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文化基因与机制：现代性论域及中国话语

第二节　现代性的文化基因与机制

现代性的确发源于特殊的西方文化。直接而言，西方的现代性是从对宗教的批判及其世俗化开始的，现代化的过程是人们凭借理性祛魅的过程。然而，如果没有基督教的神义的历史观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现代性就失去了赖以产生的极为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动力。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有两大源头，一是希腊理性文化，一是希伯来宗教文化，现代性就是这两种文化相互碰撞与磨合的产物。被许多人看重的罗马法律文化，处于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过渡点上，并被这两种文化所吸收(如基督教的自然法对于斯多亚派的自然法的吸收)。通过长期的碰撞与磨合，西方的理性文化与信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彼此渗透，扬弃了各自的单面性，但它们并未完全融合成一个东西，在一个大的文化世界中，理性与信仰仍然发挥着颇不相同的社会文化功能——包括政治、经济、道德功能，等等。然而，理性与信仰的不同功能恰恰又是互补的。如特洛尔奇就指出，现代文明有两大基本成分，一是被裹在基督信仰与教会传统的形式之中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它不断以新的冲力在这一传统中发展着，成为一种我们的语言、艺术、制度、伦理学和教育的力量。二是基督教，它历时一千五百年终于彻底改变了日耳曼民族的一切思想与情感。在此过程中，基督教不仅在事实上继承和维护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而且还在原则上承认补充的必要性。所以，欧洲历史的所有重要环节，关键便在于重新确定这两个基本成分的相互位置⁽⁸⁾。

美国学者巴雷特对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做了这样的区分:(1)希伯来文化的理想的人是信仰的人;希腊文化理想的人是理性的人。(2)希伯来文化看到的是具体、特定、个体的人;希腊人则发现了一般的、抽象的和没有时间性的本质、形式的理念。柏拉图由此认为，人只有在永恒中生活才是生活。(3)在希腊人中产生了只有哲学家才能踏上的通往智慧之路的超然性理想。“理论”(theory)一词是从希腊语动词theatai(看)来的，这个动词又是名词theatre(剧场)的词根。如同剧场里的观众，哲学家或者理论家们也是超然物外的观察者。希伯来文化强调的则是献身性，是人充满热情地投入他终有一死的存在，以及他的子孙、家庭、部落和上帝。(4)对于犹太人来说，永生只能体现于不可知的上帝;对希腊人来说，永生则是人能够通过其智力达到的。(5)希腊人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定义，从字面意义上说，就是人是逻辑的动物，其更本原的含义是人是有语言的动物。因为逻辑(logic)这个词是从动词legein(说、讲、交谈)来的。人是进行交往、符合逻辑的交谈的动物。在希伯来人看来，智力和逻辑是蠢人的妄自尊大，生活的终极问题发生于语言达不到信仰才能达到的深处。(6)希腊人把美和善作为等同的东西或至少是永远一致的东西追求。事实上他们是用一个单名“美的暨善的东西”(the beautiful-and-good)来表达美和善的。希伯来人则深知人类存在的痛苦而又难以驾驭的一面，从而不能轻易地把美与善等同起来。《圣经》中的人的负罪感就是意识到自己终有大限的那个不完善的一面。⁽⁹⁾当然，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也有相通之处，但其区分毕竟是明显的，并且正是两者的互斥互补，导致了西方文化的形成和自我推展。中国现代哲学家张东荪认为，西方的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一是对于历史的“推”，不断地激发人的好奇心、扩张人的权力欲，不断地创新;一是对于历史的“挽”，传统的延续、善心的呼唤、人际的互助、精神的安顿，其间的张力，带来了西方的进步和社会的相对稳定⁽¹⁰⁾。相对而言，中国的法家与儒家，或儒法与道家之间虽然取向也有差异，也有一定的张力，但它们都是同一自然环境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既可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朝野之间并行不悖地存在，也可以统一于一个王朝甚至一个人身上，远不如西方的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紧张度。

我们首先简要地浏览一下希腊理性文化。

古希腊的繁荣是在以氏族和部落为基础的村社发展成为城邦之后。“城邦”(polis)就是“政治的”(political)一词的出处。由于简便的希腊字母的发明使许多人得以识字，而贸易的复兴和商业性质的对外殖民活动则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也变得极其活跃，希腊人对需要理性的公共事务保持着极高的兴趣——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理性的动物。希腊的权力秩序并未像柏拉图所希望的那样构成严格的完全不可逆的等级序列，而是体现着一定的民主与平等。雅典的“公民大会”作为最高权力归全体男性公民。甚至每个人在一定的日期，按照他在雅典区域中的位置，都能轮流地发号施令和服从。但雅典民主实际上又相当有限，因为只有占人口四分之一的男性有公民权，妇女、奴隶与外邦人则没有。这本身就说明了希腊文化的历史性和局限性⁽¹¹⁾。希腊的有限民主政治与希腊城邦的文化和精神特点是紧密联系的:希腊人崇尚自由、公正、勇敢、智慧，热爱大自然和包括自己健康的身体在内的一切美的事物。他们也有“宗教”，但没有教会和教义，不是一神教而是多神体系。诸神及其谱系表征着自然力量及其秩序，如卡俄斯表征混沌，该亚表征大地，乌拉诺斯是天空，它们当然远比人有力量和本领，但和人一样有着种种感情和弱点，并且，都被不可知的“命运”(destiny)所支配。正因为希腊诸神既是大自然本身，又与人性相通，所以希腊人对诸神有一种平等和自然的意识，虽有敬畏却不顶礼膜拜，圣与俗的对立是极其有限的。正如尼采所称许的，希腊人对待诸神的方式与基督教对待其上帝的方式简直是对立的，因为希腊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诸神的奴仆，而是与其相通和相似的。希腊学家韦尔南就此写道:在世俗与神圣之间，并不存在那种截然分明的界限。由于神明世界与凡人世界有相当远的距离，所以凡人得以自治，但这个距离又没有大到让人感到自己被压垮或一无所能的地步。“距离与邻近，焦虑与欢乐，从属与自治，屈从与创造——在这些对立的极点之间，所有的中介行为都可以按照不同的时机、情景、个体表现出来。”⁽¹²⁾这样，希腊城邦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法律、造型艺术，还有教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人们参与政治活动及辩论的需要而受到普遍重视——的相互作用与促进，都得到了发展。苏格拉底对人生的善、美的追求集中表达了希腊文化的理性精神。可以说，希腊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是人的生命多方面地分化、展开而又保持着和谐关系的活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西方近现代学者所称许的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就源自于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和理性精神。——当然，希腊理性文化说的是雅典，而不是斯巴达。当时的斯巴达还没有走出前城邦的状态。

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具有显著区别的，是命运多舛的希伯来人即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在长期动荡不安、灾难频仍的遭遇中，犹太人为自己建立了超自然的一神教，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上帝，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天地万物和人类，最后被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类，受着上帝特别的恩宠，在伊甸园中为上帝管理着自然万物。人于是一开始就高于自然万物，处于上帝和自然万物之间，这种先天的等级序列不啻是一种变相的人类中心主义。所以犹太教和后来基督教的上帝虽然超越了人的认知与理性，却并不超越人的生命意志和愿望。这样，人对上帝的信仰，就不只是对大自然神秘和神圣的信仰，更是出于人自身的生存意志与情感而对自己的创造者和保护者的赞美与崇拜。正是通过信仰上帝，犹太人认定自己一定能够摆脱罪恶，从堕落中获得救赎。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既有自然的灾害，更有来自于其他部族的欺凌、迫害和他们自身的“罪”过与“恶”行。所以，“善”(“神圣”)“恶”(“凡俗”)的对立以及人类终将从罪恶中“获救”的观念，在犹太人的意识中特别强烈，并构成了《圣经》的主旨。从犹太教中裂变出来的基督教奉耶稣为基督。《旧约》中的上帝还是一个专制的暴君，但到了《新约》中，上帝突显出仁慈的一面。耶稣强烈地要求门徒爱上帝而不是爱家人，甚至说因他的到来，家庭成员将互相反对。听起来这有些怪异，其实这是为了让信徒超出各自的小家庭及其排他性的伦常关系、狭隘自私的价值取向，通过上帝赢得普遍的平等与团结，使所有的犹太人结合为一大家庭:“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¹³⁾德国现代自由主义神学家特洛尔奇就曾指出:一切个人仅凭上帝相遇相知，“通过这一超越人性的中介，一切寻常人性中的对立、竞争、自利和自我中心全然消失，变成了秉承上帝意志的互爱关系。”“耶稣的思想体现的是一个由凭借上帝而存在的灵魂建构的超世俗的爱的国度，而非寂静主义的神秘论。”“这种爱将使法律、权力和暴力无用武之地，因为建立在个人团契感之上的团结战胜了通常的对立和僵化。它尤其使灵魂从占有和享乐嗜欲中解脱出来，使之知足寡欲、淡泊名利，乐于无条件地互相帮助和互相倾诉心曲。耶稣的教训表明，他深深地感觉到这理想与世界上一切习俗和要求的对立。他认为，要完全实现这理想，只能等到建立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那时候天父以其圆满的神力建立起上帝国，宣布上帝意志充分实现、胜利统治的时代的到来。在这之前，他的信徒们只能悄悄地集合成为教会，期待着上帝国的来临，尽可能在教会中和世俗社会中实现着上帝意志。”⁽¹⁴⁾后来，耶稣虽然被罗马总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却不顾罗马帝国的迫害，以更加顽强的献身精神向更多的人传播其教义，并终于在罗马帝国道德越来越堕落的时期获得胜利，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来自于被压迫者推翻压迫的精神力量最终战胜了帝国的暴力。

在西方，随着基督教的出现产生了这样一种世界和历史观念:世界既然是由一位无限智慧和能力的上帝创造出来的，因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事件，都是这种智慧的表达，是有目的的设计和安排，因而便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或非理性的。当然，在心智极其有限的人类看来，它可能是非理性的;但实际上，世界在被上帝以无限的智慧和慈悲创造出来之后，就必定处处都是合理的，因为它是为了亚当夏娃的子女们能够获得拯救和享有福乐。然而，人类由于其原罪而不断地犯下这样或那样的罪过，自堕苦难。上帝之子耶稣为拯救人类以肉身显世，劝人改悔，耶稣虽被罗马总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却死而复活，并将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这期间，复活的圣徒将与之共享福乐，魔鬼则被禁闭。千年期满，一切有魂灵者都将接受最后审判，魔鬼和罪人下地狱永远受罚，无罪之人则进入新天新地的人间天国得永生。这就是上帝在创世时开启的时间和神义论的历史。可见，基督教为西方带来了统一的世界历史观，这一世界历史观不仅反映了人的灵与肉的矛盾和人类内部的善恶对立，也使人类历史由于上帝而获得了目的与意义:这就是人类借助上帝向着从罪恶中获救这一理想终点的前进。(www.chuimin.cn)

西方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注意到人的历史，但他们当时并不认为历史有什么意义或模式。历史呈现的不过是人类的冲动、弱点、野心造成的不能更改的后果。与此不同，在“基督教的时间图表中，圣经历史的各个转捩点——上帝创造万物、耶稣的生涯与死亡、将来的最后审判，已经设定全部历史时间的框架”⁽¹⁵⁾。

如果我们对神学给予人文的解读，那么，基督教把上帝视为“万能的父”，视为“道，真理与生命”，把人类历史视为上帝救世的过程，实际上表明了人作为弱小的有缺陷的存在物的这样一种需要和信念:只有通达于作为人和世界造物主并因而眷顾着人和万物的最高价值，人才能超越自身攀升到完满的永恒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神学后来成为主导整个欧洲中世纪的神学，与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关于人与世界二重化及其理想国的观念有着很大的关系。后来，深受柏拉图理念论影响的教父思想家奥古斯丁把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神学融合在一起，完成了为基督教神学奠基的工作。起先，奥古斯丁接受了坚持柏拉图的二元论的新柏拉图主义，其代表是埃及人柏罗丁(Plotinus)。柏罗丁相信人的灵魂是神圣的，身体与普通的物质世界一道，是恶的无尽的源泉，被肉体囚禁的灵魂必须抵抗恶，直到与身体分离居于自己纯粹的形式中。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按等级存在。拥有更多的善的形式的种类，其存在程度就大一些，拥有更少善的形式的种类，其存在程度就小一些。恶是善的缺乏，是存在本身的缺失。“恶”对于基督教具有至关重要的性质:如果上帝知道恶的存在却不能阻止它，那上帝就不是全能的;如果能阻止却不这样做，那上帝就不是全善的。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一问题通常的看法是，恶是人类自由的代价。出于仁慈，上帝想要创造一个无恶的世界;但出于智慧，上帝知道人如果不能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就没有幸福。上帝允许人们自由地生活，这就为恶的行为打开了大门⁽¹⁶⁾。奥古斯丁对善恶问题特别是恶的产生与摆脱问题极感兴趣，由于生活在社会混乱、动荡的时期并遭受了许多的痛苦和丑恶的事情，奥古斯丁努力地寻求“神正论”(theodicy)——试图使上帝对恶的容忍正当化的理论。他首先采取新柏拉图主义关于恶的论述并将其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将人的自由的原因确定为意志，而意志是无原因的原因或不受推动的推动者，意志力的强弱决定了人选择的是幸福还是不幸。但由于强调意志很容易导向意志主义，于是他后来把上帝的恩典放在了第一位⁽¹⁷⁾。在为捍卫受异教徒攻击的基督教而写就的《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以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区分以及在人世间的相互纠缠和对立，阐明了他关于人类历史就是圣爱与私欲、神性与魔性、信仰与罪恶在人们的心中、生活中彼此斗争的进程，而这个进程的结局必定是前者对后者的胜利。

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是为基督教神学奠基的。在基督教从社会底层艰难地攀登上整个欧洲的“上层建筑”中心位置的历程中，他的神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文化机制尤其是分化功能发挥的强劲作用，它不仅促成了欧洲文化的宗教化，而且直接为教会和教皇——作为“上帝”在尘世的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建立起自己的神学体系，这个体系也结合了新柏拉图主义。

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但在基督教如日中天的中世纪，似乎一切都要归于“上帝”了，然而，有趣的是，这一时期宗教与政治之间即教权与皇权之间不仅长期存在着争斗，而且教权并非总是高于皇权⁽¹⁸⁾。而教会一旦走向腐败，它的权威更要严重丧失。正如黑格尔所说，教会的腐败不是偶然的，而是从教会本身的“外在性”即世俗权力和对于“感官的东西”的追求中必然发生的。所以，马丁·路德才会进而否认教会的权威，让每一个人都享有从《圣经》中取得教训的权利⁽¹⁹⁾。改革之后的基督教，不仅把信仰从外在的变为内在的，开始直接引导人的现世生活，成为韦伯所说的催化资本主义的精神因素，而且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冲击下，为了适应新的社会条件和人们的心理，越来越渗透了理性和世俗的因素，而资产阶级也力求使宗教和教会为自己服务。

然而，资本主义经济一旦被启动起来，就获得了前进的动力，并将宗教伦理抛到一边。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曾经由基督教给予西方世界的统一信仰变得支离破碎。韦伯这样写道:自从宗教禁欲主义着手重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今天，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机械的基础，已不再需要宗教的禁欲主义精神了。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在经济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如在美国，财富的追求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事实上这正是使其常常具有体育竞争之特征的原因所在⁽²⁰⁾。总之，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取向只能使人的生活意义不断丧失。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也从事着文化方面的工作，它既把传统文化边缘化，又制造着与自己相适应的娱乐性、快餐式的大众文化，但在韦伯看来，这种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只能是“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应当说，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

用前述中国学者张东荪的话说，在西方，理性文化的“推”力有余，而基督教信仰文化的“挽”力已严重不足。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话，人的个体性自由有余，而整体的关联度与和谐不足。尼采以来更是江河日下。这造成了现代性难以摆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