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高明与宁波的三次因缘-瑞光楼下琵琶引发的惊喜

瑞光楼下听“琵琶”——揭秘高明与宁波的三次因缘

龚　成

“瑞光楼”在今宁波国际机场东南栎社星光村河畔，原称“沈氏楼”。这幢普通的二层楼民宅，因曾经诞生过一部被称为我国古代戏曲主要流派“南戏”的经典剧本《琵琶记》而闻名于世。

《琵琶记》作为“南戏鼻祖”，自元末至明清间，流传的刻本多达70余种，创下了我国戏曲史上版本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历史纪录。她的诞生，不仅为南方的“四大声腔”（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所赖以依存的传奇体制奠定了基础，且为中国戏剧独特的表现形式指明了发展方向。一些较著名的戏剧作家都受到过它的影响与熏陶，尤其是明清以来的顶尖剧作家，都把《琵琶记》作为创作的楷模，最著名的便是明末清初盛极一时的由张凤翼创作的《红拂记》南曲剧本，它是从高明创作的《琵琶记》直接借鉴成功的最典型范例。

自高明《琵琶记》问世之后，小小的星光村从此名人辈出，这里不仅产生过沈明臣、沈一贯、沈一中等沈氏名人，还诞生过被誉为一代抗清将士、“台湾文献初祖”的沈光文。而流传几百年的《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在该村定居、创作、终老于此的这段情缘，已经深深地凝固在宁波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一、缘 起

高明创作的《琵琶记》剧本，在明清戏曲界应该是如雷贯耳。然而，六百多年光阴消逝，又随着高明仙逝、南曲尘封、瑞光楼倒塌，几乎让盛极一时的南戏鼻祖的《琵琶记》与作者，以及众说纷纭而讹传再三的《琵琶记》的创作时间与地点，一起被埋没而销声遁迹。

近来，笔者在文物考察中忽然发现，曾经在栎社风光一时的沈氏楼老匾“瑞光堂”，仍然完好地藏在沈氏宗祠内（图一、二）。触景生情，这让笔者勾想起小时候耳熟能详的《琵琶记》蔡中郎的故事。于是，重新翻箱倒柜，寻找出“文革”后笔者曾经写过的《瑞光楼下听琵琶》的旧稿。又将多年来求真考证的笔记进行精筛爬理，追本溯源，重新揭开《琵琶记》及作者与宁波有关的鲜为人知的情结和蒙在人们心中的种种谜团，让一代名剧《琵琶记》的故事重放异彩。

图一　瑞光堂

图二　沈氏宗祠

二、高明一生与宁波的三次因缘

有关高明的生卒年代，历来争论不休而各执一词。笔者现据《崇儒高氏宗谱》所知，高明，字则诚，又字晦叔，号菜根道人，人称“东嘉先生”。出生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为永嘉郡崇儒里高宅腕人（今瑞安市阁巷镇柏树村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高功甫、伯父高彦、祖父高天锡、外祖父陈则翁都是名震一方的诗人。高家与同村陈姓世有姻连，高明祖母和妻子都是陈家之女，后高明之女又复作陈氏媳妇。陈家四世同堂，十五人都能文善诗，通晓音律。高明自幼聪颖，六岁时就能吟诗作对，深得陈家赏识。其外祖父陈则翁官至“南宋广东安抚使”，宋亡后弃官回乡，捐资兴办书院培养人才，高明自幼就进入陈家书院，跟随学有成就的陈氏长辈们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少时又从名家宿儒游学，自奋读《春秋》，故而早有“自少以博学称”的美誉。清《瑞安县志》称他为“学博而深，文高而赡”。弱冠又拜元末著名理学家黄缙为师，学习经史。黄缙（1277—1357），字晋卿，延祐二年进士，义乌人，官至台州、宁波丞、诸暨判官、翰林院侍讲学士。他为官清廉，并以忠孝见称，为人正直刚毅，颇受时人尊重。其学生众多，为当时理学思潮的领军人物。黄缙与高明朝夕相处，情同父子，将平生所学悉数传授，使高明学有所长，并将廉孝铭刻于心。在以后漫长的人生历程中，高明的思想品格与文学创作，都受其影响较深。当时黄缙对宁波也十分了解，曾给学生介绍过宁波书院，使高明第一次听到并了解宁波，内心对宁波充满着美好憧憬。

至正乙酉年，高明辞别师长晋京询学。然而，黄缙在高明住所（悬藜阁）壁上发现了高明平时创作的南戏词曲《蔡伯喈》剧本草稿，剧情精美生动，读后使他惊喜，赞其“文辞淹博，意义精工”，赞叹学生身怀绝学之才。于是，他立马追赶，当面鼓励高明赶考。为别此行，特在东阳一亭中设宴饯行。为此，黄缙追高明、三杯作饯行的历史在《东阳县志》里留下了一段千秋传诵的佳话，大儒黄缙举贤惜才的高风亮节为后人所称颂。现在，由清重建的“三杯亭”，已成为东阳市郊的一处人文胜景。

1.第一次与宁波有缘

至正十二年，高明从绍兴路判官离任后，调任浙东阃幕四明都事、庆元路推官时，才与宁波亲密接触。现据高明门人李孝谦在永乐间所修的《宁波府简要志》中说，高明任庆元路推官时曾作诗文行之而著称于时，亦多有政绩。“时四明多冤狱，囚事无验，高明治之，操纵允当，囹圄一空，郡称神明，民立碑祀之也”。推官，官名。唐朝始设，属节度使，各州府皆置一人，是专门管理一府刑狱之责的官职，或称刑厅。庆元路，为元代行政区划，治鄞县（今宁波市）。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起兵讨伐庆元路首领方国珍，庆元路府城被攻占，朱元璋遂将庆元路改名“明州府”。

朱元璋攻占庆元路后曾邀请高明委任要职被拒。在庆元路（宁波府）被攻占前，高明在任上不仅政绩卓著，且时时关心民间疾苦，不屈于地方权势，公正廉明地为百姓申冤昭雪，受到地方百姓的爱戴。“民立去思碑，刘基撰文记之”。这是宁波百姓对高明的高度好评。四年工作期间，高明对宁波已十分了解，并对之钟爱不已。宁波的优美环境、四季适宜的气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宁波文明开放的人文氛围等因素，对其以后的隐退和长居，应该在他心理上已经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2.第二次续缘宁波

至正十六年后，朝廷任命他为福建行省都事之职，这时他已无意赴任，最大因素应与他想续缘宁波有关。“前辈谓士子抱腹笥，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这是高明在宁波与朋友所说的萌发退意的一番心里话。“叹息己身似王粲处乱世而怀才不遇，应如伯玉悔省而遁世。”当时，高明途经庆元，曾被招安委任的庆元路首领方国珍强留幕下任职。高明已看透方国珍与腐败的政府，借故不从，欲以礼教子弟亦又不就，朝廷又不准其归家，便顺势旅居庆元，走遍宁波城乡，饱览三江六岸美景。之后，朝廷又下旨任命他为国史院典籍官。然而，再大的官他已无意恋栈而拒任。这时，他隐退宁波的决心更为强烈和迫切。

高明生于乱世，虽有远大抱负，但却流离困顿，有家难回，终生郁郁而不得志。自中进士初任处州录事始，回顾几十年仕宦生涯他感慨万千：“曾向天涯钓六鳌，引帆风紧隔银涛。江山有恨英雄老，天地无情雨露高。七国游谈厌犀首，十年奔走叹狐毛。争如蓑笠秋江上，自脍鲈鱼买浊醪。”（《次韵酬高应文》）十年辛劳，天地无情，既入仕途又身不由己，常为宦事所羁绊。

3.第三次定缘宁波(www.chuimin.cn)

高明的父辈们也都经历过宋亡于元的国难。而生于元末，一生在战乱中度过的高明，同样也是面对异族入侵的痛苦，他们的诗作都表露出较深的民族感情，普遍带有遗民诗的特征。高明就在这种遗民情结、亡国之痛的氛围中成长的，从小就受到民族压迫和民族反抗精神思想影响。所以，他对元朝的愤慨间接地在诗文里流露出来。同时，他对当朝官僚买办也深恶痛绝。在这种消极思想的驱动下便有退隐之念。“得与乡人子弟诗书礼义，以时游赤堇、四明诸山，俯涧泉而仰云木，犹不失故吾也。”于是，在至正十八年，高明正式辞官退隐，从宁波一路寻访到栎社“贸山书院”讲学作诗，并寓居沈氏楼，以词曲自娱之。

三、高明与宁波书院的情结

书院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方式，主要是培养年轻学子、传播学术思想和宣传政治文化的场所。书院一般属民间捐资兴建的教育机构，除了教育还兼有藏书、供祀两大功能。

宁波最早的书院创建，是在唐朝大中四年（约850）创办的蓬莱书院。北宋初年又建公讲所，在月湖竹洲设正义楼公讲所，后改城南书院。首场开讲者为“庆历五先生”之一楼郁（月湖先生），他讲学长达三十馀年之久。至元代后，宁波书院一改二宋时期民间兴建为官方办学，并首次确立以理学为基础，尊朱熹学说为宗旨。元末宁波最大的书院便是贸山书院，名气最大的是宝峰书院。

贸山书院创办于元大德二年（1298），创办人赵寿（吴人，今苏州人），元朝著名书画家、思想家。最初建在城西大卿桥西南（今柳西新村西北，今师范附小旧址），后移迁栎社。初创动机是为了纪念朱熹而建祭祀场所，划田一百馀亩。初建时曾上报省府，经礼部和行省任命备案，创办者将立为州县教官。设山长主之，并委任丁若水为山长。丁若水，字咏道，擅于乐府音律，曾与高明共诗文。随着地方官办书院的迅速发展，理学思潮的迭起，自贸山书院创立之后，在不同时期宁波又先后创办了宝峰、南山、长春、鲁斋、甬东、慈湖等书院。高明久慕宁波的书院，他先后在宝峰、贸山处交流讲授儒学与诗文唱酬。

现据民国《慈溪县志》载：宝峰书院建于元末，在县西二里大宝山麓（今慈城），创始人为元末大儒赵宝峰。赵宝峰，名偕，字子永，入元不仕，学宗杨简，曾隐居大宝山之东麓读书写诗，讲授孔子儒学。一时乡弟子多从他游学，弟子中就有名震明代的礼部尚书桂彦良（宁波人），还有县令陈麟、《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琵琶记》作者高明（高则诚）等颇多乡贤名士。高明久慕慈城宝峰书院与赵宝峰之名气，专程入院拜宝峰为师深造儒学。然而，在他正式退隐之后，便到栎社已迁沈氏楼的贸山书院定居。在这之前，高明曾客居在萧山好友戴宗鲁、任原礼处。此时，戴往仕途发展，高想进书院讲学。于是，经戴介绍高明径直慕名前往名震浙东的贸山书院造访（图三、四）。

图三　纪念碑

图四　明朝时的原迹沈氏楼的废墟地块遗址

在沈氏楼隐居后，高明过着十分惬意的清闲生活，这时使他恍惚地想到，这种生活不正是自己一生追求的夙愿与心意所在吗？于是在沈氏楼开始创作《琵琶记》长篇剧本。

四、《琵琶记》原创背景的思想动因

高明创作《琵琶记》是有感而发的，动机非常单纯自然，既未想出书成名，也不想凭此书获取功名利禄。作为元蒙时代极少数侥幸从科举走上仕途的一名儒生，他不仅历经了元朝统治由盛至衰的历程，在经历过官场险恶之后，高明已视功名为忧患之始。在忧国忧民而找不到出路之际，走向退隐而独善其身之时，尤其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目睹烽烟遍地求天而不可得时曾叹息“从来杞国最多忧”。在出与处、忠与孝的两难情形下，这种心境在流传的《蔡中郎》故事中十分巧合地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虚构故事中的蔡中郎就是现实中的高明。这是一个无能为力又思想矛盾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那种情势下的正常反应和本能的一种思想流露。这应该是高明创作《琵琶记》最初的思想萌动。其次，从惟一保存至今高明创作的诗文《柔克斋集》及《阁巷陈氏清颖一源集》二书中反映，大多数有对孝子节妇的称颂，这完全吻合《琵琶记》剧情中子孝妻贤的思想主题。他还在担任处州录事时曾表彰过一名陈姓孝妇，而在宁波（慈溪县）他还写过《王节妇诗》：“升堂奉甘脆，篝灯训诗书。庶以未亡人，慰彼泉下思。”在常州作有《华孝子故址记》，在黄岩作过《孝义井记》，而他创作的戏曲中也有孝子故事《闵子骞单衣记》。他对时局看法有变，惟对于孝子节妇十分敬颂，无论处于哪个时局与朝代，从不会改变他对忠孝的看法。所以，在他创作《琵琶记》之前就对忠、孝二字尤为看重，这是一个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最基本的信仰。

远在宋元时期的宁波，民间早就在流传着关于蔡中郎的故事。当时有句俗语：“死后是非没人管、到处传唱蔡中郎。”《琵琶记》在高明创作前的原型就是民间流传的《赵贞女蔡中郎》小戏，即蔡伯喈弃亲背妇被暴雷打死，成为一个不忠不孝、背信弃义的反面人物。而在高明隐居栎社后，对流传满街被诽谤的蔡中郎十分同情，对照自己的身世遭遇，遂萌发将在悬藜阁曾经草编过的《蔡伯喈》剧本重新推倒进行创作。明徐渭《南词叙录》：“永嘉高明经历元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惜伯喈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就将原来蔡弃亲负妻的反面人物改为忠孝两全的正面形象，使剧情双线交错发展，以富衬贫，以喜托悲，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矛盾，加强了悲剧的气氛。剧中主人公蔡中郎影射东汉名人蔡邕（字伯喈）与妻赵贞女（五娘），他们新婚才二月，迫于父母之命赴京赶考得中状元，当朝牛丞相强欲招赘为婿，蔡苦辞不从。时家乡遭饥荒，赵五娘卖发换粮侍奉公婆，自己即咽糠充饥。公婆发现后抢糠，食之噎死，五娘含悲用罗裙抱土筑坟埋公婆。又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君，在廊庙与牛丞相之女相会相知，才知其夫忠孝不变，最后一夫二妻团圆。全剧共四十二出戏。

高明创作的思想动因就是强调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戏曲感人的教化力量，在抬高南戏的社会地位的同时，深刻揭示由封建伦理自身存在的矛盾所产生的社会悲剧。应该说《琵琶记》是在民间传唱的笃班小戏中，经过系统整理改编而成的最成功的完整的南戏剧本。不仅使民间小戏得以正规化，同时一改早期南戏粗糙杂乱的弊病。全剧关目细腻，布局周密，文辞优美，声情并茂，结构完整流畅，曲词典雅精美，使南戏创作提高到艺术上雅俗共赏的新篇章，堪称明代戏曲典范。

自高明创作《琵琶记》流传后，过去宁波民间就有这样的传说：“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五娘，全忠全孝蔡伯喈。”剧中的仁义贞烈，忠孝俱全，是高明一生追求的忠孝节义儒家行为准则，通过戏曲十分巧妙而成功地反映出来了。

五、《琵琶记》在宁波的诞生地以史为证

自元明《琵琶记》问世后，各种版本、名称、创作地点众说不一，历代争论不休。清朝名士刘廷玑首先认为《琵琶记》的诞生地应该在丽水西郊的姜山悬藜阁，理由是高明曾与义乌儒学大师黄缙有往来，高明走后是黄缙在高明住处中发现《蔡中郎》的剧本手稿，是《琵琶记》的雏形。《浙江通志》也载有黄、高饯别东阳的“三杯亭”古迹。清人周亮工则说《琵琶记》是在杭州昭庆寺中创作的，现在，寺中还留有高明写此剧本时手拍的几案；“手按拍处，痕深寸许。”但是，萧山人说是高明在客居其友人萧山任原礼家时写的，清康熙《萧山县志》也载有此文。可清初《新昌县志》却说高明与新昌人丁若水共编《琵琶记》而行于世。对此，《琵琶记》的诞生地争夺战愈演愈烈，它的产地与作者都成了一桩多头公案。

然而，无论怎么传说，终以史实为证。明永乐《瑞安县志》、明嘉靖《宁波府志》都有记载，一致公认高明因避战乱在四明栎社沈氏楼创作《琵琶记》。并指出作者常在夜间燃双烛写作此剧，当写到“吃糠”一出戏时，剧中有如下曲文：“糠和米本一处飞。”此时，两支烛火忽然合而为一，瑞光交错，光色奇丽。此事被村民传为街头巷尾的美谈，历代相传。也由于因为出现“双烛交花、瑞光闪烁”的传说，沈氏楼主遂改名“瑞光楼”。宁波栎社也就成为高明名正史实的《琵琶记》诞生地、一生的归宿地。

（作者单位：宁波古林镇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