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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茶文化兴盛:从越窑茶具出土分析

【摘要】:从出土越窑茶具看浙东茶文化的兴盛徐学敏茶具,是指加工泡饮茶叶的用具。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堪称茶盏极品。1988年日本福冈鸿胪寺遗址也出土了越窑青瓷茶碾轮,研究确认是从宁波输入的。

从出土越窑茶具看浙东茶文化的兴盛

徐学敏

茶具,是指加工泡饮茶叶的用具。宁波饮茶历史悠久,最近在日本金泽大学举行的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日方成果报告会上,专家宣布田螺山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的人工种植的茶树,为世界最早种茶之发现。史载,西汉时,四明山中有大茗,时以鲜叶晒干成茶,即有绿色珍珠之雅称。自唐中叶起,得益于地理优势、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经茶圣陆羽的倡导,使茶叶逐渐成为浙东人颇为喜好的饮品。浙东茶文化的兴盛,更可以从出土越窑茶具上得到印证。

一、出土越窑茶具的种类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唐代开始以所在州名命名有名的瓷窑,唐代茶圣陆羽在他所著的《茶经》中,根据品茶的要求,对各地几个重要瓷窑烧制的茶碗进行了排列,评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他还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唐代天宝年间坐落在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著称。超出这个范围的其他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归之为越窑系窑场。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

浙东出土的越窑茶具主要有6种:

1.杯:一种为汉晋耳杯。形如船形,深腹,两边突出两个小耳,方便人们拿捏。这种东西既是饮酒的用具,也是饮茶的用具。由于它仿小船,可盛酒或茶在水上漂流,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就用这种耳杯饮酒雅乐,称为“曲水流觞”,即耳杯漂到谁的跟前,谁就必须当场作诗,作不出者饮酒。宁波镇海区汉墓中出土了盘上置耳杯与碗的配套饮具,反映出早期古人饮酒和饮茶的用具是可通用的。《三国志》记载“孙皓密赐茶以当酒”,《晋书》记载了东晋桓温招待宾客,不多备酒菜,主要供的是茶果,说明自古人们待客就有以茶代酒的习惯。另一种为西晋鸟形杯,造型为一只展翅飞翔的小鸟,鸟尾可作杯柄。再一种为唐代划荷叶纹海棠式杯,杯口呈椭圆的海棠形,内壁两侧及两头分别刻画写意荷花四朵,这种海棠式造型,小者为杯,大者为碗。

2.碗:碗是泡饮茶的主要用具。在唐代,茶圣陆羽评价越窑茶碗列全国首位上品,唐代茶碗主要为敞口、斜直腹、玉璧底,装饰技法有划花、印花、堆塑、褐色彩绘、金银饰等,花纹有荷花、荷叶、鱼纹、葵花、云纹、鹤纹、龙纹等。

3.托盏:由盏和托配套组成的茶具。茶盏为饮茶用具,由盅演变而来,基本器型为敞口小足,斜直壁,一般较碗小,较酒杯大。据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瓷盏在东晋时已有制作,所见实物器形为直口直腹壁,饼状平底足,施青釉。南北朝时饮茶之风逐渐流行起来,茶盏多有生产,唐代及五代时期的茶盏以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最著名(图一、二)。唐时茶盏又称“瓯”,陆羽《茶经》中说:“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越窑盏多配有盏托,其托常常设计成荷叶卷边状,上托莲瓣状茶盏。唐代饮茶方式主要为煎煮法,即将以茶叶制成的茶饼碾成茶末后用开水煎煮,煮浓后盛到茶盏中饮用,饮用时将汤及茶末一起喝下。为防止刚烧开的茶汤烫手,也为了敬茶礼节的庄重感,唐代流行“茶托子”——盏托,相传为“建中(780—783)蜀相崔宁之女”所发明。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堪称茶盏极品。该托盏为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唐大中二年纪年墓中出土,包括茶盏和盏托两件器物配套组合而成。茶盏高6.5厘米,口径9厘米,造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口沿作五瓣花口弧形,外壁压出内凹的五条棱线,形成五个花瓣的界线效果,茶盏内外素面无纹;盏托高3.4厘米,口径15厘米,仿荷叶形,薄薄边缘四等分向上翻卷,极具被风吹卷的动感。盏托中心内凹,刚好稳稳地承接茶盏,看上去似一件不可分开的整体,构成了一幅轻风吹拂的荷叶载着一朵怒放的荷花在水中摇曳的画景,整个托盏青翠莹润如玉,青釉亮洁均匀,胎釉结合紧密,胎为浅灰色,造型设计巧妙,制作精致。

图一 五代越窑秘色瓷碗

图二 唐越窑茶盏和盏托

4.壶:宁波博物馆藏有大量越窑壶类文物,一种是自西晋至隋唐的鸡首壶;一种是盘口壶或敞口壶;一种是瓜棱执壶或带銴双系瓜棱壶;再一种是带盖长流执壶。宁波博物馆藏越窑壶种类众多,均是贮酒、茶、水通用器物,其中有件秘色瓷执壶为国家一级文物(图三—七)。

图三 唐越窑凤头壶

图四 西晋越窑提梁人物鸡头壶

图五 唐越窑盖罐

图六 五代越窑双鹤纹壶

图七 唐越窑瓜棱执壶(www.chuimin.cn)

5.茶碾:唐代饮茶是煎煮法,须将茶饼碾成细末放入沸水中煎煮,并加入盐、姜、葱等调料。宁波和义路唐码头遗址出土的一套茶碾,由碾子、碾槽组成,是加工茶叶的用具。1988年日本福冈鸿胪寺遗址也出土了越窑青瓷茶碾轮,研究确认是从宁波输入的。

6.大盆: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罕见的唐代“双复系大盆”,因盆的口沿上有环形双系而得名,该盆腹深壁厚,应是煮茶之器。

二、越窑茶具海上贸易的繁荣

1973年,为配合当时挖防空洞的需要,在宁波市区和义路、东门口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唐、五代、宋明州城门遗址、城外造船遗址,出土了900多件文物和一艘龙舟遗物,其中大量的越窑茶具均是贸易瓷,反映唐代宁波已形成了繁荣的海上茶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

近年,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洋沿海国家和北非的埃及,都出土过唐代从明州港运出的越窑茶具。2003年至2005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北岸井里汶外海,考古人员从一艘北宋早期的海上贸易沉船上,打捞出10余万件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技术在10世纪初传到了朝鲜半岛,使朝鲜半岛烧出了与越窑器形、釉色相似的高丽青瓷,其中就有大量的茶盏托、茶盅等器物。

三、浙东禅茶文化的融合兴盛

出土的越窑茶具,大部分从器形到纹饰都烙上了深深的佛教文化印痕。有的茶盏作莲花形或刻画莲花纹,有的执壶盖作塔刹宝珠状,充分反映了禅、茶两种文化的高度融合。

唐宋时代明州著名的有天童寺、阿育王寺、雪窦寺、瑞岩寺、金峨寺和开元寺等。这些名寺中有3个被列为“五山十刹”的行列,都是佛教传播的圣地。宁波鄞县《金峨寺志》载,唐代高僧百丈怀海禅师是该寺的开山祖,他制定的《百丈清规》将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范式。

《百丈清规》“赴茶”条:“方丈四节将为首座大众茶,库司四节将为大众首座大众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其“清新住持”文中有“鸣僧堂中集众门……将茶汤礼。”法堂设两鼓,居东北者称“法鼓”,居西北角者称“茶鼓”,讲座说法擂法鼓,集众饮茶敲茶鼓。

在寺院里设有“打茶”,多至“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茶院中还专门设“茶堂”,供寺僧坐而论道,辩说佛理或招待施主。设“茶头”专烧茶、献茶酬宾,设施茶僧为行人施茶,寺院专门有种茶,上供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之茶,称“奠茶”。寺院依“戒腊”年限的长短,先后奉茶,称“戒腊茶”,主持或施主请全寺僧众饮茶称“普茶”……茶会成为佛事活动的内容。凡此种种来源于坐禅饮茶,已成为禅茶之一体,成为佛教丛林的法门规式。所以唐代明州的天童禅寺、阿育王寺等名寺,不但有专门生产茶的茶园(场),而且寺院中佛茶一体交融极盛,也就是说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使佛与茶、禅文化与茶文化终于交相圆通。

宋代明州天童等寺院中,有一套肃穆庄严的寺院茶礼和茶宴。茶宴开始时,众人团团围坐,主持按一定程序冲沏香茗佛茶,依次递给大家品尝。冲茶、加水、品饮等都按教仪进行。“吃茶去”成为禅林的法语。“吃茶”在禅人修行中就是坐禅、论佛的意思。

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是醒脑,坐禅通夜不眠;二是助神,满腹时能助消化,轻腹时能补充营养;三是清心“不发”,不乱性。众多高僧对茶的推崇,使茶成了养生正心之物,众僧视茶为“神物”,以茶养生,以茶供佛,以茶释经,以茶祭祀,以茶正心。值得一提的是,怀海制定的《百丈清规》倡导的是一种“禅农”思想,“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因此,禅寺之茶都是自家种植的,而不是化缘来的,禅宗的兴盛也就推动了茶文化的兴盛。

综上所述,著名的越窑瓷器、得天独厚的贸易港口、海天佛国的圣地,这三者造就了浙东茶文化的传播、交融和兴盛。

(作者单位:宁波市文广新闻出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