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浙东学人袁桷的史学思想与实践研究

元代浙东学人袁桷的史学思想及实践研究

钱茂伟

元代史学研究现状的不足之一，表现为详尽的历史考察不够多。史学编纂本质上是一种主题建构活动，没有主题思想，不可能有建构活动。要研究袁桷史学，必须寻找并确定其主题。袁桷史学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主要是宋史资料的搜集与考订。宋、辽、金三史编纂，是元代史学的主线之一。对此，如没有一个全方位的深刻理解，就不可能理解袁桷史学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本文拟将袁桷史学放在元代三史编纂的大背景中，对其史学渊源、史学理论与实践活动作全方位的考察^[1]。

本文是一篇理解型史学之作，对理解型史学的探索，是笔者近年关注的事。笔者坚持认为，必须理解古人，才可以评古人。用今天的史学理论逻辑，寻章摘句，编织成文，表面上全面，实际不着要害。因为，片言只语，有的是别人的话，有的是不重要的话。只有抓住了其人的核心思想，展开分析，才有可能捕捉到要点。也必须放到特定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古人。只有深刻理解了，才有资格评说，这就是理解型史学。

一、关心宋史编纂的动因

袁桷关心宋史编纂的直接因素有二，一是时代因素，二是家族因素，三是老师因素。

1.宋亡后，宋代历史记忆的保存，成为当时南方士人关注的大问题

修全史是国亡以后提出的。元初史学，国可亡史不可亡意识的加强，是一件值得注意的现象^[2]。可以说，国亡史作，已经在汉人文化圈中初步形成一个共识。人可亡，历史不可亡。如此可以推出，国可亡，史不可亡。于是，学人们纷纷主动承担起保存史实之责。

2.强烈的史官传承人意识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因一度在吴兴读书，构清容轩，故自号清容居士^[3]。袁桷是王应麟朋友袁洪（1245—1298）的儿子。袁氏是四明世家，南宋时期出过袁燮（1144—1224）、袁韶、袁甫、袁商诸名流。袁氏家庭环境优越，家中藏书丰富，这为他的自学创造了条件。袁桷有一个观点：“夫子作《春秋》，讥世卿，史非世官不能。”^[4]“昔司马迁、班固，皆以父子相传，遂能成书。刘知幾、刘、刘赞，咸以家世旧闻，撰成《史通》、《史例》。”^[5]南宋时期，袁氏家族曾出过四个史官，袁燮“专修宋史，具有成书”，袁韶、袁甫、袁商“俱以尚书修撰实录”，这是袁桷相当引以为豪的。作为史官后裔的袁桷，从小就有着强烈的史官传承人意识，特别重视宋代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他的最大愿望是搜集资料，考订资料，编纂几部资料集，为宋史的纂修奠定基础。

3.遗民对袁桷的影响

袁桷生活的时代，正是科举中断的时代，“自惟志学之岁，宋科举已废，遂得专意宋史，亦尝分汇杂书、文集及本传、语录，以次分别。”^[6]这段材料提供的信息表明，由于当时没有科举的压力，使得袁桷得有机会接受文史之学。所以，他走的是私塾教育之路。“公生富贵，为学清苦，读书每至达旦”^[7]，可见读书相当用功。南宋灭亡时，袁桷才10岁，自然亡国感受不深。再说，其父袁洪降元，在元朝做官，故而没有遗民意识。不过，袁桷周边是一群遗民，其家是世食宋禄的大族，所以也多少受了一些影响。其父为袁桷聘请了多位名师，如王应麟、戴表元、舒岳祥、胡三省、徐天民等。袁桷天性兴趣广泛，博极群书，不免有贪多之弊。自称“余少读书有五失焉：雅观而无择，滥阅而少思，其失也博而寡要；考古人之言行，意常退缩不敢望，其失也懦而无立；纂录史籍之故实，一未终而屡更端，其失也劳而无成；闻人之长，唯恐不及将疾趋从之，而辄出其后，其失也欲速而过高；好学为文，未能蓄其本。……又失之甚者也”^[8]。由此说明，袁桷早期注意文史学习，只是文学功底不足，史学没有耐心，贪多消化不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因宁海杨镇龙起义，波及四明，袁氏逃难，家中着火，藏书全毁。通过此件事的打击，袁桷有所觉悟，认为：“夫为学之道，用志不能不一，用力不能不专……乃思前之五失，一旦而悟，将从事于内，以求自得之实。”^[9]由博而专，由知识的消费而知识的创造，是袁桷悔悟后读书态度的重大调整。三十岁前几年，“复贯穿经术，他如琴书、医药诸艺，深得其理”^[10]。由此可知，袁桷进一步由文史而扩大到经术、艺术与医药诸艺。

在几位老师中，王应麟对袁桷的影响最大。“先子命桷受业门下十年”^[11]，袁桷自12岁开始师事王应麟，22岁离开，前后在王应麟门下学了十年。初入门时，袁桷还是一个小孩，故“不过随众习句读已耳”^[12]。其后，随着年纪的增加，学习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桷以蒙昧，请业门下。反复可教，授以端绪。有疑必开，有谬必举。语其平生，载出载处。”^[13]如此，袁桷较多地接受了王应麟的学问，自称“桷承教于深宁先生者弥厚”^[14]。后人把这一段经历称为随王应麟“讲求典故、制度之学”^[15]。王应麟是他最为钦佩的老师，“少小不自持，曲学尊芜繁。举觞一釂之，为言护深根。先天有至理，能使月窟温。谈笑袭师训，讵知雪齐门。”^[16]当王应麟去世时，弟子们都很痛心，袁桷作祭文来悼念。袁桷官翰苑时，“欲悉以其所著书进于朝廷，因循不果”^[17]。显然，袁桷有所忌讳。晚年，与王厚孙也有交往，推荐他参与修地方志。泰定二年（1325），极力支持出版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且作序推荐。时人也说袁桷“近师深宁王先生，授以文献渊懿，深有警发，尤长于论史，悉究前朝典故，人扣之娓娓谈不倦”^[18]，“自宋南渡而后，吾乡学者以多识相尚。文清得王氏之传，其于近世礼乐之因革，官阀之选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诸家之略录，俱能溯源执本，得其旨归。浙河以东，于斯为盛。”^[19]由此可见，王应麟的学术，直接奠定了袁桷的史学基础。

南宋灭亡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南方士人出仕之路中断，更不太可能进入朝廷做官。袁桷是幸运者。元贞元年（1295），30岁的袁桷出任丽泽书院山长。三年后的大德元年（1297），经人推荐，袁桷得以担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有机会到大都的朝廷做官。之后在武宗、仁宗、英宗时期先后担任国史院编修官、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袁桷“廿载神京汗漫游，玉堂深处得无愁”^[20]，虽然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翰林官，但符合袁桷理想。做史官是袁氏家族的传统，自然也是袁桷的理想，“三入承明愿已酬”^[21]，说明袁桷是相当满意的。到北京做官，使得南方学人袁桷得“接见中原文献之渊懿”^[22]。“在翰林三十年，上《郊祀定制十议》，纂修《三朝大典》，酌定宪令，疏请购宋、辽、金三代遗书。一时制词碑版、高文典册，多出公手。”^[23]泰定初年，袁桷辞官归故里，“期为全人”^[24]。泰定四年（1327）八月三日卒于家，享年62岁，谥文清。袁桷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易说》、《春秋说》、《四明高僧传》、《延祐四明志》、《清容居士集》等。

总体上说，袁桷的人生道路是顺利的。《自赞》道出了袁桷的晚年生活感受：“讷文词而三直承明之庐，拙骑射而五游朔漠之域。居安以穷牺爻之变，比事以纠麟经之释。至于见几归田，服恬淡而守贞白，识者谓为知止，而独慊然犹以为有形迹也。”^[25]三为史官，五游漠北，知难而退，保持气节，晚年得安静地从事《春秋说》与《易说》的写作工作，这些是多数南方士人做不到的，自然也是袁桷相当引以为荣的事。“余尝谓，审乎人情，酌乎事变，非《春秋》其谁准？感而通天下之故，则《易》之用，其与是相并。始于《春秋》而终于《易》者，邵子之学也。”^[26]这正是袁桷晚年专攻《春秋说》与《易说》的理由所在。不过，有得必有失。另一首《自赞》道出了袁桷的遗憾：“幼承父师之准绳，壮缉文献之渊懿。守先天之中为初心，究三圣之易为一致。气弱而词愈卑，学疏而用益疑。寥寥两京，耳受目接者，不能绍传，吁，何可言！”^[27]修史未成，个人专著未成，生前热闹，身后没有理想的作品传世，这使袁桷在中国学术思想上的位置大为逊色。

二、宋史编纂过程及流产之因

袁桷重视宋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要求修宋史，这不是袁桷的自我标榜，而是真实的想法。袁桷比较务实，他不急于修宋史，而更重视宋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袁桷关注宋史，经历了由宋代袁氏家族史到宋史的转型。

1.关注宋代四明家族史

少年时代的袁桷，曾与族叔袁裒（1260—1320）一起搜集四明家族历史资料。“方至元十五六年间，故家犹亡恙。海盐（指袁裒）时年二十，桷年十四五，私相议曰：‘宦族久当圮，宜蕲为传远计。’未几，正献宅火，留城南，遂各尽昼夜，浚源钩思，探索幽隐，以黜陈辞为己任。考闽、蜀、东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异同，不在于贵耳。杂书袭讹，辑言行者尊之，吾与子所当辨。”^[28]四明的发迹，主要是宋代之事。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南宋流亡政权结束，汉族士人复国彻底绝望。袁裒、袁桷叔侄意识到世家大族面临着重新洗牌，宋朝下的“宦族”将衰落，必须编纂四明宦族历史，为长远的传承作打算。为此，他们有意识地搜集各地资料，辑录其言行，加以考辨。这部书，就是《四明衣冠盛事录》。“君（杨鹏举）之外孙袁伯长（袁桷）出示所手抄吾乡《衣冠盛事谱》，阅之，既信乎所闻之可证，科目绝续之交，吾党穷通之机，实有关系。盖谱存则脉存，脉存则虽秦火不能灭。”^[29]

2.关注宋代历史

国亡史作，已经在汉文化圈中形成一个共识与传统。袁桷说：“推原前代亡国之史，皆系一统之后史官所成。”^[30]南宋彻底灭亡以后，宋代全史的编纂任务也提上议事日程。“世祖皇帝时，江南大臣有奏言：‘国可灭，史不可灭。’上甚善之，命史官修辽、宋、金史，时未遑也。”^[31]根据郑思肖《大义叙略》，至元十九年至二十年间（1282—1283），“闻叛臣在彼，教忽必烈僭，俾修纂大宋全史，且令州县采访近年事迹”^[32]。由此可知，要求修大宋全史，是南宋降臣提出的。由于宋代有完备的官修制度，留下了完备的历史记载，“宋自建隆迄于嘉定，实录编年，纪志表传，盖数万言。其未成书者，第宝庆、咸淳之事而已”^[33]，所以，修宋史的资料基础是相当好的。只是，宋元之交一段历史记载不全，所以，元政府下令地方政府搜集这段历史的资料。修宋史，在大部分汉人看来，是元政府的事。不过，也有部分汉人以此为己任。郑思肖就相当不放心元政府的行为，他亲自动笔撰写了《大义叙略》，建构起自己心目中的宋元之交史。另有一部分汉族士人认为，易代意味着政治利益圈的重新组合，原来的圈子被打破，新的圈子在形成之中。易代之后，某些敏感的问题可以说了，原来被遮盖的内容可以揭开来，可以大胆地写出相对客观的宋史，譬如曹毅（1259—1310）与袁桷就有这样的思想。庐陵人曹毅虽为巡检司官，“独有志于述礼乐，征文献”^[34]，“以史事自任”^[35]。“每言宋有国三百年，礼乐文物、名臣硕儒，皆表表可纪。国亡，史多散失。乃慨然自任，著书若干卷，未及脱稿而卒”^[36]。袁桷称曹毅宋史稿：“不瞽于昔时之议论，自成一家。其贯穿出入，年经月纬，诛其私心，附以旁证，莫能逃遁。”^[37]至正三年（1343），遗稿由其子送史馆，“众皆爱其法书简严，而叹先生不及与于论撰之列也”^[38]。当时袁桷“以是自任”，所以俩人志趣相当投机，“尝约，吾二人当必任是事”^[39]。不过，袁桷当时年纪太轻，兴趣过于广泛，一直无法专一，因而出现“纂录故实，一未终而屡更端，其失也劳而无成”^[40]现象。纂录故实，就是编纂宋代历史资料集。一本未编完，又去编另一本，屡次如此，结果劳而无功，编纂成绩出不来。“余之书多无成者，岂古人所谓‘沃土无善民’之说与？”^[41]24岁那年，“不幸西城火灾，旧书尽毁”^[42]。此后，“以余之识闇志荒，不复能有成矣”^[43]。虽然宋史资料集没有编完，但袁桷在史学实践中精通了宋史。至30岁袁桷出任丽泽书院山长时，戴表元就说袁桷：“天资高，文章妙，博闻广记，尤精于史学。”^[44]

袁桷的出仕，相当大的一个动机是寻找修宋史机会。“昔年委闾巷，初不愿禄仕。䌷书探异门，拟作前国史。”^[45]也就是说，袁桷初以修宋史为己任，不想做官，后来考虑到是做史官，才勉强答应的。入仕之后，袁桷长期在朝廷担任史职。成宗大德初，他被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因熟悉掌故、文笔流畅而受到同僚的赞赏。仁宗延祐年间，升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之后任翰林院直学士。在职期间，袁桷多次参与史书的修纂，主要是预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仁宗实录》。袁桷在史馆近二十年，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宋史资料的搜集与编纂。元统一后，多次动议修宋、辽、金三史，但均未成功。至仁宗延祐间（1314—1320），“将纂修辽、金、宋史，馆中以遗书亡轶为说”^[46]。于是，大臣们在进行中讨论修史问题，太常博士虞集（1271—1348）提出：“三史文书阙略，辽、金为甚，故老且尽，后之贤者，见闻亦且不及，不于今时为之，恐无以称上意。”结果，“典领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遑也”^[47]。于是“至今十余年间，未遑有所笔录者，良以旧史多阙轶”^[48]。袁桷看在眼中，急在心中，尤其担心资料散佚，使宋史的编纂留下不少缺憾。57岁那年，袁桷终于找到了机会。当时，英宗锐意进取，丞相拜住（1298—1323）信任袁桷，“尤重公学识，锐欲撰述辽、宋、金史，责成于公。公亦奋然自任，条具凡例及所当用典册，陈之”^[49]。至治二年（1322），袁桷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认为“凡所具遗书，散在东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访，或得给笔札传录，庶能成书，以备一代之史”^[50]。由此可以看到，当时袁桷也知道修史条件不成熟，当下的急务是搜集资料。那么，当时有否有展开史料搜集工作？从苏天爵“我国家尝欲撰次宋、金旧史，故家子孙多微弱弗振，遗文古事，往往放失，无所稽考”^[51]来看，应该已经开始。可惜运气不好，次年八月，发生“南坡之变”，英宗被刺杀。泰定元年（1324），袁桷本人也致仕回家。“念至事益非，委命以修己。勿为众所讥，不如道旁李。”^[52]如此，搜集资料之事也不了了之。

三、袁桷的史学思想及成绩

1.宋史编纂思想

袁桷尤其重视材料的考订。《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名义上是辽、金、宋三史，实际只及宋史。因为袁桷“生长南方，辽、金旧事，鲜所知闻”，此为其短。袁桷相信“中原诸老，家有其书，必能搜罗会萃，以成信史”，所以没有详谈。即便宋史，也主要谈了北宋史，南宋史涉及较少，不知何故。这篇事状，共有19条。前8条可以理解为本纪的处理，涉及了北宋九朝历史上存在的诸问题，后11条涉及了年表、世家、载记、列传、志的编纂原则及参考书目。《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开列书目156种，这些宋朝名臣文集及杂书记载，翰林院“悉皆遗缺，亦当著具书目，以备采择者”。由此可见，这些是翰林院没有的备采书目。

在笔法上，强调实书，“实书以示后，其义自见”。认为“宋世九朝，虽有正史，一时避忌。今已易代，所宜改正”。主张一些大事大非问题，要求一一改正。避讳部分，要求复原与补写。袁桷指出《宋太祖实录》有两部，各有长短。赵普参与了太宗夺位之争，《宋史·普列传》无一语及之，惟李焘《巽岩集》所载《赵普别传》透露。《三朝正史》，记载多有谬误。洪迈《四朝史》“多所避忌，立传亦有芜类，所宜刊削，当直书徽宗亡国之罪”。“徽宗违盟契丹，童贯复燕城，正史回避，所合改正”。“徽、钦围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载”。“元符至元祐事，赵鼎虽于绍兴改正，亦有隐讳”。这一思想，在别处也有反映。“宋祚历三百馀年，经国之纲领，治迹之盛衰，实书以示后，其义自见。深文巧避，多出其子孙，而为国讳者，掩而益彰。沿袭不决，何以传信？”^[53]只有可信的资料，历史作品才能久传。“实录乃加谥以后书，必有臣传，亦有字数限式。宋元丰以后，《日历》坏于王安石；建炎以后，《日历》坏于秦桧。至咸淳之谬，尤不足据。然遗书旧闻，皆足考证。若欲讨论，非经月议论不可。”^[54]袁桷认为史料有不直之处，必须加以考订，而考订是要花时间的。袁桷这一史料态度，有可取之处。前人留下的史料，不管是政府的或私人的，多有现实利益的考量。换了一个时空以后，剔除其中的现实利益考量，回归理性，恢复历史的真实，这正是历史学可作为之处。史料是建构史学的基础，但本身不是史学。

在体例上，推崇世表、年表，肯定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新唐书》，要求宋史也列表。宋初归降宋朝的诸王传，要求作《世家》。因宋朝领土范围小，四夷各有政权，要求立《载记》。列入叛臣传的李筠、李重进、韩通，要求改为忠臣传。诸方僭窃如李顺、方腊、王则、赵谂、侬智高，“宋史悉讳，今宜会萃立传”。列传资料选择上，首实录小传，“纂修史传，必当先以实录小传，附入九朝史传。仍附行状、墓志、神道碑，以备去取。”志部分，涉及了较难写的礼乐、历志、地理、兵、刑、徭役、漕运、度支、职官、艺文志，各自指出了具体的问题及改进之处。如礼乐，“史志所载，止于一时，而诸家所陈，罔有纪载。其乐志，止详于乐髓《新经》；礼书，若元丰《集议》，未之有载。其书尚在，可备讨论”。兵、刑、徭役、漕运、度支，“随俗施政，莫敢偏废。……所宜博采奏议及食货等书，以备作志”。职官志，“神宗元丰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损；元丰以后，官阶、勋爵，分为二途。史志虽详，难便检阅”。艺文志“自元丰后，该载未尽。宜以今世所行书籍，备载旧制进呈者入书目。亦当以《馆阁书目》为主，分类补入”。

由此可知，袁桷对宋代史料研究有成绩，他的修史意见相当具体，自然也相当专业。前人认为“是皆本诸故家之所闻见，习于师友之所讨论，非牵合剽袭、漫焉以趋时好而已”^[55]，这样的评价是相当准确的。袁桷的《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是袁桷对宋史资料可信度的一份调查报告，集中体现了袁桷的重视宋史材料的搜集与考订思想。要求对宋史资料进行考辨，这是袁桷的高明之处。

2.强调实书，反对褒贬

在《春秋》学研究上，袁桷继承了邵雍、程、朱以来的传统，坚持《春秋》录实事而善恶自见论。“《春秋》书法，惟吾邵子知之，‘录实事而善恶形乎其中者’是也。”^[56]指出：“褒贬论《春秋》，解经者失之。作史者祖之，则益失其旨矣。”^[57]袁桷肯定纪事的《通鉴》：“司马编年之法，当时较量极费力，然既谓之编年，不得不尔。终建安而始魏，亦自有深意，但不合谓诸葛公入寇耳。朱文公帝蜀自正，但后连书晋事，又不可晓。若书莽大夫扬雄卒，大与《春秋》书法不同。莽为乱臣贼子，《春秋》未有书家臣之礼。仆尝谓‘正统’二字，于经无所见，《尚书》止有‘大统’二字，汉历法有‘三统’二字。后人泥正统之说，故皆不通前后，遮护不得。律以大义，则汉以后皆当缺书。若用编年备事，温公之法尽矣。邵氏《经世》以不书事，故可模糊无罅漏，然此老少年先从《春秋》下工夫，终占得道理端正。”^[58]由此可知，袁桷强调《春秋》纲常大义，反对正统论。认为邵雍《皇极经世书》虽以说理为主，但因从《春秋》大义入手，所以处理得当。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纲常论与正统论是可以分开的，用春秋大义即可处理历史问题，而不必用政治色彩过浓的正统论。而当时的发展趋势则是，以纲常论与夷夏论入正统论，如郑思肖。袁桷的《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没有涉及三史正统论。我们又注意到，元初，先是提出修辽、金史，后是宋史，说明当时没有三史正统之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元末提出的，这是此前讨论三史正统论时没有弄清楚的。

3.编纂了一部名志

袁桷留下的史学成果，主要是《延祐四明志》。《延祐四明志》20卷，马泽修，袁桷纂。成书于延祐七年（1320），至治元年（1321）刊。马泽，字润之，延祐六年（1319）任庆元路总管。元统一后，原有的宋代四明志书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然而郡志缺落，其遗帙未备焉”。袁桷出身世家，文史修养深厚，对家乡风土掌故更是谙熟，是修志的不二人选。于是袁桷受马泽的嘱托，对四明方志进行续修^[59]。志分二十卷十二考，分为沿革、风土、职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十二考，各考之下又详分子目，今本缺城邑考、河渠考上、下共三卷。志书详细记载了古代四明地区的州郡沿革、职官人物、山川物产等等，目的在“先牧民之本，推其沿革，览其山川，知昔时得人之盛，宫室户口之无恒，释道遗文之盛衰，是皆足以增其咏叹焉者矣！”是书后世评价甚高，四库馆臣称赞道：“其于乡邦旧典，尤极贯串。志中考核精审，叙述清晰，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视《至元嘉禾》、《至正无锡》诸志更为赅洽可称。”^[60]

有学者指出：以考为类目名称，是受到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影响。这种模仿史志、政书的形式，以书、志、考、略、典为名设目的方志，自元代出现后，逐渐流行，遂成方志的一种类型。此前的三种四明方志体例尚不够成熟，《延祐四明志》以郡为纲，事以类聚，体例非常恰当。因此，四库馆臣云：“义例明简，最为有体。”如沿革考分辨证、境土两目，城邑考分城、公宇、堂宅、亭、楼阁、台榭园圃、递铺、社、乡都、镇、市、坊巷、桥道14目。

全祖望认为，《延祐四明志》只给降元者赵孟传、谢昌元作传而未给抗元人士袁镛作传，是颠倒是非，“党于降元之徒也”^[61]。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影响袁桷选择立场人物的因素，既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更有宋末元初社会现实的刺激，当然也有袁桷身处元代的实际，而立传者也确有可传之处^[62]。袁桷不给袁镛立传，家族利益是一个关键因素。袁镛是西门袁氏，袁桷是南门袁氏，据说袁桷祖父袁似道曾想与袁镛通谱，但袁镛没有答应，说明两家之间关系不洽。再说袁洪降元，袁桷因为父亲的原因没有为袁镛立传，也在情理之中。徐时栋在《宋元四明六地校勘记》中的说法值得肯定：“谢山嫉恶出于性，成几微之失，容有疾之已甚者。而后人则当平情以论古，不当随声而附和也。”^[63]

四、袁桷的史学地位

宋元的宋史与明清的明史，情况不同，可以作一些比较研究，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虽然南宋人对北宋历史有兴趣，编纂过《续资治通鉴长编》与《东都事略》之类作品，但总体上私修不如明代。这可能与官修的完备有关系。宋朝的官修制度比较完善，有二体国史。既然官修不缺，民间自然不必在意，总认为国史是政府的事，民间不必操心。而明朝相反，官修残缺，逼着私人越职来修国史，由此成为一股风气。由于南宋以来民间没有修宋史的传统，所以，南宋灭亡以后，民间也没有急着修宋史。

修大宋全史，早在元初已经提出，但一直没有认真执行，主要的因素是“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64]。大家忙于正统之争，结果到元末修宋史时，没有做过像样的修史准备工作。考察元代三史编纂历史过程，就可以发现，袁桷较早地做了详尽的专业研究工作，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均有首创之功。袁桷在宋史编纂上的成绩，表现为四点：

一是提倡三史分修。袁桷没有明言，但其提案称为《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可见三史是分修的。不过，当时三史如何修的意见一直没有统一。

其次影响了《宋史》体例的设计。元末脱脱主修的《宋史》，许多材料与体例问题的处理吸收了袁桷的意见。如立宰辅表、宗室表，设世家、周三臣传，就全部采纳袁桷意见。

其三，影响了虞集、苏天爵。虞集年龄略小于袁桷，“与四明袁公伯长最厚，尽交友之义。尝追考故国士大夫德业之盛，各述其乡邑之旧而论著之”^[65]。虞集一直关注三史修纂工作，尤其是三史资料的搜集。仁宗延祐间（1314—1320），“有旨修辽金宋史”^[66]，虞集上言搜集三史资料，算是自己对修三史的呼应。此后，“常以为意，遇有见闻，必谨识之”^[67]。天历、至顺之间（1328—1332），曾提出：“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68]此议得到史馆诸公的认可。泰定元年（1324），31岁的苏天爵（1294—1352）由袁桷推荐入史馆纂修《英宗实录》。苏天爵自己说：“昔者，天爵为太史属，侍会稽袁公、蜀郡虞公，闻说故国世家衣冠人物之懿。”^[69]时人赵汸也称苏氏：“早岁入胄监，登禁林，接诸老儒先生绪言，最为有意斯事。尝取三国史志、文集，总其编目于前，而合其编年于后，事之关于治乱存亡者，则疏而间之，题曰《宋辽金三史目录》，所以寓公正之准的，肇纂修之权舆也。后虽出入中外，不克他有撰录，而所至访求遗文，考论逸事，未尝少忘”^[70]。所谓“诸老儒先生”，正是袁桷、虞集诸人。“最为有意斯事”，指的是编纂《三史目录纪年》。从上下文来判断，此事应是泰定初年入史馆以后之事，这是苏天爵的学术起步之作。其书名称，时人谈得更多的是《辽金纪年》，而不是《三史目录纪年》。笔者的看法，两书应为同一书。至顺二年（1331），王理称：“苏君常闵宋氏以来，史官不得尽其职，载笔之士多乖故实，宋人详而多曲笔。又以比时辽金，简而径，事多湮昧。于是，著其故实，辑其阙漏，别为《辽金纪年》。”^[71]当时，袁桷关注宋史，因受成长空间与知识背景的局限，未及辽金史。苏天爵是北方人，“多藏书，习知辽与金故实，暨国朝上公硕人家阀阅谱系事业碑刻表章”^[72]，活动空间与知识背景，可以弥补此不足，所以苏天爵重点关注三史中的辽、金之事。这说明，苏天爵明显受袁桷、虞集诸人的影响，才关心三史，写成《三史目录纪年》、《三史质疑》的。难怪到至正初年开始修撰三史时，大家相当怀念袁桷，“众独于公追思不忘”^[73]。

其四，积累的资料，为修史奠定了基础。修三史时，派使者分行各地，网罗遗文旧事。负责江南遗书采访的是危素。“至正四年，素奉使购求故翰林侍讲学士袁文清公所藏书于鄞属，其孙同知诸暨州事，方以事往海中，待之久而后还。”^[74]此时，“江南旧家尚多畏忌，秘其所藏不敢送官”。袁桷孙子袁爽快地拿出了家中藏书“数千卷”，为三史的修成创造了条件。袁也因进遗书于朝，擢为秘书监著作郎^[75]。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注　释

※本文为宁波市浙东文化研究基地2008年度课题“王应麟及其深宁学派研究”阶段成果。

[1]有关袁桷的学术成果，目前有卢萍《袁桷及其史学》，《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杨亮《袁桷生平、学术渊源及心路》，《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杨亮《袁桷年谱》，广西师大2004年硕士论文；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与诗文研究》，河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2007年博士论文；孙瑜《袁桷的学术传承、政治生涯及社会网络——元中期南士境遇之管窥》，北京大学历史系2000年学士论文，见网络；纪宁《袁桷〈延祐四明志〉人物立传问题浅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详参钱茂伟、王东《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3]杨亮《袁桷生平、学术渊源及心路》，《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

[4]（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〇《海盐州儒学教授袁府君墓表》，“四部丛刊初编”本。

[5]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

[6]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

[7]（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元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袁文清公墓志铭》。

[8]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二《袁氏新书目序》。

[9]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二《袁氏新书目序》。

[10]（元）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一二《送袁伯长赴丽泽序》。

[1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三《先君子蚤承师友晚固艰贞习益之训传于过庭述师友渊源录》。

[12]（元）孔克齐《至正直记》卷四《四明厚斋》。

[13]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三《祭王尚书》。

[1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八《书张侍郎孙祖传存靖斋铭后》。

[15]（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元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袁文清公墓志铭》。

[16]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五《王叔载以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为韵见贻因次其韵》。(www.chuimin.cn)

[17]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一《王先生〈困学纪闻〉序》，《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8]《至正四明续志》卷二《人物》。

[19]（清）李邺嗣《甬上耆旧诗》卷三《学士袁文清公桷》。

[20]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二《远客三年亲友简绝独开元邻僧以书茗相寄》。

[2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二《寄城南友人》。

[22]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元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袁文清公墓志铭》。

[23]李邺嗣《甬上耆旧诗》卷三《学士袁文清公桷》。

[2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〇《袁州知事孔君墓志铭》。

[25]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七。

[26]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一《邓淳翁春秋集传序》。

[27]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七。

[28]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〇《海盐州儒学教授袁府君墓表》。

[29]陈著《本堂集》卷四七《书四明衣冠盛事录后》。

[30]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

[31]（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二《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

[32]（元）郑思肖《心史·大义叙略》，见陈福康《井中奇书考》附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26页。

[33]（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六《曹先生文稿序》。

[34]（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六《曹士弘文集后序》。

[35]（元）吴师道《礼部集》卷一八《题牟成父所作邓平仲小传及济邸事略后》。

[36]（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六《曹先生文稿序》。

[37]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八《曹士弘墓志铭》。

[38]（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六《曹先生文稿序》。

[39]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八《曹士弘墓志铭》。

[40]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二《袁氏新书目序》。

[4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二《袁氏新书目序》。

[4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

[43]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八《曹士弘墓志铭》。

[44]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一二《送袁伯长赴丽泽序》。

[45]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五《王叔载以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为韵见贻因次其韵》。

[46]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〇《题宋岳飞墨迹》。

[47]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二《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

[48]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一《孟同知墓志铭跋》。

[49]（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元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袁文清公墓志铭》。

[50]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

[51]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八《题马氏家藏宋名公尺牍后》。

[5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五《王叔载以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为韵见贻因次其韵》。

[53]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八《曹士弘墓志铭》。

[5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二《答高舜元十问·问作史及编年实录凡例》。

[55]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元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袁文清公墓志铭》。

[56]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二《答高舜元春秋七问》。“录实事而善恶形乎其中者”，见邵雍《皇极经世书》卷一三。

[57]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八《曹士弘墓志铭》。

[58]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二《答高舜元经史疑义十二问》。

[59]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一《四明志序》。

[60]《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

[61]（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三《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62]纪宁《袁桷〈延祐四明志〉人物立传问题浅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63]卢萍《袁桷及其史学》，《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6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二《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

[65]（元）赵汸《东山存稿》卷六《邵庵先生虞公行状》。

[66]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一《孟同知墓志铭跋》。

[67]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一《孟同知墓志铭跋》。

[68]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二《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

[69]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八《题马氏家藏宋名公尺牍后》。

[70]（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五《题三史目录纪年后》。

[71]（元）王理《国朝名臣事略序》，见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首。

[72]（元）宋本《滋溪书堂记》，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三一。

[73]（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元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袁文清公墓志铭》。

[74]（明）危素《说学斋稿》卷三《鄞江送别图序》。

[75]（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元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袁文清公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