无穷地追溯下去的万物“始因”，也不是所谓逻辑上在先的抽象的观念，而是人既立足于当下又面向未来、自为手段又自成目的的活动;人的这种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在改造自然界、创造对象世界时，也在实现着人的自我创生、自我发展。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地分析过人们基于因果决定论而信奉的“创世”说以及“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的问题，并指出: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这里所说的“主体”不是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而是主客统一的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或者说是从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思想中进一步发展出来的人类历史的主体性向度:“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²³⁾。显然，马克思基于人的对象性活动，说明了人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的辩证关系，同时也从“生成”和“循环”的角度，将人类历史的相对性、暂时性，与绝对性和永恒性内在统一起来。后来，马克思通过揭示人类历史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更为深入说明了人类历史的否定性与肯定性、连续性与间断性的辩证统一;此外，他还通过每一代人与其先辈之间的传承和创新，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作为人类代际之间的交替和因革关系⁽²⁴⁾。

由此可见，人类历史之所以既非停滞的永恒，也决不同于无物长驻的流水，就在于它是人类创造自身、确证自身的活动过程，它具有自我更新、自我扬弃的动态结构。所以，我们前面所说的历史的三个维度固然关联着人的内在心理和意识，但更是以社会的客观形式存在的。每一代人都要从前代人那里继承的材料、资金、生产力，保持在人们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生活传统，历史地遗传下来的语言符号和文化典籍、文物和古迹，以及老年人、青年人与儿童之间共时性的生活与生死嬗递，使历史在时间性的演变中具有了循环往复、不断递升的性质，并使得在肉体感觉上只是生存在“当下”和“瞬间”的人们，获得了由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支撑的生活的稳定性、连续性与总体性。也正是以器物、制度和作为现实意识的语言符号为载体的历史的三大维度，为人类自己营造出一个具有人文属性和恒久价值的文化意义世界。因而，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们虽然生命短暂，虽然经历着沧桑变迁，却能够“慎终追远”，“述往思来”，以生生不息的整个人类文明为其精神家园，而不至于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

诚如马克思所说:“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的胜利，并且是同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²⁵⁾可以说，正是由于个人生命短暂，必有一死，他们彼此之间又不可替代，所以他就既要进行对象性活动，也会“在乎”对象和他自身的生命周期，“在乎”他的活动能否被社会承认并成为历史发展的环节，而最怕自己的活动徒劳无功，生命付诸东流。如果个人的生死不能通向人类的生生不息，那随着个人生命结束的，就将是一切价值的虚无。但正因为个人是特定的“类存在物”，必有一死的个人关联并从属于整个人类，无数个人的生生死死构成世代之间的“依次交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形成自己所从属的族类长存的信念并转化为具有价值向度和意蕴的希望与理想，引导并支撑着自己的生活，死才同时意味着生，终结才同时意味着开端，暂时才能转化为永恒。没有任何永恒性可言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甚至“逝者如斯”的水也是周而复始的。历史的所谓“变”与“不变”、“暂时”与“永恒”、“相对”与“绝对”，其实都是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的矛盾运动的抽象，都是相对而言的;因而，也只有将这抽象的两方面再给予内在的联结，才能复原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

那么，为什么现代人重视的往往是历史的暂时性、相对性，而对历史的永恒性、绝对性却难以意识到呢?

这就涉及现代特有的历史类型及历史观。一般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构成历史的三个维度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并不一样，如果某一维度居于主导地位，另外的维度处于从属地位，那就形成由这一维度为标志的历史类型和历史观。我们发现，大体上，前现代社会是以“过去”为主导的历史类型和崇尚“过去”(“古”)的历史观，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以“现在”为主导的历史类型和崇尚“现在”(“今”)的历史观，而当代信息化时代则正在生成以未来为主导的历史类型及其历史观。本来，每一时代相对于生活在这一时代中的人来说，都是现代，因而，任何时代都会碰到传统与现代即“古今”关系问题，如中国先秦的“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然而，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及西方主体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现代”却成了一个专有的社会历史概念，似乎只有工业化时代才配称“现代”，才是“今”，过去的时代都是“前现代”，都是“古”。

——这种概念的独断显然不是一种单纯的时间观念，而是体现了一种特定的历史类型以及与此历史类型相适应的社会历史观或生活观。它意味着只有到了工业化时代，人类才真正成为主体，成为自己的目的，而过去的历史都不过是为这一时代的到来做准备，因而只有手段的意义。而随着“现代”或“现在”通过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被制度化，也就意味着人类历史原则上已经“终结”了。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不过是对黑格尔早就提出的这一见解的重复而已。(www.chuimin.cn)

应当说，这种“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观有一定道理，因为它毕竟表明人自己创造的因素成了历史的主导性因素，“人是目的”的观念越来越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并成为文明的标志。但是，这种现代历史观又是非历史的，因为它把自己奉为历史的最后目标时，就宣告了历史在当下的完结，未来也因而变得无足轻重，不再有独立的意义。社会经济中未来以“期货”“股票”的形式存在，原来只能在人的想象中存在的“未来”，以符号的形式被人们当下把捉和消费，这无疑是未来与现在的相互转换。但如果未来只是以“信用卡”的形式被人们“超前消费”，却未能有效地促进当下的生产，发展无法持续，那“未来”就被“现在”所吞噬了。我们从当代许多人一味追求感官刺激甚至“过把瘾就死”的非理性心态中，不难看出“现代主义”和解构性的“后现代”中包含的病毒，这种病毒的危害就在于它会消解人的理性能力，消解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待，消解只有从过去的传统和未来的理想中才能获得的情感深度、敬畏意识和文明素养，将人还原为一堆可以一丝不挂的物欲、肉欲。在一些人看来，似乎这样人类才能复原本性、重归自然。然而，实际上，人类以这种方式并不能走出“自我中心”，建设性地对待自己和大自然的自然属性。相反，由于它使得人们对自己和他人更无须负责任，相互间的关系包括竞争关系更加赤裸裸，因而更会加重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矛盾。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现代性”及“断裂”理论原产地的西方国家，虽然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社会病，但其社会文明和思想文化的总体变化，倒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简单“断裂”，而是基于自身内在矛盾的扬弃，传统以现代的形式继续得到延续和发展。德里达这位大讲“解构”的后现代哲学家在同样推崇“断裂”时，也还是要区分“不公正的断裂与能展示相关的他物亦即正义的场所不确定的非对称的断裂”。⁽²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在近代所出现的历史断裂，恰恰混杂着“正义”与“不公正”这两种性质。

从发展和进步的角度看，东方国家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改变自身，尤其是传统文化中专制因素、小农意识和不文明、不人道的陋习被革除，是一件“好得很”的事情，它的确意味着“正义”或更符合人性的生活可能性的实现。但是，如果由于传统文化的社会历史属性就认为它完全落后、过时，由于文化的“大传统”往往与过去的专制政治具有某种亲缘性并被专制政治所利用，就被作为虚假的意识形态清除，那就会简单、粗暴地对待传统文化，导致玉石俱焚。而事实上，他们的文化传统并不都是落后于时代的，这里不仅有属于民族特色的东西，更有超时代、超地域的人类性的思想原质，即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理念。东方社会的人民只有将这一理念给予开显和继承，才能以主体性的姿态展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激浊扬清，兼容并包。中国“五四”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反传统”的举动就继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担当天下”的意识，虽然许多人由于“矫枉过正”的激烈态度，也造成了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的流失。至于后来在极左路线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将人类文明作为“封资修”的东西横加扫荡，则完全成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野蛮行径，导致当时的许多所谓“实践”成了盲动和蛮干，而它对人的心灵的戕害至今仍然未能完全消除。

由于受西方某种后现代历史观的影响，前些年，谈论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一度成为时髦。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断裂”?

断裂是相对延续而言的概念。由于遭遇某种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传统文化断裂的现象在许多民族的历史上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有的文明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甚至在大约1200年前消失于持续的旱灾。现代与传统的所谓“断裂”，不属于文明的意外毁灭，而属于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明形态、社会结构的解构或转换。如果着眼于人的智力特别是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历史变迁，那么，现代与传统的所谓断裂，与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以及后来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所发生的原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历史变迁的确会导致传统的某种断裂。一方面，由于人的能力的普遍提高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原来的生产条件被淘汰，劳动分工与合作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生活环境、相互关系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某些文化传统也可能中断，这样，习惯了过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人们，就会在情感、行为等方面感到不适。同时，新技术的采用在减轻人的劳动重负、提高人的活动效率的同时，还会使人变得越来越“懒”，乃至强化其投机取巧的心理。以车代步，人就懒得走路了;以书代言，人就懒得记忆了;有了电话，人就懒得面谈了;火药被运用于枪炮;录音机被运用于窃听，等等。如同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也如庄子所言，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庄子都已看到人的聪明才智与纯朴道德相背反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制度或结构的变化涉及权力的更替或重新分配，因而，往往会引发政变、战争或革命，造成社会动乱和原有秩序的破坏。这种情况有时甚至导致历史的某种倒退;即使历史变迁是和平地进行的，也会由于社会各阶层的重新排序或中心与边缘的变换，使一些人无法赶上历史前进的步伐而被边缘化。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传统断裂了，而是他们与自己的传统一起被历史抛弃了。

一些方面的进化会导致另一些方面的退化，人类历史的进步与退步总是相伴而生。对于这种现象，人们一直聚讼纷纭。按照唯物史观及其历史辩证法，这种矛盾现象其实是人类自身及其文明的矛盾的运动形式。即人类正是通过它的社会形态、文化类型的自我否定而实现自身的肯定和发展的，人类的某些传统的中断或流失总是关联着新事物、新传统的生成，因而如同蛇之蜕皮、蛹之化蛾，属于人类发展自身的正常方式。不能不承认，由于人的天赋的差异和人性的内在矛盾，人们追求个人的自由必然会导致竞争和不平等的产生，导致原有共同体的生活的离散，甚至使许多个体陷入悲剧之中。人类的道德虽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一直在“堕落”着，但也往往难以与其智力的提高相协调。面对这种历史现象，拒绝“以不可避免”的“铁的规律”为遁词，立足于普遍的人性的立场，无条件地维护每个人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应当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责任。但这种伦理的责任并不排斥反而关联着这样的一种宏观的历史视野，即越是有更多的人们意识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和矛盾性，越是有助于形成推进社会变革的合理的、人道的方式。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就是要通过保守传统共同体的人文道德价值对上述现象进行反拨。

现代社会，技术的作用尤其巨大，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技术”成为现代人的座架或天命。人类掌握的技术足以毁灭地球和自身;而人类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成了自己的欲望和工具理性的俘虏，每个人似乎都是理性的，但这些无数个人的集体行为却表现出严重的非理性，资源被过度开发，地球温室效应不断增强，而贫富悬殊却居高不下，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原因就在于个人的理性被工具理性所主导，而由这些个人组成的集体虽然不再是传统社会的专制集体，但也不是自觉的有机体。人类的确面临着很大的危机。要化解这些危机，使人类可持续地发展，不利用技术是不行的，回到前现代社会更是行不通，关键在于人类能否按照自身长远的利益，因而也是按照整个生物圈良性循环的需要，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改善人类内部的关系，并使技术成为人类与自然界友好相处的桥梁，将人的不断膨胀的私欲转化为对善与美的追求。要做到这一点，光靠传统的智慧和道德是不够的，但是充分地吸取并转化传统的智慧和道德，特别是东方重视整体与和谐的智慧与道德，无疑有利于当代人类建构合理的世界制度⁽²⁷⁾。

实践经验表明，撇开历史的肯定性、连续性而只讲否定与间断的思潮，在思想理论上是非常片面的，其片面性不仅损害了社会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文明教化的正常进行与积累，使许多人失掉了做人做事、辨别是非善恶的基本准则，也是对现代历史中“现代主义”“感觉主义”的无批判的甚至是一种颓废的“末世”论情绪的强化，也当然有悖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历史的教训说明，与传统强行断裂的结果，只能造成文明的退步和人性的扭曲;只是以“感性”的“当下”为价值取向，无视主要存在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过去”和人的理想中的“未来”，人类精神世界的萎缩甚至荒漠化也就无可避免。只有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辩证法，我们才不至于把“历史”特别是“现代历史”抽象化为当下的、即时的感觉，我们才能在丰富和刷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合理地进入历史、创造历史——真正由“未来”主导、以“现在”和“过去”为基础和辅助的历史形态。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认为，今天，当我们面对时代问题而重新研读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固然要继续重视他们关于“物质生产”、“经济基础”作用的论述，但我们的目光应当更多地投向他们关于社会的分工与整合、关于交往和世界普遍交往、关于意识和语言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康德、黑格尔一类构造“纯粹”理论的哲学家的思想成就的肯定性论述，重新思考他们对古希腊文明的礼赞;并且特别注意发展他们关于意识不是经济的“纯粹附属物”，区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自由的精神生产”的论点⁽²⁸⁾;并根据现代社会所出现的信息化、知识经济以及社会的复杂性和风险度越来越高的特点，着力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开显和提升历史的辩证法。

总之，只要我们依据现代实践理解人类历史的矛盾运动，又以历史的视角看待现代人的实践方式及理论形态的合理性与不足，我们就能够不断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并借以指导我们自身社会的发展和对全球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