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州地方政府与商人在宋丽交往中的作用

明州地方政府、商人在宋、丽交往中所起的作用

王力军

两宋时期，宋朝在与高丽交往中，明州地方政府与民间商人也承担了许多外交职能。特别是南宋初，宋、丽官方使节停派，两国政府间必需的联系和交往，则主要由明州地方政府与商人来完成。州县官吏除承担安置、接待、陪伴使节以外，还要负责筹措经费、筹备出使等后勤事务。此外，有时还须担负外交联络工作外，作为国家信使往来于明州与高丽之间。商人则在经商之外，更多扮演了信息传递者的角色。也有一些商人可能假借政府之名，往来于双方以牟取更多利益。

一、明州地方政府的外交作用

宋朝政府重视高丽外交，恩宠高丽使节，给地方政府规定了各种职责，如馆接、陪同、宴饮、游览和贸易。明州地方政府还得为使节团准备旅途船只、礼物、差役，救助高丽遇险难民等。南宋官方往来停止后，明州地方政府还充当了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外交职能，延续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传统友谊，保持了宋丽双方信息的有限沟通。

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应高丽请求，敕令今后宋、丽官方使节皆由明州往来，直至南宋隆兴二年（1164）的85年间，明州地方政府承担了宋、丽使者的往来明州的一切事务。由于明州至汴京路途遥远，宋、丽使节团队又过于庞大，来往又较为频繁，压在明州地方政府肩上的事务相当繁重。宋人对此多有描述：

政和以来，人使每岁一至，淮、浙之间，不胜其扰，所过州县，官私舡尽夺为用，驱村保挽舟，一县有至数百人。田桑之时，农业尽废。州、县前期勾集保丁，多致冻饿失所。沿流亭馆、寺观悉陈设，排办所用之物，皆出于民。官吏督迫，急如军期，吏缘为奸，民无所诉。更有官为之提辖，事事过有须索，州、县尤畏之鞭笞，取办于民。^[1]

（一）建设馆驿，安置宋、丽往来人员。

北宋建立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民族矛盾的长期尖锐，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需要有较为快捷、完备的交通和信息传达系统，因此，两宋地方政府一直重视馆驿与递铺的建设，尤其在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地和经济重镇，都建立了较大的、能够满足政府需求的馆驿与递铺。熙、丰以后风靡全国的高丽亭馆就是宋朝庞大馆驿系统中的一员。

宋廷为迎送高丽使节建造馆驿始于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山东登州设置专接待高丽使者的馆驿^[2]。这是宋朝于地方专为高丽来使建馆的开始，当时除京都开封的“同文馆”外，高丽贡使入京沿途各大重镇和各大市舶司都设有“高丽亭馆”，专用于接待来宋高丽使节。明州于元丰二年（1079）始建乐宾馆和航济亭安置往来的宋、丽使节。为此，宋廷特下令，增加明州的公务接待费“为二千六百缗，以高丽贡使出入故也”^[3]。

政和七年（1117）楼异主政明州，奉旨创设高丽司，废广德湖为田，以其租建高丽使行馆、打造通使船舶等，“以应办三韩岁使”^[4]。地方政府负有建造涉外迎宾馆的责任和义务。

学者们在以前的研究中，较多关注到高丽亭馆接待高丽使节的情况，实际上，宋朝派遣出使高丽的使节，也要明州地方政府安置。如安焘出使高丽以及傅墨卿等出使高丽，他们来到明州需要在明州更换船舶，购置商品，需要明州地方政府安排食宿。馆舍不够使用时，会临时征用僧舍及显贵大宅多余房间。

（二）迎送、接待、陪同宋、丽使节

尽地主之谊是中华民族传统之一。作为一州最高行政机构，行使着国门第一驿站的职责。宋人在论及熙宁厚待高丽使节时说道：

臣（张方平）近见江淮发运司牒报：高丽国进奉使人已到明州，见赴阙前来次。检会先录到枢密院札子，降下仪式一卷。看详内一项：所至京府州军，知州、通判出城迎接，管设饯送仪式。伏见契丹国信使过北京，只是通判摄少尹接送。今（熙宁九年十月）高丽系外蕃，其进奉使人乃陪臣也，宣徽使班秩同见任两府，出城接送，礼更重于契丹。^[5]

高丽使节来到明州，知州、通判都要出城迎接。1978年，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东门邮政局施工地块发现了宋代海运码头遗址^[6]。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高宗从明州逃往定海，就是由东渡门外码头上的楼船^[7]。可见，北宋晚期以来，东渡门外的滨江码头是当时最主要的、可以停泊大型船队的地方。因而，当时的高丽使节来到明州，应该泊船在此，而知州、通判则要在此迎送。

此外，地方长官还要担任使节在本辖区内的接待工作。接待工作十分繁杂，安排住宿、宴饮宾客、陪同游览、张罗贸易……有时还需举办文学沙龙，邀请当地文士参与文化交流。高丽派来宋朝的使节，大多汉学造诣很深，相当多的高丽文人仰慕华夏文化，入境后，多有以文会友、诗文创作的冲动。如朴寅亮、金富轼等人才学出众，在当时即被宋人称叹不已。元丰中，朴寅亮出使宋朝，曾在象山与县尉张中有诗词酬和，引用典故之广博惊动了神宗^[8]。朴寅亮的诗作还被刊印，号《小华集》，被时人误认为乃宋朝文人所作^[9]。

接待工作有时会因突发事件变得非常漫长。靖康元年（1126），高丽使臣抵达明州，由于受到宋金战火的阻滞，加之宋廷怀疑此时入宋，可能为金国间谍，于是诏令高丽贡使留在明州。待在明州高丽使行馆里坐等消息130天后，高丽使臣才返回国去^[10]。四个多月里，明州政府要安排至少数十人的高丽使节，一切费用还得由明州负担，非常辛苦。

（三）筹措费用，筹备出使高丽事务

宋朝使节出使高丽，明州地方政府要先行做好准备工作，首先需要筹措出使费用。宋朝出使高丽，“每乘二神舟，费亦不赀。三节官吏縻爵捐廪，皆仰县官”^[11]。另外，驾船船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政和八年（1118），楼异打造好神舟巨舰以后，上奏徽宗说：

契勘高丽纲梢工每月支粮一石二斗，别无营运，欲乞于旧请外添米一石，槔手添米六斗。^[12]

综而合之，所需费用很大，有许多须地方政府筹措，因此才有楼异废广德湖为田出租之举。

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为使节团准备乘坐的船舶。当时明州打造有专供使节使用的二艘神舟巨舰，但由于出使规模宏大，还需征募一些民用船只为“客舟”同行，明州须提前将客舟修整、装饰以达到远航的要求^[13]。

另外，还需为出使船舶配备船工，并为船工筹措工钱；准备使节团队远航的淡水、食品以及部分当地的土特产等。

（四）救援高丽漂民和归国宋朝难民

据史料不完全统计，在公元1000至1229年的二百三十年间，宋朝送还高丽的海难漂民就有18批，基本都与明州有关。

元丰元年（1078），曾巩知明州初，曾救助安置高丽漂民，曾巩在给朝廷的札子中，提到在明州是如何安置这些漂民的：

臣寻为置酒食犒设，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给与食物，仍五日一次别设酒食。^[14]

咸平三年（1000）冬十月，明州上奏，有“高丽国民池达等八人，以海风坏船，漂至鄞县”，请示处理办法。宋廷下诏，将池达等八人送往山东登州，由“登州给赀粮，俟便遣归其国”^[15]。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又有高丽船漂至明州，“诏明州自今有新罗舟漂至岸者，据口给粮，倍加存恤，俟风顺遣还”^[16]。次年，高丽显宗遣刑部侍郎徐讷入宋“献方物”，并对明州送还漂民一事致谢。

天禧三年（1019）十一月，“明州、登州屡言高丽海船有风漂至境上，诏令存问，给度海粮遣还，仍为著例”^[17]。正是因为漂民的不断出现，明州地方政府却因无官方授权而感到为难，才屡次上奏，请求处理办法。有鉴于此，宋廷授权明州，今后高丽漂民不必再转到其他港口，直接在明州给予救助。

宋人也会因各种原因流落到高丽的，特别是明州近海的渔民、商人，这些人若想回国，是要有宋廷的许可，否则会以私自出海受到惩罚。明州地方政府也承担着接纳、安置这类宋人的责任和义务。

绍兴二年（1132）四月，定海县政府报告说，有80余位逃亡到高丽的宋人，想要回到祖国，希望能够准许接纳^[18]。一般渔民因海难而亡入他国者，人数不会太多，80余位宋人，应该是建炎四年金兵劫掠浙东时逃亡的难民。

开庆元年（1259）四月，纲首范彦华至自高丽，赍其国礼宾省牒，发遣被掳人升甫、马儿、智就三名回国。^[19]

三人均为宋人，籍贯本不相同，十余岁时分别被蒙古人掳往北方，十几年来历尽磨难。宝祐五年（1257），三人在随蒙古军队出征时逃脱，流落高丽，高丽政府友善待之。后在高丽官方安排下，搭乘宋范彦华的商船返回明州。三人离家时久，本籍已无亲人，明州地方政府在得到朝廷许可后，将三人名字改回汉名，将其妥善安排在明州的军队里，“专充看养省马著役”^[20]。

（五）担当信使，沟通消息

北宋时期，明州远离汴京，宋廷对于高丽的信息获得十分有限，有时因为情况变化太快，信息传递滞后，中央政府难以作出决断。同样，高丽想要了解宋朝官方信息也较为困难，虽然时有商人往来宋、丽之间，但商人毕竟难以了解政府的详情。因此，明州地方政府在得到中央授权后，将一些重大事件以“牒报”的形式，通知对方；高丽一方也会与明州地方政府以“牒”通消息。

高丽肃宗五年（1100）五月辛巳，宋明州牒报，哲宗皇帝崩，皇弟端王佶立。^[21]

高丽睿宗八年（1113）九月乙酉，遣西头供奉官安稷崇如宋牒宋明州。^[22]

政和八年（1118），明州知州楼异接到“高丽国王世子王子王某书乞借差大方脉、疮肿科等共三四许人使，存心医疗，式广教习事”^[23]后，上报了宋徽宗。随后，宋廷在派出曹谊、杨宗立等出使高丽时，满足了对方的要求。

高丽仁宗二年（1124）五月，因为有明州籍人士前往高丽后，拒不回国，明州移文高丽政府催促。后来，高丽上表请留，在得到宋朝中央政府同意后，明州发来公文，同意他们继续居留高丽。^[24]

明州有时还派出官员，以一种非正式的出使方式前往高丽，互通消息，处理问题。

高丽睿宗四年（1109）十二月己卯，宋教练使明州都知兵马使任郭等来。^[25]

遇到宋廷重大出使任务时，明州地方官员一般都要先行前往高丽，沟通、安排。

高丽肃宗八年（1103）二月己巳，宋明州教练使张宗闵、许从等与纲首杨炤等三十八人来朝。^[26]

同年六月，宋朝的国信使刘逵、吴拭就来到了高丽。显然，数月前张宗闵往高丽，是为此次出使安排有关事宜的。

（六）审慎甄别，严防奸细或冒充使节者

两宋先后与北方的辽、金、蒙古交兵，北宋时期通交高丽在于实施“联丽制辽”战略，因辽丽关系密切，宋人一直担心高丽入宋朝贡队伍里，混有辽国的奸细，因而严加提防。南宋以后，对高丽的防范之心更加强烈，甚至怀疑高丽使者就是金国的奸细，以致不许使者进入临安。明州为高丽使者踏入宋境的第一站，地方政府责无旁贷负有甄别、检查的责任。

神宗熙宁六年（1073）冬十月壬辰，明州言高丽入贡，……诏引伴、礼宾副使王谨初等与知明州李访进奉入贡三节人中有无燕人以闻。^[27]

（七）受宋廷委托，处理棘手外交问题

有宋一代，与高丽的往来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宗藩关系，随着北方辽、金对宋、高丽的态度变化，两国之间大体维持着一种间歇性的官方往来，时断时续。因此，处在国际局势出现变化的节点或宋、丽之间因为某种原因出现外交困难时，地方政府有时会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和传言者的身份处理棘手外交问题。

绍兴六年（1136），高丽派遣金稚规、刘待举出使南宋。使节来宋是要弄清此前南宋使节吴敦礼说是南宋欲派大军10万赴高丽，助高丽平叛等事务。南宋担心明州与临安太近，高丽使节如果是金国的间谍，熟悉了道路，窥探了虚实，会对南宋不利。另一方面，也可能觉得有些事情当面不太好解释，总之，高宗让金稚规等留在明州，一切外交事务具由明州地方政府出面代为交涉、传达。金稚规等在明州待了6个多月，与南宋朝廷的外交牒书由明州地方政府转送。(www.chuimin.cn)

此后，宋、丽终止了官方使节的派遣，高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与明州地方政府保持着联系。

二、明州商人在宋、丽交往中所起的作用

宋代海商在宋、丽外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北宋中期与高丽的外交关系中断以后，在北宋政府的主导下，商人们在两国之间穿针引线，传递消息，弥补了官方关系断绝后的缺憾，使得双方能够重拾信任，重建朝贡关系。

南宋以后，由于宋、丽官方往来陷入低谷，直至彻底中断往来，南宋政府除了需要商人继续保持正常的贸易活动，以贸易税收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之外，还利用他们经常往来于宋、丽之间，熟悉高丽风俗民情与地理形势的便利，更多地参与到政府所需的一些民间外交活动中来，为南宋政府传递消息、收集情报，继续保持与高丽的传统友谊。

南宋建都临安，明州由偏僻之地一跃成为近畿的东南都会，城市地位得到较大的提高。在南宋政府宽松贸易政策的支持下，明州港口经济有了更快的发展，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增加，贸易规模也随之扩大。商人们主动设法与官府建立联系，充当政府间的信使，博取赏赐，便利贸易，从而获取最大利益。

建炎二年（1128），宋商纲首蔡世章将高宗即位的消息传到高丽。这一消息对高丽朝廷了解宋朝政治动态、宋金战事进展情况十分重要。就在此前一年，高丽派遣的使节因宋金战事和宋廷的阻滞，曾在明州等待长达6个月之久。蔡世章传来的消息，为高丽外交政策的研判提供了珍贵的情报。同时，也为随后出使高丽的杨应诚使节团打下了基础。

绍兴元年（1131）四月，宋商都纲卓荣赴高丽，将南宋军队渡江击破金兵获得大胜，以及“皇帝驻跸越州，改建炎五年为绍兴元年”的消息传递给高丽，在高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此前杨应诚借道不成，宋、丽关系陷入低潮，此番得到宋军打了胜仗的消息，高丽仁宗顿感压力，于是向大臣们说：

前者侯章、归中孚来请援，不能从。又杨应诚欲假道入金，又不从。自念祖宗以来，与宋结好，蒙恩至厚，而再不从命，其如信义何？^[28]

此前高丽研判了东北亚的国际局势，已经采取了一边倒向金国的外交政策。倘若南宋战胜了金国，会给高丽带来麻烦。于是，高丽主动派遣使节崔惟清、沈起前往南宋，重拾旧好。

随后，宋使吴敦礼的鲁莽，加剧了高丽对宋的不信任感，而高丽向金朝上誓表的行为，也使南宋对高丽的态度起了变化，双方的猜忌日渐加深。

绍兴八年（1138）三月，明州地方政府委托宋商吴迪向高丽通报了“徽宗皇帝及宁德皇后郑氏崩于金”^[29]的消息。徽宗在位期间，实行亲丽政策，曾无节制地恩宠高丽使节，“政和以来，人使每岁一至”，明州高丽使行馆里住满了往来于宋丽间的使节、商旅，而今作为亡国之君，死于他乡，令人唏嘘。

绍兴三十一年（金大定二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统率六十万大军，兵分四路侵宋。这一举动破坏了宋、金之间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局面，南宋朝廷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边缘。宋高宗一方面下诏，号召遍及中原的各路义军打击金兵；另一方面则通过宣抚使传檄西夏、契丹、高丽、渤海诸国，呼吁共同打击金兵。此时，南宋与高丽已经多年没有了官方往来，从文献中也没有看到当时高丽是否得到过这篇抗金檄文。但至少说明，遇到外敌侵凌时，南宋仍有“联丽”之想。

十一月，完颜亮亲率大军渡淮，进逼长江，欲自采石矶（今安徽当涂）对岸强渡长江。宋将虞允文率军誓死抵抗，金兵大败。海陵帝被部将所杀，金兵败回北方。

绍兴三十二年三月，宋商侯林带着明州地方政府书写的牒报，将宋军大败金兵的消息传到高丽^[30]。虽然高丽对此消息半信半疑，但还是慎重有限地采取了与宋修好的举动，也有借宋金形势未定之时，改善两国关系的打算。高丽毅宗委托宋商徐德荣到明州传言^[31]，欲遣使入宋恭贺宋军大捷。由于宋殿中侍御史吴芾担心高丽是金国间谍，现处两国交兵之际，高丽动机令人质疑。高宗因此拒绝了高丽的请求。六月，徐德荣再到高丽，回传了南宋的决定。高丽的努力受挫。

绍兴三十二年（1163）六月，宋孝宗即位。七月，商人徐德荣再到高丽，除了向高丽毅宗进献孔雀及珍玩之物以外，据说还带来了宋孝宗的密函和盛有沉香的金银盒^[32]。此事不见宋朝文献记载，以孝宗即位后，有意通过战争收复中原的意图，推测孝宗可能想通过商人牵线，恢复与高丽的交往，重拾“联丽”方针。次年三月，高丽派出使节携带着铜器抵达明州，回谢宋廷赠送礼物。但此时正值孝宗调兵遣将发动北伐之际，高丽使节到了明州便没有了下文^[33]。随后，南宋军队经“符离之战”溃败后，南宋抗金派意志遭受挫折，主和之声充盈朝廷，对于“联丽”的想法，估计在宋廷上下也得不到什么支持，随着宋金达成还算平等的“隆兴和议”，宋金关系得以稳定，恢复与高丽的官方关系便再也无人提及。

南宋时期的国际形势与神宗熙丰时期不同，虽然商人徐德荣与泉州商人黄真一样，在宋、丽关系处于低谷时，以自己微薄之力，为双方牵线搭桥，努力营造气氛，创造条件。或许，有时他们传话时，存在有夸张不实甚或撒谎的情况。但通过他们的消息传递，对宋、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注　释

[1]（宋）赵汝愚：《诸臣奏议》卷一四一《边防门·高丽》胡舜陟：《上钦宗论高丽人使所过州县之扰》。

[2][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四《世家·显宗》。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

[4]（宋）胡榘、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市舶》，《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

[5]（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七《论高丽使人相见仪式事》。

[6]林士民：《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简报》，《再现昔日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7]胡榘、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第十一《叙遗·车驾巡幸》，《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

[8]（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

[9][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九十五《朴寅亮传附景仁等》。

[10]（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高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十五《世家·仁宗》高丽使节是枢密院副使金富轼、刑部侍郎李周衍，前来恭贺钦宗登基。

[11]（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高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渤海国》蕃夷四，中华书局1957年版。

[13]（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第三十四《神舟》、《客舟》。

[14]（宋）曾巩：《曾巩集》卷三十二《劄子·存恤外国人请著为令》。

[1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七。

[1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六。

[17]（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高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8]（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高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9]（宋）吴潜、梅应发等：《开庆四明续志》卷八《收刺丽国送还人》。

[20]（宋）吴潜、梅应发等：《开庆四明续志》卷八《收刺丽国送还人》。

[21][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十一《世家·肃宗》。

[22][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十三《世家·睿宗》。

[23][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十四《世家·睿宗》。

[24][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十五《世家·仁宗》。

[25][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十三《世家·睿宗》。

[26][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十二《世家·肃宗》。

[2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七。

[28][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十六《世家·仁宗》。

[29][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十六《世家·仁宗》。

[30][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十八《世家·毅宗》。

[31]关于徐德荣的国籍，《宋史·高丽传》说是高丽纲首。而《高丽史》多次提及此人，皆言明是宋商人。综合来看，徐当为宋人。当时是作为高丽方面的信使来明州，远在京城的史官或许没有搞清楚，或许有意写成高丽人，以彰南宋脸面。

[32][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十八《世家·毅宗》。

[33]（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高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