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禅茶交流：浙东运河的大动脉

中日禅茶交流的大动脉——浙东运河

赵大川　韩棣贞

如果说，宁波（明州）是中日禅茶交流海上丝茶之路的启航的咽喉，那么，浙东运河则是沟通宁波与杭州，中原地区乃至开封、长安的大动脉。

浙东运河开凿的历史可上溯至春秋时。据《越绝书》载，“勾践时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渎至练塘。各因事名之，去县五十里”。练塘是“勾践炼冶铜锡之处。采炭于南山，故其间有炭渎”。当时，越地水运发达，东浮大海，北达吴都，西溯江淮。

浙东运河，自杭州东渡钱塘江至萧山县的西兴镇，经西兴东至宁波，长约200千米。中间过钱清江至绍兴城，自绍兴东过曹娥江至上虞旧城，再东北至余姚县，接余姚江，东至宁波。春秋越王勾践时已有局部运道，传说创自西晋。南北朝时，已建有渠化堰埭，著名的有过曹娥江及钱塘江的四埭。唐代，修建运道堤塘。北宋，由杭州至宁波要渡过钱塘、钱清、曹娥三大江，越过七大堰坝，即钱清二堰、都泗堰、梁湖堰、通明堰、西渡堰。南宋定都杭州，运河为东通宁波出海的主要航道，朝廷在维修管理，增建堰坝、斗门、闸及水门等方面用力最勤。

日本学者冈千仞于光绪十年（1884）五月来中国游历，次年三月返国，著《观光纪游》一书。他精于汉学，用汉文成书。书中有许多对清代浙东运河风情的描述。书中记载：“蛏浦坝高二三丈。二十四日晨，用水牛十余头拖船上坝，乘势下泻，滑落入江极快。江中行四五里至春浦坝，亦用水牛揽坝至江东一港。前行过马家堰，较小，雇村人拖船过堰，群舟争先喧哗。暮至横河坝，坝旁岸上设大木桩，桩上贯横木棍。推棍转桩，系桩连舟有索，徐徐转下，人坐舟中甚安稳。”“但春浦坝与横河坝一段港窄浅难行，有小堰以人力拖过，行旅不少。”再现了百年前浙东运河的牛力、人力绞盘过坝的情形（图一、二）。

图一　浙东运河纤堤（1928）

中日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传说徐福入海求神药，最后到达日本。中日一些学者为此成立“徐福学”研究会等组织。其中有一说，认为徐福是从大运河经浙东运河至明州（今宁波）赴日本的。汉代、两晋也有商船经浙东明州到日本、高丽、东南亚交往的记载。从隋代开始，日本即派使团来中国。第一任使节于隋大业三年（607）入隋。到唐乾宁元年（894），日本共向中国派遣使团十六次。遣唐使中不仅有使节，也有学者高僧。历次遣唐使团大多从明州登陆，经浙东运河入唐，浙东运河成为中日科技和茶禅交流的主渠道。始建于东晋咸和年间的杭州灵隐寺和上天竺寺，始建于隋代的杭州下天竺、中天竺寺和天台国清寺，始建于晋代永康年间的宁波天童寺和始建于西晋太康年间的宁波阿育王寺，都是日本、高丽等高僧膜拜圣地。此外，日本的高僧、商人自发入唐，中国的高僧经运河从明州赴日传经，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日茶禅的交流。

日本高僧最澄、空海、圆珍入唐

跟随遣唐使团最早入唐且影响最大的日本高僧，当数和“茶圣”陆羽同时代的传教大师最澄（767—822）、弘法大师空海（774—835）。最澄，近江（今滋贺县）人，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开山鼻祖；空海，赞歧（今香川县）人，则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创始人。最澄于唐贞元二十年（804），随藤原葛野磨为首的遣唐使团入唐，于唐永贞元年（805）返回日本。空海于唐永贞元年（805）入唐，元和元年（806）回到日本。最澄、空海都曾登临天台山，在国清寺拜师求法，回国后大兴天台教义，并尊国清寺为祖庭。日本平野立雄于1941年所著的《杭州》一书，还记载有空海到杭州灵隐寺和最澄到杭州的史实。当时，陆羽刚逝，但其《茶经》已广为传播，陆羽好友道标时为灵隐寺住持。我们有理由推断，通过道标，最澄和空海将陆羽的《茶经》传播到日本。

图二　浙东运河过坝图

最澄、空海二位大师入唐求法归国后，在佛教教义、文学诗歌、茶道、书法、绘画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被誉为“伟才”。以他们二人为首的日本佛教宗派，在日本宗教界被称为最澄·空海教团组织，由最澄·空海教团组织在平安期初叶创建的佛教宗派称“天台·真言二宗”。

最澄于唐永贞元年（805）由天台国清寺、杭州净慈寺、明州（今宁波）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参究佛教返日，并携带浙江茶籽回日本种植。现滋贺县阪本村国台山麓的茶园，相传为当年最澄种茶旧址。元和元年（806），空海从明州（今宁波）登船返日，也携带许多浙江茶籽，并分植在日本各地，还将制茶知识传播到日本。最澄和空海应是从浙江携茶至日，在日本传播种茶、饮茶最早的二人。

最澄和空海在中日茶禅交流中的一大功绩，是将浙江茶叶的种植、制作、烹饮从寺院推向皇宫。在最澄、空海的推动下，日本寺院种茶树极为普遍。最澄和空海与当朝日本嵯峨天皇情意深厚，常有诗词往来，茶禅尽于其中。据《日本后纪》和《类聚国史》载，日本弘仁六年（即唐元和十年，815年），嵯峨天皇巡游至近江（今滋贺县）梵释寺，寺僧献茶，天皇饮之大悦，乃在首都附近五县广种茶树，指定专充贡品。大和的元庆寺种茶树也相当成功，宇多天皇退位后曾于898年访问此寺，寺僧也以香茗款待。

另外，在中日茶禅交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澄的弟子智证大师圆珍（814—891）。据1941年日本《新修日本文化大系》载，圆珍于唐大中七年（853）入唐。圆珍的船只在今福建省连江县靠岸，经浙江黄岩，到天台国清寺，后沿浙东运河，于大中八年（854）九月二十四日到越州（今绍兴）开元寺，又循浙东运河，渡钱塘江来到杭州。到杭州拜谒灵隐等寺高僧后，略住两京（今长安、洛阳），还上五台山巡礼求法。由于日本战乱少，圆珍入唐时，留传至今的仁寿三年“日本国太宰府公验”（即通行证件），见证着中日茶禅交流的历史。

高丽高僧僧统义天

杭州西湖西面玉岑山下有一座古刹，名慧因寺，为后唐天成二年（927）吴越王钱镠所建。宋代慧因寺左右松丘竹坞，前后麦垄菜畦，寺内殿宇华整，僧寮香积众多，是杭州颇负盛名的寺院。

慧因寺之所以出名，盛于晋水禅师，名于僧统义天，而韵于东坡居士。

慧因寺高僧颇多，自晋水禅师任慧因寺住持后，以贤首教为东南宗所，疏释《华严经》等凡数十种，声誉大振。高丽国王子僧统义天，不远万里航海而朝，乞为师门弟子。

义天（1055—1101），高丽文宗仁孝王第四子，高丽宣宗次弟。其俗名王煦，辞荣出家，被封为“祐世僧统”，故许多古籍称其为“僧统义天”。北宋元丰八年（1085）春，僧统义天自高丽出发，在明州（今宁波）登陆，沿浙东运河，经余姚，达天台国清寺；又到钱塘（今杭州）拜谒净慈寺住持圆照禅师为师；后又循江南运河北上，过长江，折西至开封朝贡。

开封朝贡后，义天请从钱塘慧因寺净源（即晋水禅师）口授《华严经》，宋神宗赵顼降旨可其奉，并派遣大臣主客郎杨杰护送他到慧因寺。他在慧因寺从净源受法，又在天竺寺从慈辩从谏学天台教义，谒金山了元参问禅要等，心得颇丰。他还由杨杰陪同至龙井衍庆寺，参拜辩才禅师，游“龙井八景”，喝龙井茶。

义天学成归国后，其兄宣宗及母大喜，命其金书《华严经》。他弘法传道，在日韩影响颇深，还创建高丽灵通寺，卒赐“大觉国师”。晚清《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五有《跋高丽灵通寺大觉国师碑》，碑文中曰：“高丽灵通寺大觉国师碑在宋宣和七年乙巳。所谓大觉国师者，名义天，即东坡诗所云三韩老子西求法者也。”僧统义天与苏东坡交情深厚，在开封朝贡时，苏东坡也参与接待。

北宋元符元年（1098）冬，高丽国遣使入宋，千里迢迢由贡舟经浙东运河载至慧因寺。(www.chuimin.cn)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宋徽宗登基，高丽遣使祝贺，并捐赠黄金两千两，请于慧因禅寺造华严经阁及卢舍那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像，朝廷皆应允，高丽并送慧因寺义天金书《华严经》。杭人遂称慧因寺为“高丽寺”。

慧因寺作为中国与高丽两国友好往来的象征，受到历代朝廷和杭州地方官及高丽檀越（即施主）的保护和修缮。南宋宁宗曾有题额；清乾隆帝南巡时，曾临幸慧因寺，赐名“法云寺”。

日僧荣西、辨圆、道元入宋

赵宋王朝南渡后，于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今杭州），杭州一跃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余杭径山寺、钱塘（今杭州市）灵隐寺和净慈寺、明州（今宁波）天童寺和阿育王寺为“天下禅院五山”，钱塘中天竺寺、湖州道场寺、温州江心寺、金华双林寺、明州雪窦寺、台州国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今南京）灵谷寺、苏州万寿寺和虎丘寺为“天下禅院十刹”。钦定的“天下禅院五山十刹”，以临安为中心、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为两翼分布。日本、高丽等国高僧如潮般从明州登岸，参谒阿育王寺、天童寺，循浙东运河遍访台州国清寺、钱塘灵隐寺和净慈寺，最后登上余杭径山寺，一心求法。

据日本《云游的足迹》记载，仅南宋至明代，日本来华求法的僧人就有443人。两宋时期，日本高僧入宋传播茶禅影响最大的是荣西、辨圆和道元等。心怀弘法大志而东渡传法的中国高僧也不少，如道隆、祖元等。宋元时期，中国经浙东运河赴日的高僧就有27位。

荣西（1141—1215），全称明庵荣西，字千光，为日本临济宗创始人。他早年在日本三井寺、延历寺修行，南宋乾道四年（1168）、淳熙十四年（1187），曾二度入宋，从天台万年寺虚庵怀敞受临济宗黄龙派禅法，拜谒杭州灵隐寺、净慈寺，后随师到天童寺服侍两年多，于绍熙二年（1191）回日本。即日本建久九年（1198），他写就《兴禅护国论》，成为日本临济宗的奠基之作。他得到镰仓幕府的信奉和支持，在龟谷和京都分别建寿福寺、建仁寺，大兴临济宗。除了佛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外，荣西对陆羽的《茶经》和茶之功效也颇有研究。其所著《喫茶养生记》是日本第一部有关茶的专著，对佛教参禅、吃茶功效等都作了一一阐述，对日本饮茶走出皇宫寺院、普及全国各阶层起到了推动作用。

南宋中日茶禅交流最重要的三人，是径山寺第34代住持无准师范和日本高僧圆尔辨圆、希玄道元。

师范（1178—1249），字无准，梓潼（今属四川）人，俗姓雍。他九岁出家，十八岁受具足戒，20岁到明州阿育王寺从佛照德光（1121—1203）参禅问法，后到钱塘灵隐寺谒见松岳源，最后依西华秀峰破庵祖先（1136—1211）为师，尽得其传。嘉定十三年（1220），他出世开法于明州清凉寺，又先后迁主焦山普济寺、明州雪窦寺和阿育王寺。绍定五年（1232），他奉旨主径山寺。宋理宗赵昀召其入修政殿奏对，赐金襕衣；并命其在慈明殿升座说法，垂帘而听，事后称善，赐号“佛鉴禅师”。当时，日本、高丽有“双径，为道之所在”的说法。南宋嘉熙二年（1238）所绘，藏于日本东福寺的师范画像，是辨圆入宋求法回国时带去的。画像题额为师范的顶相自赞：“大宋国日本国，天无垠地无极，一句定千志，有谁分曲直，惊起南山白额虫，浩浩清风生羽翼。”体现了高僧的博大胸怀。

其时，师范道声远播，号称“天下第一宗师”，圆尔辨圆、神生荣尊、妙见道佑、了然法明、随乘湛慧、性才法心、樵谷惟仙等高僧纷纷前来求法，其中最出众的当数辨圆。辨圆（1202—1280），字圆尔，日本骏河（今静冈县）人。他五岁初闻佛法，八岁习天台教义，十八岁剃发得度，专心潜修天台教义。南宋端平二年（1235），他从明州入宋，学明州景福山月公之律、杭州天竺柏庭之教，后拜径山寺师范为师。经过师范千锤百炼的调教，辨圆深究参悟，学有所成。淳祐元年（1241），辨圆回国时，师范画了一张宗派图给他，并付法衣。辨圆从南宋带去千余卷典籍，其中有南宋《禅苑清规》，这也是日本《东福寺清规》的蓝本。据日本《茶文化史》载，“茶道”源于“茶礼”，“茶礼”源于南宋的《禅苑清规》。这也是径山茶宴与日本茶道渊源关系的脉理。日本东福寺所藏、当年辨圆从南宋带去的箔押朱漆玺天目台，见证着中日茶禅交流的历史。

道元（1200—1253），全称希玄道元，俗姓源氏村上，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日本曹洞宗创始人。他14岁出家到比叡山学天台宗教义，后到建仁寺从荣西的弟子明全学禅，并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求法，在宋五年，历游天童、阿育王、径山等寺。宝庆元年（1225），他到径山求法，谒见径山寺住持如琰（1151—1225）。如琰热情接待了这位异国的年轻高僧，于明月堂设茶宴款待。后他在天童寺师事曹洞宗第13代祖如净（1163—1228）三年，受曹洞宗禅法和法衣而归。回国后，他在深草建兴圣寺，又在越前（今福井县）建永平寺作为传布曹洞宗的根本道场。他悟性极高，著述颇丰，有《正法眼藏》九十五卷、《普劝坐禅仪》一卷、《学道用心集》一卷、《永平清规》、《永平广录》等，其中不乏将中国茶禅介绍到日本的内容。他圆寂后，孝明天皇赐“佛法东传国师”谥号，明治天皇赐“承阳大师”谥号。

日本画僧雪舟入明

值得一提的还有入明的日本著名画僧雪舟（1420—1506）。图五是1956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时，由著名画家傅抱石所绘的雪舟等杨画像。雪舟，原姓小田，名等杨，生于备中（今冈山县）赤滨。他幼时在宝福寺出家，16岁去京都，入相国寺修行。有缘结识日本水墨画元老如松及其继承人周文，开始了他的画僧生涯。

雪舟于明成化四年（1468）随使臣天舆清启，从周防（今山口县）港出发入明。他在宁波登陆后参游了天童寺、阿育王寺，随后沿浙东运河到杭州。他遍游西湖名胜，拜谒灵隐寺、净慈寺，又上径山寺，再循京杭运河，取道镇江、南京、扬州，一路北上，当年到达北京，逗留半月，翌年从原路返回，一路观光游览，写生绘画，而后回国。留传至今并保存在日本各寺院的画作有《唐土胜景图》、《归中真景图卷》等。

千年流淌的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作为交通要道，不仅有利于融合华夏南北文化的差异，对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浙东运河方便了琉球的进贡，中、日、韩各国间的茶禅交流，也为各国使节的朝觐提供了方便（图三—五）。

图三　浙东运河常见的乌篷船

图四　绍兴水城门

图五　余姚运河古桥（1937）

使节朝觐

据《宋史》卷487列传第二四六“高丽”条目载，北宋熙宁七年（1074），因北方受到契丹的阻挠，高丽使节舍良鉴来言要求改道从明州（今宁波）入宋境。自此起，明州开始接纳高丽使者。尔后，经浙东运河至杭州，循京杭运河至长安、开封，一直是日本、高丽等国使节朝觐的路线。元丰元年（1078），宋朝廷派安焘、陈睦乘明州所造两艘“神舟”出使高丽。从此，中国和高丽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据《江南通志·扬州府》载，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诏京东淮南筑高丽馆以待朝贡之使”，即从高丽来访的人，抵达明州后，可通过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到扬州稍作休息，再取道江北运河前往宋都开封。政和七年（1117），经朝廷许可，在明州建高丽使馆。今宁波月湖镇明路、宝奎巷一带，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高丽使馆遗址，原为宝奎庙址。宝奎庙建于晚清时期，原为南宋宝奎精舍，而宝奎精舍则建在高丽使馆原址之上。据南宋《宝庆四明志》载，高丽使馆，“今宝奎精舍，即其地也”。宣和六年（1124），徐兢（1091—1153）奉命出使高丽，回来后写就《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对往返高丽有详尽的阐述。

两宋时期，今浙江杭州、宁波等地不仅日本、高丽等商客僧人云集，而且东南亚商人和阿拉伯人也很多。

1842年“五口通商”之前，中国政府禁止外国人到内地游历。开埠后，有条约细则规定“夷人不得内地游历”，只有经朝廷恩准的外国使团才可以在宁波登陆，沿浙东运河过钱塘江，循京杭运河到北京觐见皇帝。

（作者单位：杭州陆羽与径山茶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