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北号商帮经营文化特点

2024-10-28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试述宁波清代北号商帮经营文化的特点赵育科宁波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港口城市，地处浙东沿海，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端，拥有纵横交错的江河和天然深水良港，同时又紧邻著名的舟山渔港，水产资源丰富，盐场遍布沿海各地。从此保证了宁波、上海商人北上辽东的航线正常运行。由于使用现代化轮船武装自己的商船队这一举措，宁波庆安会馆（北号）商帮从此声誉大振，他们的举动引起了清廷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员的关注。

试述宁波清代北号商帮经营文化的特点

赵育科

宁波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港口城市，地处浙东沿海，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端，拥有纵横交错的江河和天然深水良港，同时又紧邻著名的舟山渔港，水产资源丰富，盐场遍布沿海各地。民风强悍好搏。宁波港古称明州港，在唐宋时期就已成为国内重要的对外口岸，随着元朝统一全国后，北路航线很快得以恢复，山东、江苏等地的船商陆续进入宁波，南北商人依托明州港地域优势在宁波定居，与当地人合作开设商行，打造船只，贩运南北货物，形成了从事沿海商业活动的南北商业帮组织。明清时代更是对日韩贸易的重要口岸。但明清时期出现过两次大的“海禁”，南北商号海运行业几乎窒息。康乾盛世之后，海禁逐步打开。海上贸易才重新发展，又重现它的繁荣。太平天国时期，由于通往镇江以上的长江航运受阻，宁波也成为上海与内地四川、湖北、安徽、江西等省物资中转的集散地。南北号的海运贸易，到嘉庆、道光年间开始进入黄金期。

宁波帮商人到辽东贸易始于康熙中叶海禁开放，慈溪人秦泚“尝客辽东”，由于东北盛产的大豆、豆饼、参药等北货在江南有广阔的市场，而江南盛产的纸张、绸布、瓷器等南货在辽东却有很好的销路，这就吸引了不少南方商人海运去辽东经商。然而拓展这条宁波、上海到辽东的航线是非常曲折的，19世纪初，在镇海、上海驻港的南北号商船400艘，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的轮船势力入侵，宁波商人的号船锐减。咸丰元年（1851），宁波有商船112艘投入北洋航线；咸丰三年（1853），浙江漕运开始招商，这就使处于衰落的宁波号船又迅速发挥着海运中的作用，但往辽东的船却仍旧很少，因为盘踞南方的太平天国截断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北方则黄河溃决，清政府的户部机构仿效元人的成法，以漕粮归海运，而欲以宁波号船为大宗，春夏之交，乘季风联帆北上，虽有清兵船队护航，然而来自粤东洋面的广艇盗船30余艘早已窜至山东、直隶、奉天一带大肆劫掠，不畏官兵，海盗每劫得满载货物的商船，就索价昂贵，并公然登关争上座，论价值居高不下，致使宁波船商们都心生害怕又愤恨海盗的作为而不愿去辽东经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庆安会馆北号船商们的核心群体开始酝酿着一个大计划。

商帮文化特点之一：宁波帮商人与时俱进，具有开拓创新的弄潮儿精神

1854年冬天，宁波江东木行路刚落成不久的北号会馆——庆安会馆，北号船商们聚集一堂，慈溪人费纶鋕、盛植琯和镇海人李也亭慨然提议：由于海盗对他们北上的宁波商船袭击、掠劫，向他们索要数以千计的赎金已不止一次。清政府的水师们又没有能力护航，为确保这条漕粮海运航路的畅通，决定集资购买洋轮，护送漕船队伍，随时剿灭海盗。此议一出，北号船商群起，纷纷叫好。但洋轮的价格不菲，所需资金一时难以筹集。正在这时，宁绍台道兼宁波知府段光清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让官、商各出一半资金，官府所垫的那部分，每年抽取商队各船的部分收入，分数年陆续归还。自购轮船武装护航商队的建议同时得到鄞县、镇海、慈溪三县船商的一致拥护，集资七万银两，并由段光清出面商请在上海的买办鄞县人杨坊、慈溪人张斯臧和镇海人俞斌三人前往广州向外商订购。同时，组织董事会筹议章程，设立“庆成局”。公推李也亭等人为局董事，卢以瑛主持局务，慈溪人张斯桂为船长，镇海人贝锦泉为管驾，招雇炮手、水手，其中有印度人和马尼拉人，是主要负责与海上海盗作战的雇佣军，全船有人员七十九名。这年冬天，诸事完备，并于十二月开始为庆安会馆北号商队护航，打击在外海扣押“北号”商船、勒索赎金的海盗团伙。从此保证了宁波、上海商人北上辽东的航线正常运行。

面对当时清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无力顾及沿海各路海盗的局面，为用于海上护航，由宁波商帮中富有声望并在海上经常与洋商接触有维新思想的慈溪人费纶鋕、盛植琯、镇海人李也亭、鄞县杨坊、慈溪张斯臧、镇海俞斌等人，共同商议集资七万两白银从外国轮船公司购得铁甲火轮一艘，即宝顺轮船（事见董沛的《书宝顺轮船始末》碑）。“宝顺”轮船是庆安会馆舶商于咸丰四年（1854）从国外引进的我国第一艘机动船。宝顺轮船驰骋海上30年，为我国抗击外来侵略和宁波航运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近代史上自帆船时代向机动船时代过渡的重要标志，奏响了中国近代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和创办洋务的先声。由于使用现代化轮船武装自己的商船队这一举措，宁波庆安会馆（北号）商帮从此声誉大振，他们的举动引起了清廷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员的关注。这个第一，使后来的宁波帮大有信心在上海创下了38个第一。《中国商业地理》记载在上海有13个商帮，指出位居第一的是宁波帮，“宁波商人，自其人数之多，历史之远，势力之大观之，实可谓上海各商之领袖”。

商帮文化特点之二：重视文化启蒙理念倾向，使商人地位跃居四民之首

1855年盛夏的一天，北洋山东芝罘岛海面上，天空晴朗，突然海面上出现一股浓烈的黑烟，黑烟下面，是一艘山东当地百姓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铁壳大船。船的两边设有两个巨大的像车轮一样的东西，在隆隆地同时转动着。大铁壳船劈波斩浪，速度奇快，上面没有樯帆，却高矗着一根粗圆的烟囱，黑烟正是从那里面冒出来飘向天空的。更让人惊异的，是这艘大船的船头和船尾，各安放一门铮亮的西洋火炮。见到它的人们又疑惑又恐惧，急忙报告地方官府。山东巡抚崇恩命令火速查明此船。不久报告上来，原来这是一艘西洋轮船，但却不是西洋人所有，而是属于大清浙江宁波府的一艘船，是宁波商人集资购自西洋商人手中为宁波庆安会馆北号商船队的武装护航船，它的名字叫“宝顺”轮船。崇恩为此虚惊一场，大为光火，宁波商人真是胆大妄为。他气急败坏地立马上奏朝廷，咸丰皇帝龙颜大怒，下旨意诘问浙江巡抚何桂清，声色俱厉下令查明是谁给“宝顺”轮船发的执照，允许它开在海上，要治经办人的罪，不得欺隐。圣旨到了宁波府，知府段光清马上召集与此事相干的士绅商人们，商议如何回复圣上的旨意。当时只有二十八岁的宁波文人董沛，挺身而出，从容回答：“这个问题不难回复。商人拿自己的钱购买轮船，用以保护自己的商船船队，这是官府不应禁止的。船虽然是西洋人制造的，但它卖给了商人，就是一条商船。官府发给商船护运执照，是按照大清法律的，而根本不需管这船是谁造成的，从何处来？”段光清听了觉得十分有理，就按此话回奏浙江巡抚，巡抚也觉得有理，便照此上奏朝廷。咸丰皇帝阅此奏章，龙颜没有再次震怒，只是特批了三个字：知道了。于是，此事不了了之。直到三十三年后，即光绪十四年戊子，董沛撰写了《书宝顺轮船始末》碑记，以表述购买轮船护商的真实历史，碑立庆安会馆。当时，年轻的文人董沛为庆安会馆北号船商解了燃眉之急，这种事情甚至能招来杀身之祸，他的作为也为他三十年后宦游归来襄理庆安会馆海运事务打下了坚实基础。庆安会馆北号船商运用这位“文胆”所出的妙策，解决了当下的棘手事务，也为后来大批涌现的宁波帮商人提供了先例。庆安会馆北号商人为巩固和提高他们经济、政治地位，赢得传统社会的声誉，光耀了家族的门楣。在当时尚无新式学堂的社会环境下，不惜重金延聘名师督教本族子弟，使子弟研习举业，博取功名，甚至想直接进入到官场。一直襄理庆安会馆北号船商海运事务的费氏家族主人费纶鋕、费曼书、费崇高三代的经历，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在董沛的《正谊堂文集》和忻江明的《鹤巢文存》中都写得很清楚。

浙东的思想家们历来主张务实，东汉伟大的思想家王充就强调实际“效验”，主张为学应“崇实知”，南宋的陈亮、叶水心都主张务实。陈亮力倡“事功之学”。明末朱舜水的“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以及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提出都反映了浙东人民也即宁波商人务实诚信的品质。务实诚信是一种科学精神，主张实事求是，崇尚脚踏实地，注重实效，反对空谈，低调办事；而诚信则属守信用，诚信为本，反对欺诈。

一切先进思想的延续，都离不开后人的继承和创造。人类许多文明成果往往都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真理性的东西在实践中得到印证，又在实践中充实和发展，产生新的活力是完全符合规律的现象。只有随着时代的精神，不断地改造和更新，方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正如董沛、忻江明给庆安会馆北号船商以经营的力量，浙东思想家们的务实思想，都给近代宁波帮商人在实践商业运作中以极大的影响。

明末清初，当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工商皆本”的观念时，自然比他的先辈同乡王阳明所提倡的士农工商的“四民道一”之说更进一步强调了工商业的作用和商人的价值。代表着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的时代精神，体现着新的社会价值观，是明末以来众多有识之士对工商业的社会地位和商人价值的重新认识的思想集成。黄宗羲举起“工商皆本”的思想大旗，开始并无太大的影响力，然而在二老阁主郑梁为黄氏刊刻著作并印行传布下，其无与伦比的价值观念与站在时代前列的启蒙精神使之无愧于充当那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而一股势不可挡的商潮也从他脚下的土地上汹涌而起，奔腾而来。

商帮文化特点之三：精诚团结，互助互利

从1796年到1850年，随着海禁的开放，宁波南北商业船帮迅速发展，逐渐进入了鼎盛时期，“巨艘帆樯高插天，桅楼簇簇见朝烟，江干昔日荒凉地，半亩如今值十千。”这是董沛、徐柳泉所编的光绪《鄞县志》中载录的胡德《过甬东竹枝词》。昔日荒凉的江东，因海运贸易日益兴旺，迅速成为浙东最繁荣的商业区。当时的“南北号”实力强大、成为宁波海上贸易运输的主力。商号总数不下六七十家，有大小海船约四百艘。南北商号进入鼎盛时期，商号分别在宁波江东木行路（今江东北路）建立起了同业会馆。南号的安澜会馆，建于道光三年（1823）。北号的庆安会馆始建于道光三十年（1850），落成于咸丰三年（1853）。建成的安澜会馆和庆安会馆，是船商共同讨论商情聚会的场地。馆内均供奉天后神龛。购买宝顺轮船一事即是庆安会馆做出的重大决策之一，较之上海商人购买外国轮船的历史早了三十年。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会馆管理井然有序，内设司账、司书、文案、庶务、办事员、勤工、厨师等多名工作人员。其所需经费由船商抽取各家各船资费，充当会馆事业基金。会馆还办有福利事业。如北号庆安会馆成立的保安会，并置有机龙、铜盔、斧阔等各类消防设备。遇各地火警，立即出动救援。自清同治纪元以来，宁波商埠交通频繁，南北号船商达到了鼎盛时期，为维护同行利益，南北号遂联合成立了“南北海商公所”。

以费纶鋕为代表的著名北号商帮为主设立的庆安会馆，以此为核心，再次凭借当地发达的造船业和宁波商人所特有的思维，高度发扬了会馆贸易文化的这种团结协作、互助互利精神，最终成为北号船商和后来的宁波帮称雄中国的一大法宝。正如后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征集会员的大会宣言中所说：“宁波帮之所以能事必有成，功效显著者则系于团结中坚、组织中备、一遇有事即能互相呼应，踊跃争先，以收其合作之效。”

庆安会馆作为北号会馆，是商帮崛起的一个标志，也是宁波商帮对海上贸易事业的一个全新的创造。会馆是商帮文化的产物，而宁波北号商帮独创了当时这一馆、宫合一形式的会馆，不仅在当时左右着一方的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是凿开了中国近代社会应对市场经济的先河。它在近代经济、社会的兴衰过程中，调整和更新自我的精神，为抵御后来西方资本对传统经济的冲击以及国人在传统经济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商帮文化特点之四：宁波帮商人处事不舍本务末，重视文化教育，造福乡梓

情系桑梓，兴学助教。近代宁波帮商人十分重视教育，这与宁波帮对人才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当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针对当时中国落后情况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传入和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的指令发布，国内掀起了创办新式学堂和留学的热潮。进入民国时期有进一步的发展，事实使宁波帮商人明白：创办学堂，兴学育才，教育现代化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正是这种科学的理性，促使近代宁波帮商人创办学堂，兴学育才。由于宁波帮商人遍及各地，为此，创办学堂也遍布全国，尤其以上海和家乡宁波为最多。

宁波费氏富商后裔费崇高在庆安会馆内设立庆安义学，力助失学儿童正是宁波帮商人报效家乡的一个缩影。这种义举成为延续两个多世纪宁波商帮的伟大传统。一方面是宁波帮商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深藏成功商人报效社会的一种情怀；另一方面则是宁波帮商人兴学重教的观念，是他们不畏险阻，锐意进取，实现人生目标的充分体现。因此，宁波帮商人敢为人先，崛起于近代中国是一种商帮魂，这种魂的内涵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研究的。

在家乡，宁波帮商人创办了不下数百所学校，据当时的浙江教育官报统计，光绪三十四年（1908），共有学堂291所，在这些学堂中，相当的部分是宁波商人捐资创办的。如严信厚的储才学堂，叶澄衷的中兴学堂，吴锦堂的锦堂师范，虞洽卿的龙山学校，樊氏的便蒙学堂，董杏生的董氏初学堂，盛炳纬的养蒙学堂，志成学校及方舜年的培玉学堂等。

宁波帮商人不舍本逐末，他们兴学重教、造福乡梓之观念和义举，造就了宁波家乡人才辈出，推动了华东沿海经济之繁荣，使得以商助教，以教兴商延绵不断，步入良性循环几百年而不衰。直到上世纪下半叶，当邓小平接见宁波籍巨商包玉刚时，响亮地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的时代口号，不仅肯定了宁波商帮在世界舞台不可小视的实力，同时又是在宁波、在全国、在世界掀起了宁波帮商人兴学捐资的热潮，这股潮流为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经济腾飞起到了推波助澜之作用。

自明朝末年，在社会上萌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来，整整四个多世纪，宁波商人克服重重的艰难险阻，打开了当时明清政府所施行的数次海禁，宁波商人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国家和人民倍受各国列强入侵欺凌，割地赔款，加之国内动乱四起，内战频发，外患内忧，民不聊生。宁波庆安会馆的商人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临事不惧，受命于危难之际而获得成功，他们的成功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后来一批又一批宁波的商人义无反顾地奋斗，走南闯北，足迹遍布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宁波帮商人不断地探索新路子，解决新问题，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宁波帮商人的初创雏形——庆安会馆北号船商以费氏为首的核心领导群，在实干中树立新观念，于行业中提出新建议，他们建立商团，借官方之力，联合新生力量买办，以上海这个国际大市场创造有利形势，临危受命，在近代中国商业史及海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宁波庆安会馆北号船商自咸丰三年（1853）合作建成的庆安会馆，不但为他们北号商团组织海运、发展行业事业、处理商务提供了重要基地，而且又是他们祭祀妈祖，祈祷海上平安，憧憬事业发达的殿堂。这座粉墙黛瓦、古朴典雅、气势恢宏、建筑壮观的庆安会馆，不仅是宁波商帮文化的发祥地，而且又是传承“海上丝绸之路”，展示宁波地域智慧的教育平台。现存的庆安会馆，系我国八大天后宫和七大会馆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建筑群，2001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将永远闪耀着宁波帮商人四百余年不灭的光辉，传承和激励着宁波人那种不朽的创业奋斗之精神。

（作者单位：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www.chuimin.cn)

参考文献

董沛等纂：光绪《鄞县志》，光绪三年刊本。

忻江明撰：《鹤巢诗文存》，“四明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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