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普陀寺志：施琅与池显京的故事

第二节　居士传

林宗载居士

林宗载，又名言，字允坤，号亨万，厦门塔头人。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举人，万历四十三年进士。初任江西浮梁县令，为政清明。天启初年（1621）因治绩显著出任兵科给事中，后到户部、刑部任职，提升为户科都给事。时清兵犯边，负责守边之边防军其费用毫无计划，每月巡山防海的费用达29万两银子，他请旨查核，省去7万两，并上疏建议“因饷榭兵，因兵榭官”，议论条条有理，切中时弊。受到天启皇帝赏识晋升为太仆寺卿，代理主持太常寺庶务。崇祯即位时，凡是祭告祖庙、皇陵的大典，均由他安排，晋升为太常寺卿。后见朝政日非，急流勇退，疏乞终养。

明末，普照寺（今南普陀寺前身）原寺产多入豪右，以致钱粮不足以供僧众，岁入不足以供香灯，十分窘迫拮据。宗载一家崇信佛教，其次子林宜杓尝由一曾姓手中取得原普照寺田产一石八斗，因膝下无子，在普照寺佛前祈愿：“佛若有灵，使我举一男嗣，我愿以所得寺租入寺。”后果灵应得子，遂将水田交付住持了蕴和尚。后来，林宜杓去世，田契仍在林家。宗载为鼓励“达官贵人观者同有是心，肯日用羡余充入寺中而无贪诸缘以为福利”，支持佛教事业，于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特作《田租入寺志》，刻石立碑，并将原寺产田种一石八斗田段坐落、大小、佃户及岁入租粮一一开列于后。是碑为南普陀寺现存最早的一方碑刻。

不久，宗载逝世，时年七十，入祀乡贤祠。著有《观海堂平平编》，邑人湖广云贵总督蔡复一为之序。

池显京居士

池显京，字致夫，号念苍，中左所（今福建厦门本岛）人。太常寺少卿池浴德子。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由顺天府中式举人。授和州（辖境相当于今安徽和县、含山等地）知州，罢革杂税，惩治污吏。因忤贪官巡按崔呈秀，无端罢职。起补湖州府（治今浙江湖州市）通判，任内督运钱粮入都，沿途兵荒马乱，历尽艰险方始到达。转任怀庆府（治今河南沁阳）同知，时因有人告发显京湖州任上押解钱粮拖延期限，遂被解职去官。回厦门，依其弟显方学佛，往来于普照寺与虎溪岩之间。其本性温厚纯笃，经历沧桑后，皈依佛教，晚年更加喜欢谈论佛学，处处以佛家准则为人做官。他一生任职的和州、湖州、怀庆三个州府，都是富庶之区、丰腴之地，但显京一尘不染，每至一地，均袖风载月以归。家居闭门念佛，怀庆归来二年后卒。

池显方居士

池显方（1588－1652），字直夫，号玉屏子，中左所（今福建厦门本岛）人。太常寺少卿池浴德子，显京之弟。明天启二年（1622）福建巡抚南居益莅临中左所督军抗荷，对显方人品才学十分赏识。天启四年，显方由应天府中式举人，因见国事日非，遂以母亲年事已高，不参加礼部会试。

显方居乡优游林下，参禅乐道。万历四十三年（1615）慕玉屏虎溪风光，并结庐隐居玉屏山麓，建玉屏寺（后改虎溪岩），延请高僧大德说法，六时与香炉经卷为缘，与名人雅士相唱和，往来于普照寺之间。工诗文，喜山水。早年遍游武夷、秦淮、泰岱，举山川磅礴清华之气，尽缩入毫楮间。晚年流连鹭岛山水，寻幽揽胜，所至皆有题咏，所作空灵飘忽，不可方物。海内名辈如黄道周、何乔远、曹学皆折节乐与之交。与同安蔡复一尤称莫逆。蔡复一为云贵总督，吟诗作文，一字未安，则鸿雁往返推敲讨论。

显方平生著作丰富，有《晃岩集》、《南参集》、《玉屏集》、《澹远诗集》、《李杜诗选》等书行世。吏部郎中、晋江林胤昌序其集云：“直夫冰璞枯骨，畔幅坊身，学绍青箱，韵高白雪，卓乎不可一世”。

施琅居士

施琅（1621—1696），清初著名将领。字尊侯，号琢公，祖籍河南固始方集镇。明天启元年（1621）生于福建晋江龙湖镇衙口。从小好抡刀舞棒，后得名师教习，武艺超群，又好从族人航行出海，习水性，识风信、海潮，能独驾轻舟出海，劈波斩浪，如履平地。崇祯十年（1637），17岁，投郑芝龙门下，郑见其少年英伟，留在府中为亲从。时郑氏在安平（今晋江安海），自养精兵三万，船舰千艘，纵横垄断东南海域航运，权势显赫。明皇室朱聿键在闽组建隆武小朝廷时，倚郑氏权势，召封郑氏为极品重臣，并赐封其子郑森（郑成功）国姓。施琅长郑成功三岁，两人相处，意气相投，欢洽无间。

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大举犯闽，隆武政权覆亡，郑芝龙退守安平镇。清政府派贝勒博洛南下伪以闽浙两省领地相许，诱郑氏投降。郑芝龙为自保实力，不听郑成功苦劝，遂带施琅等亲从北上降清。施琅随郑芝龙到福州，郑芝龙立即被请进大营幽禁，清政府还将郑氏的随从另禁外营，断绝其与部下联系。施琅见情况有变，便设计脱逃，潜回安平镇，回奔郑成功。时郑成功见父北上投清后，便收拾其父旧部在安平镇誓师起义抗清。见施来归，即授左营先锋要职，命其亲带兵舰往来闽粤边海地区，募兵筹饷，施琅屡建战功。后施琅又为郑成功设计诱杀厦门暴虐守将郑联，从而取得金、厦两岛为抗清义师根据地。郑成功据厦后，南明桂王永历帝封其为延平郡王。由是威名大振，内陆各地抗清义士纷纷渡海来归。义师阵容日壮，郑成功之郡王权威也随之大增。郑治军严明，深得属下诸将崇服尊畏，唯施琅自恃当年与郑成功私交，遇事常对其犯颜直诤，使郑每感有失权威，而生猜忌之心。

顺治七年（1650）岁末，郑成功将率兵南征潮汕，施琅以时机不利当面谏阻，郑怒其故违将令，夺左先锋之印。越岁郑回师后，令施率兵一万进取漳州，漳城守将据坚固守，施几度猛攻，均被城头强弩擂木击退，施琅乃采用围城绝粮之策以待城中自乱。郑在厦见施琅久攻不克，正疑虑间，忽得施营标兵曾德前来告密，诡称施与城中守将有旧，围而不攻，放纵部下潜逃降清。郑听信谗言恐其生变，即派万年英领兵取代，召施返厦。施琅得此猝变，惶惑不安，自带亲兵三百返厦待命，听亲从密报曾德来厦进谗，乃勃然大怒，遂令亲从连夜诱捕曾德。原来曾德先前在施营中，因散布怨谤主将攻城不力之言，被施所闻，畏罪潜逃来厦恶人先告状想先发制人谋害施琅，故在郑前进谏谗言。

次夜，施开帐见曾，喝令先行杖责再讯，众兵恨曾卖主，加重剧棒，竟将其击毙杖下。时郑忽闻施琅连夜捕曾，急派人传令要施琅将之释放。及郑兵到时，曾已被毙杖下，来人见状传郑令后，复赶回报郑，称施当面违抗将令，已将曾击杀。郑闻报大怒，急令右先锋黄廷领兵围捕施琅。施在府中闻之，急从后门逾墙逃跑，黄见施逃，急忙派兵尾追搜捕，并将施父大宣及弟施显解押回营缴令。

施逃脱出府，即沿厦门曾厝后山岩草莽间奔逃，及见郑兵沿山搜捕遂转入山坳间一处荒草丛生之野洞内躲藏，并在此潜心诚念观音菩萨圣号祈求菩萨救危解难。不久，闻听追兵已到洞口，其中一兵正拟搜洞，忽闻另一带兵将说：“不用搜了，洞口蜘蛛结网完整无损，必定无人进洞，时候不早，将速往前追。”施闻洞外郑将对话，深为骇意，许久后洞外再无声息，知追兵已远去，感念菩萨之救护。至深夜施琅乃出洞，乍见洞口蛛网密布，完整无损，更信为菩萨显灵救难，当即跪地谢恩，并许善愿称：他日若重返厦门，必当建寺供奉。此乃为他后来创建南普陀寺立下契机。原来施琅从小随家人崇奉观音菩萨，每随家人出海，偶遇风险，船上诸众均诚念菩萨圣号以求解。经此劫难得脱后，信念更加专诚。此后在其军营或兵舰上均供有观音、妈祖，晨夕焚香礼拜。

施琅脱险进入内陆，潜至安平镇拟请郑成功叔父郑芝豹代向郑氏求情排解，后闻其父、弟均被郑杀害，方知不可挽回，芝豹亦劝他离开安平镇另谋出路。施至此只好投奔同安降清。

施降清后，得到清廷重用，初授为同安副将，后迁升至同安总兵，领兵固守闽南海防，强兵固垒，与郑师隔海相对。郑闻施在同安作为，不敢轻视，又得知时有施氏旧部，偷渡过海投清，为恐部下众多闽南本土兵将军心不稳生变，从此不再轻易进扰内陆，转而集结兵力于两岛，连内陆唯一固守的基地安平镇，也自毁府第、城垒，撤回金、厦，准备另辟江山。顺治十三年（1656），郑成功亲率舰队北征，一路乘胜沿江直达南京城下，但却由于骄兵轻敌，使清廷得以暗中调集兵马，四面突击，沿江郑军船只大多被击毁，迫使郑大败回厦。

郑败归后，重新收集兵舰，准备东征收复台湾。清廷立国之初，只重陆战，未立水师，更以西南边境未定，无暇顾及东南海患。顺治十八年（1661），下令对江、浙、闽、粤沿海诸省施行“迁界”，强迫数千里沿海居民内迁30里，造成沿海大片无人区，以断绝内陆人民对郑师的粮饷供应。许多不愿内迁的居民纷纷渡海投奔郑军，郑成功乘此时统帅大军及移民攻取台湾，驱逐占据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郑成功复台后，不到一年，便因积劳成疾，不幸英年早逝。其部下将领陈永华等便即来金、厦奉请郑经回台继位。不久，留守金、厦的郑军也先后撤守返台。

郑军撤守金、厦据台后，清廷为加强海防建设于康熙元年（1662）升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令其操办水师，建设防务，充实兵舰设施，锻练水师队伍，以提高水师战斗力。至康熙三年（1664），水师已发展到有兵舰300多艘、水兵3万多人。为能在实战中锻练水师，施琅乃通过福建督抚向朝廷请令进攻台湾，不料首次征台却因海上突遇台风，无功而返。康熙四年（1665），再请命竟因同样遇台风而归。此后多次请命，均被闽督驳回或留而不发。康熙七年，施琅不得不直接向朝廷进表，详实陈述征台与巩固海防之策。清帝阅表后，对施才智大加赞赏，乃下旨召其进京觐见。

郑军复台前后，清廷曾通过福建督抚多次派人与郑议和，终因郑氏要求条件太高，始终没有谈成。于是在福建地方官员乃至朝廷内阁大臣，均存在“剿”与“抚”,“战”与“和”对立派系而争议不休。施面奏征台条陈，仍被发交部议，终因两派争议难定而搁置。康熙只好委任施琅为闲职京官，施如是闲居京都13年，得与朝中闽籍官员和主剿诸大臣相交往，其中泉州安溪籍内阁大臣李光地与施琅交往颇为密切。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施闻悉台湾郑氏集团在郑经病逝后，诸家兄弟因争夺王爵，分立门户，相互斗杀，后由握有重要兵权的刘国轩拥立幼年的郑克塽继位，以此给了施琅攻取台湾之良机，乃拟定征台用兵策略，上奏朝廷。在李光地等诸大臣支持保荐下，康熙准奏，令其仍返福建，复任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施回闽后，统率水师分别在平海、东山诸岛整顿兵舰，充实军需准备出师，但却由于与闽督姚启圣意见不和，多方受其掣肘，乃密奏朝廷，准其专权征台，获准后，终于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亲率精兵2万、兵舰300艘从东山岛扬航出师，直取澎湖诸岛。

台湾刘国轩闻知施将发兵征台，料其必先攻打澎湖，乃在澎湖湾沿岸布置海兵，严阵以待。一见清军舰只逼近，即万炮齐发，发动猛攻。施在炮火纷飞中，亲自指挥，兵舰往来冲突，虽一度被弹片击中左眼，血流满脸，仍坚持指挥，令旗不倒。清军虽损失惨重，但见主将施琅如是坚毅、勇猛，更是前仆后继，猛烈还击，终于突破缺口，冲上澎湖岛。刘国轩见势不妙，即收拾残兵退回台湾。

施攻取澎湖后即亲自写信给刘国轩劝其来降。原来施、刘同在郑军时，曾两相倾慕，交情颇厚，故施琅在给刘信中，追叙旧情，并陈述当年去郑降清之原由，指明如今清朝一统全国，大局已定，固守孤岛必无出路。又再三声明，此次征台，绝非为报杀父弟私仇，如郑氏率众来归，决定一个不杀，确保来降者身家生命安全。刘、郑原恐施征台为报私仇，必将滥杀郑氏家族，及读此信疑惧尽消，乃决定与郑克塽捧藩王印信亲到施军投降，并引施进岛。

施进台后，对郑氏集团及其家族来降者，均以优礼相容，特别是还亲往延平王祠拜奠郑成功，众人莫不为其不计私仇、宽宏大度而赞叹。

施平台后，于当年自奉旨亲带郑氏家族及其上层人物进京面圣。施进京后，向康熙面奏平台情况，为有功将士请封，并为归降郑氏陈情，康熙也为施之大义忘私所动，盛称“郑为明朝忠臣义士，非我清之叛逆贰臣，理当受人尊敬”，当即下旨，厚葬郑成功并封其遗族子孙敬职厚俸，发落山西定居。降将刘国轩得施特别保奏，受到朝廷重用。

施琅平定台湾后，朝廷内部又为弃、守问题争议不休。开始，康熙也抱无所谓态度称：“得之于我无所益，失之于我无所损”，而施琅据理力争，谓：海岛为闽之门户屏障，失之必为外人所得，若是则将使闽浙海疆永无宁日，民无安时；海岛土地资源丰富，移民屯垦开发，大可富国强兵。经此力争，朝廷方如施所请，派官建立一府三县，由厦门道管辖，又鉴于台岛初平，闽海民心未定，又派施琅回闽，复任水师提督加封靖海侯。

施回闽后，一度驻镇厦门。时厦门迁界未复，仍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孤岛，回到厦门，最使他萦怀不释的是当年遭郑军追杀，藏身野洞，感念观音大士解救得脱，当空许愿未酬，故此一到厦门，沿当年逃难的荒山寻觅洞口，命人整理，亲自题匾称“观音洞”，并改此山为“观音山”，后又捐俸在普照寺废墟上重建禅寺，在大雄宝殿后建一座专供观音菩萨的大悲殿。按施本愿，拟将大悲殿与观音洞、观音山连成一气，将厦门本岛营建成南海普陀山第二观音圣地，故将在普照寺废墟上所重建寺院，改称为南普陀寺，并特聘漳州南山寺慧日禅师为南普陀寺第一代住持，慧日禅师是为南普陀寺开山祖师。也由此，施琅可谓是启建南普陀寺的功臣以及这个寺院名称得来的肇始之人，功德无量。

施琅在厦门，积极组织领导恢复重建厦门工作，如派人四处招引被迫内迁居民回归故土，搭盖简易民房，安置归来无家的难民居住，并协助他们重建家园。同时开放“海禁”，修复港口码头，发展海外交通事业，经过10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使无人荒岛恢复昔日旧貌。

施琅任提督水师多年，见闽海平静，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曾向康熙皇帝告老回乡，康熙再三慰留，直至康熙三十五年病逝任上，享年七十六岁。康熙闻悉，加恩追封太子少傅，谥襄壮，并特恩赐葬，还于泉州府学前建祠祀之。当时，“两岛八闽皆顷德”，纷纷为之树碑扬誉。十九都皆有“靖海侯”坊，阳义辅立康熙制诗句“上将能宣力，南纪尽风流”，同安等地立“绩光铜柱”、“泽普南天”、“勋高大树”、“泽沛甘棠”等碑坊，以表彰施琅的丰功伟绩。

刘子葵居士

刘子葵，福建惠安人。清顺治五年（1648）四月，子葵积极参与郑耀星反清起义。七月，起义失败，子葵被官府追捕，家属被拘禁，万不得已遁入空门，削发为僧，携一瓢一褐逃亡鹭岛，入住普照寺，与明光法师及厦门名士纪许国、纪保国等唱和交往。随后准备南下端州（治今广东肇庆）投奔南明抗清队伍，鹭岛名士纪许国为文送其行。在肇庆，永历帝朱由榔委任其为永川知县，就任一个月，有黄应杰据惠州背叛，子葵坚守永川县城，阻止黄应杰北上，惠州府所属各县得以保全。后以抗拒驻军扰民，愤然辞职，遁居潮州深山。后来，再度披缁入厦，复谋搭乘商船绕道海南岛转赴广西，投奔南明政权。纪许国亦为文送之。后因桂林梗阻，引还途中遇寇被害。

纪许国居士

纪许国 字石青，明末清初福建同安后麝人。父纪文畴博学多才，明唐王时为中书舍人，擢翰林院侍诏。许国11岁入学，后随父师从黄道周时，已著有《丁史焦书》。崇祯十五年（1642）参加福建乡试中举，与同榜举人林说、林尊贤共著《同岑草》一卷。清军占领福建后，于顺治四年（1647）随父避居厦门。郑成功召为幕僚，未应召。但他心系国家命运，在厦门与流亡寓公交往，每年阴历十月十八日，必穿戴整齐，到南普陀向北遥拜。在厦门15年后逝世，时年四十一岁。其他著作有《吾浩堂诗文集》等。

纪保国居士

纪保国，字安卿，明末清初福建同安后麝人。纪文畴季子，纪许国之弟。保国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清顺治四年（1647），随父兄徙居鹭岛，时与普照寺明光法师及刘子葵、阮锡等青年志士来往唱和，忧国忧民，怀亡国之痛，悲歌当哭。明亡后保国常闭门著述，将忠愤忧愁之意，寓于诗文，日取父兄遗著闭户编辑。后来，纪保国投迹空门，落发披缁，携一瓢游行五岳。同里林霍为序以送其行，并序其诗，诗尤清隽绝俗，飘飘如其人。

黄日纪居士

黄日纪(约1708—？)，字叶庵，一字叶三，号荔崖，福建漳州龙溪(今属龙海市)人，后迁居厦门。乾隆初读书于厦门万石岩西侧的醉仙岩（古人说它山势犹如仙人醉卧，故称之为“醉仙岩”，今之天界寺）。乾隆十二年（1747）以生员的身份被任命为特用中书科中书上京赴任。乾隆十四年，迁吏部。乾隆十八年，调兵部武库司。乾隆二十二年（1757）秋，升任武选司主事。日纪博学多才，工诗能文，娴于书法，又负有经济之才，莅官勤慎，为同僚所推许，值此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之际，讵料椿堂仙逝，遂居家守制。因感悟世事无常，服除虽官檄频催，竟不复仕。

日纪青少年时即崇信佛教，喜欢谈禅论道，在醉仙岩读书时，与山岩住僧月松为方外密友，两人晨夕盘桓，炉香茗碗，说法参禅，质疑辩义。乾隆六年（1741）相与谋划于醉仙岩侧创建佛教寺宇，以明万历二十年（1592）南京右都御史傅钺曾在寺后顶峰巨岩摩崖题刻“天界”命名，称“天界寺”。之后日纪虽再度出仕，即使燕闽万里，云树迢遥，但他对天界寺依旧音问不绝，时时供给接济。天界寺诸岩宇代有修葺，乾隆二十一年，还曾一度重修。

乾隆二十五年（1760），月松为纪念日纪曾读书于山岩之经历与肇建寺宇之功德，乃于“天界”题刻巨岩下建一亭子，以日纪之姓为亭名，称“黄亭”，并自为《建黄亭小引》刊勒于寺之大殿后摩崖上，以志山门盛事。乾隆三十二年（1767），日纪再次捐金购田，以作为天界寺固定产业。月松又自为记云：“信官兵部主政荔崖黄公捐银壹佰陆拾两，创置斋田，坐落本寺左边，受种五斗；另铁窟内受种壹斗柒升。大小共拾壹丘，永为寺业，日后不许徒子徒孙典卖他人。住持僧月松谨识。乾隆叁拾贰年拾月吉旦勒石。”

日纪曾与鹭岛之名士往来南普陀寺、虎溪岩、白鹿洞、鼓浪屿日光岩等寺岩之间，常与他们唱和诗篇。与南普陀寺住持景峰和尚，虎溪岩瑞峰长老，日光岩瑞球、惠航禅师等高僧均有密切交往，期间曾先后多次携友游览南普陀后山五老峰诸胜景，留题许多诗篇，其中有咏“五老峰”五绝一首，曰：

五峰如五老，耸崎入烟霞。毓秀钟龙象，丛林第一家。

此外还咏钟鼓山、六月寒、云窠、石笕等诗。

乾隆四十三年（1778），日纪于市内凤凰山下建别墅以养老，该山虽不高，但古木参天，奇石林立，风景绝佳。别墅建成后，取名“榕林别墅”，日纪常邀集诗人文士于此赋诗题咏自娱，并于山后石上题刻“古凤凰山”四字。时年已古稀，不久辞世，具体卒之年月等不详。

日纪终生勤于诗文著述，为当时厦门诗坛首屈一指的诗人。薛起凤等“云洲诗社”诗人多出其门。平生著作丰富，有《全闽诗隽》、《榕林偶吹》、《榕林倡和》、《榕林汇吟》、《内史集》、《中枢集》、《龙江集》、《嘉禾名胜记》、《荔崖诗钞》、《归田集》等十余种。

蒋以德居士

蒋以德（1871－1940），法名瑞仁，原籍福建惠安崇武镇五峰社。清同治十年（1871），生于今厦门市区大生里。其父蒋世华早年出国，旅居印度尼西亚，后来在侨居地另立家室，极少回国。其母为人宽慈和善，长期在家茹素奉佛，以德从小受其影响，笃信佛教，依南普陀寺住持转逢和尚受三皈依成为居家学佛之居士。为了精进学修，他在家腾出一间房屋，专门供奉观世音菩萨，作为个人修持道场。

光绪末年，以德年届而立，与兄以祥协议，愿往香港谋生，寻求发展，留兄在家中打理家业和侍奉老母。以德为人诚笃，刻苦耐劳，讲求信誉，深得同业和顾客的尊重和信任，因而其所专营的食糖进出口业务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同时拥有香港电灯和自来水企业大量股票，数年之间遂成巨富。后来，他在厦门又创办一家蒋以德药酒厂，并投资与人合股开办泰利轮船公司，将厦门所有业务交兄以祥掌管，以其所得作为厦门居家费用。

以德事业有成，更加热心佛教的建设事业。他在自家居宅之右修造一座佛堂，专供母亲住修。同时，倾资支持厦门大小寺院和宫庙的修建。其中由他独资或捐献巨资创建、重建、修葺的寺院建筑有南普陀寺大雄宝殿、大悲殿、法堂，妙释寺大念佛堂，普光寺殿宇僧舍，鸿山寺大殿楼屋，万石莲寺山门，宝山岩（又称董内岩，即今紫竹林寺）殿宇寮房，天界寺殿堂住楼，太平岩大殿，中岩佛堂寮舍，还有进明堂、碧山岩、同安梵天寺，以及由佛教徒住持管理的诸如城隍庙、东岳庙、内武庙、朝天宫、丹霞宫、福茂宫、养真宫、美仁宫、前园宫、圆山宫、龙潭宫、福海宫、潮源宫等道教或民间信仰宫庙。泉州、漳州一带佛寺修建，凡有所求，他也都热心赞助，而且喜欢独自承担一个建设项目。

据说以德居留厦门期间，经常到各寺庙参拜礼佛，发现殿宇僧舍或佛像需要修缮，便许愿捐资，向佛祖祷告，并卜杯求信，若得“信杯”即解囊助成。有时即在家中向观世音菩萨请示，布施多寡，概不例外，一般先由少数问起，须连续三次信杯，方才确定；如不能连获三杯，自觉承捐数目不够，继续添加，直至连续三杯为信。泉州崇福寺妙月和尚向他募捐天王殿经费，以德从100元问起，直至5000元才出现三信杯，其数目正好与重建天王殿资金相符，真是无巧不成书！时人称之为“卜杯大善士”。

以德崇信佛教慈悲为怀之精神，除捐资修建寺院宫庙外，还广行善举，如创办义学（先后在内武庙、美仁宫、前园宫、福海宫、圆山宫等处开办义学），捐资助学，赈济难民，体恤孤寡，施医赠药等。有一年时疫肆虐流行，他在广东以巨资囊括当地全部治痧药物，运回厦门，免费供给中暑病人服用，救人无数。每年春节前夕，以德都购储大量粮食寄存米铺，赈济困难户过年。

以德慷慨好施，急公尚义，赢得海内外缁素四众的尊敬。20世纪30年代初，其母病逝，厦门南普陀寺以及闽南各地寺院高僧大德闻讯，不召而集，聚首蒋府，为蒋母举行往生法会，入殓后还为其举办七七四十九天的功德大法会。出殡之日，海内外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执绋送殡活动，备极哀荣。为此，其母葬后，以德特将其母生前供奉的玉佛贡献给南普陀寺，供缁素信众瞻仰礼拜。并捐献巨资在南普陀寺兴建大法堂，把自己居家佛堂的玉佛也安奉于法堂上。

20世纪30年代末，以德重返香港，准备将其香港商务移交给长子蒋光标，自己告老返乡，颐养天年。讵料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厦门。以德捐出巨款，支援抗日，发誓厦门不光复，不回鹭岛，绝不在日寇铁蹄下生活。40年代初，日军占领香港，以德亲眼目睹山河破碎，悲愤交集，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初舍报西归，时年七十。以德身高体胖，坐化时坦胸露肚，酷似弥勒，见者无不啧啧称奇。

闽南佛教界人士惊悉以德逝世，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诵经回向，深切悼念，寄托哀思。

苏谷南居士

苏谷南（1881－1959），法名福岩，福建晋江苏厝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轻时离乡背井，南渡菲律宾马尼拉经商。后来故乡发生瘟疫，其父母双亲相继染疫去世，谷南回国奔丧，居家守制。后与华侨朋友投资鼓浪屿的房地产开发事业，在屿东填海造地建房。

谷南笃信佛教，年轻时即拜印光和尚为师，与王振邦、吴辰泗、李博用诸居士均为其在家弟子，他们之间互称为师兄弟。谷南修持净土念佛法门，长期持斋素食。深信佛教善恶因果报应之说，认为钱财乃身外之物，因而热心地方公益，对各项慈善事业均积极捐助。抗日战争以前，被荐举出任厦门华侨公会会长，先后受聘为鼓浪屿福民小学（今笔山小学）与闽南职业中学董事长、厦门民立小学副董事长。他将住宅前将近1000平方米的土地捐献给福民小学作为体育场。并应聘为泉州开元儿童教养院、泉州开元养老院董事长，捐资赞助泉州花桥善举公所施药局。同时资助家乡苏厝创办俭德小学（今群德小学），以便乡梓学子就读，居家储备常用药品，随时赠送左邻右舍。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南侵，谷南举家避居香港，担任香港福建商会与香港福建同乡会合办的救济部副部长，积极救济流落香港的闽籍难民。民国三十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谷南变卖家中贵重物品，尽力资助闽籍难民回乡。

民国三十二年（1943），谷南将离港返厦，行前，侨领胡文虎准备设宴为之饯行。谷南闻讯，即对胡文虎谈及某画家生活窘迫，建议将欲为其饯行的筵席之资赞助画家。胡文虎如其言给以接济。后来，画家知道个中缘由，十分感动，想作一画致谢。谷南要求画家以古诗“乍看螳螂去捕蝉，不知黄雀在身边。猎人一射伤黄雀，虎噬猎人井里填”诗意创作。后来谷南常以这幅画劝告世人莫逞强凌弱，以为止恶行善的劝世宣传品。

谷南还曾捐资助印《泉州府志》。他恭敬佛教三宝，对鼓浪屿日光岩寺住持清智法师礼敬有加，是为之得力护法。民国二十五年（1936），弘一法师在日光岩闭关清修，谷南随即拜访结缘，弘一挥毫题写“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须知求己胜求人”对联相赠。民国三十七年（1948），弘一俗家弟子、著名画家丰子恺从台湾来厦门，谷南会同厦门佛教界人士盛情接待，丰子恺画释迦牟尼佛像以赠。

抗战胜利后，医师林遵行欲募资重建与谷南、黄钦书15年前创办的鼓浪屿医院，谷南不但带头捐资支持，并且鼓动菲律宾、香港亲朋好友解囊襄助。

谷南还曾捐资救济陕西省灾民，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深为感动，特书赠联。

1959年谷南病逝于鼓浪屿寓所，终年七十八岁。

周醒南居士

周醒南（1884－约1948），又名宗温，广东惠阳（今属惠州市）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早年就读于两广游学预备科，毕业后任广东乐昌阳春师范学校教员，秘密参加惠阳辛亥光复斗争。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九日，惠阳宣告光复，醒南受命赴广州领军饷。他不顾地方秩序混乱及兵匪骚扰，独自一人乘坐小船到东莞石龙起水，冒险沿广九铁路沿线步行，抵达广州城，将5万元大洋安全押运回惠阳。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醒南一度出任漳州官产事务局、工务局局长。他特地聘请留学日本后再入上海中国公学专攻理科的同乡冯重熙，到漳州襄助规划市政建设。其在任期内，对漳州市政建设颇多贡献。如：加固年久失修的九龙江堤岸、修建漳州有史以来第一座公园、扩建街道、整顿市容、拆除低矮的房屋、街路两旁一式改建双层骑楼，使漳州市容市貌大为改观，并建成漳州至石码全长20公里的福建省第一条公路，还筹备、规划建设漳州至厦门的公路。

民国十三年（1924），经友人推荐，醒南与冯重熙一同到厦门港海军司令部堤工部任职，着手整顿海堤、码头，规划市政建设蓝图。

醒南和冯重熙均笃信佛教，曾受密教灌顶。在厦期间，两人与厦门佛教界太虚、转逢、会泉、觉斌、大醒、芝峰、寄尘诸大德以及蔡吉堂、苏慧纯、黄秋声、虞愚等居士意气相投，交往甚密。他对厦门佛教建设也作出重大贡献，醒南任职堤工部期间，曾有人提出将南普陀寺全部山地充为南普陀公园之议，如此议实行，南普陀寺危在旦夕。醒南鼎力维护，以堤工部路政处名义出具证明书并附山地图纸，划定地界，明确南普陀寺林园区域，南普陀寺因此转危为安，缁素均颂其功德无量。

民国二十年（1931），思明县(今厦门思明区)佛教会成立，醒南被推选为常务委员。次年，改任为第二届佛教会监察委员。

醒南也为厦门市中山公园的缔造者之一，具体负责选址设计建园。初时议将中山公园建在虎溪岩。后因有日本僧人拟强购荷庵作为布道所事件，遂定址于荷庵附近一带建设中山公园。

荷庵所在地原为天界寺山下魁星河与东岳河交汇口的一个小岛，清初有僧人在此建庵种菜，架桥以通。乾隆年间，名士黄日纪等喜爱此地景色优雅，在此结社，经常与诗友吟诗唱和，并刊刻《荷庵》诗集行世。

醒南建中山公园，依荷庵周边环境，因地制宜，遍置花草树木，修建亭台楼阁，并引水环绕其间，遍架曲桥以通，使游客既可驾舟揽胜，又可漫步于曲桥流水之间，观赏园林景色。使游客恍如置身江南水乡泽国之间。公园建成后，冯重熙曾设计一座狮子地球的园雕，园雕坐东向南，寓意在于唤醒中华民族自强，如雄狮猛醒，屹立于世界东方。但后人却附会认为地球即表圆“周”，狮子是为“醒”狮，置之南门者示“南”也，寓意为周醒南立碑。“文革”中红卫兵更认为不应为资产阶级的周醒南立碑，乃将其砸毁，另建山水园雕。直至“文革”后，才又在公园南门右侧，按原形另外新建狮球园雕，以志纪念。

醒南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离开厦门居香港，在港期间仍关心家乡建设，参与整治惠州西湖，兴办惠州医院，垦辟农场，倾心桑梓建设事业。民国三十七年前后，醒南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四岁。生前曾自撰挽联，感叹自己坎坷一生：“人间何世，那可久勾留。最堪怜，五十年挣扎生存，士农工商军，宗宗做过；西土言归，真是大解脱。尤可笑，六七次流离迁徙，咸酸苦辣涩，件件尝齐。”

苏行三居士

苏行三（1888－？），福建厦门鼓浪屿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清末民初，行三由英华书院毕业，入南京东吴大学，毕业后仍回英华中学担任英语与体育教员。行三出身基督教家庭，一度为基督教传道师。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行三南渡菲律宾留学，获生物学博士，在菲律宾马尼拉中正中学任教。曾研究生命起源问题，遍读基督教《新旧约全书》，未能获得圆满解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菲律宾，学校停课，行三与友人游览信愿寺，结识住持高僧性愿和尚。后在性愿指导下，阅读佛典《华严原人论》，大受启发，昔日疑问，顿然冰释。从此与性愿法师结为方外交，过往相从，互相切磋佛学教义，不久即发无碍辩才，为其朋友演讲佛法。

1944年，行三正式礼拜性愿和尚为皈依师，受三皈依，为其在家三宝弟子，持斋奉佛。

抗战胜利后，行三返回厦门，先后在南普陀寺、妙释寺和日光岩宣讲佛法。其讲演，征引科学理论，解释佛经教义，深入浅出，明白易懂，许多知识青年受其引导，归入佛门。此举引起厦门基督教会的不满，要求其家庭劝彼离开厦门。于是他又返回菲律宾，在菲律宾马尼拉信愿寺与华藏寺继续弘扬佛法。

1952年，行三随同信愿寺瑞今法师，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返菲后积极倡导组织世界佛教徒联谊会菲律宾分会。是年，应菲律宾远东大学邀请，为该校师生作三次有关佛法的学术报告，反响热烈。

1953年，行三在信愿寺又依性愿和尚为戒师受在家菩萨戒，成为在家修持菩萨道的佛教学者。所著有《八大人觉经讲记》、《四十二章经讲记》、《佛学浅释》等。其中《佛学浅释》获当代佛学泰斗印顺大师好评，在海外佛教界广为流传。后病逝于马尼拉，卒年未详。

陈敬贤居士

陈敬贤（1889－1936），福建同安集美（今属厦门）人。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胞弟。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农历一月十三日。父兄早年旅居新加坡，开设碾米厂。敬贤随母本乡生活，7岁母丧与其嫂生活，12岁，嫂送其往新加坡与父兄同住，因父兄为生意奔忙，无暇照顾，常受店中雇员诬告欺凌，由是立志读书。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其父经商失败破产，独自回国。陈嘉庚则在新加坡另起炉灶，重新创业。敬贤辍学协助兄长经营，生意日渐兴隆。翌年，因平素体质虚弱，加上过度劳累，染上肺病，一度回国调养，不久重返新加坡。光绪三十四年（1908）回国完婚。婚后不久，因与庶母不和，携眷避居香港。不久重往新加坡协助其兄经营生意，经多年努力，生意蒸蒸日上，成为新加坡有名富商。

民国二年（1913），陈嘉庚为开发民智，改进社会，本着“以救国大计，端赖教育”的远大理想回国兴办教育，先后在集美创办中小学和师范、水产、航海等专业学校。敬贤受命回国协助办学，亲赴江、浙、赣、鄂、鲁等省考察教育，延聘教师。民国六年（1917）春，开设集美女子小学并创办织布厂。民国八年春，创办集美幼稚园。此时，胞兄陈嘉庚欲回国扩建集美学校和筹建厦门大学，电召敬贤南渡新加坡主持商务掌管公司各厂、店、园、栈业务。民国八至十年，他被选任新加坡华侨中学董事、道南学校总理。在此期间他攒积资金支持集美学校的发展和兴办厦门大学。民国十年（1921）十二月因日夜操劳患病回国调养，但仍然带病主持集美、厦门大学校务，兼监理陈嘉庚公司国内分行事宜。民国十一年五月病重，前往日本治疗。

民国十二年（1923）二月，敬贤从日本回到集美之后，健康状况仍然欠佳，力不从心，但他仍然尽心尽职，不断为工作操劳，主持集美校务。是年十月在该集美学校开设调和会，十一月组织集美学村委员会，在乡里推行戒烟禁赌，开办夜校教育失学青年，改造环境，讲究卫生。民国十四年五月，增设集美农林学校，亲赴天马山勘察校址，购置附近久荒田地，筹建校舍、牧舍、试验场等，翌年春季农林学校得以开学。敬贤为创办集美学校，为兴建校舍、筹划教务而呕心沥血，作出重大贡献，集美学校师生像尊敬陈嘉庚一样尊敬陈敬贤，称他为“二校主”

敬贤因长期承担陈嘉庚庞大的公司业务，再加上为振兴中国的教育事业而，日夜操劳，奔波忙碌，重病缠身，民国十四年（1925）十月，因病再次赴日本休养。民国十六年一月，由日本抵沪，四月迁居杭州。是年秋回厦寓南普陀寺等处养病。民国十九年，他集资创办禾山济兴农林公司，并移居禾山茂后村，过农村田园生活。由于健康每况愈下，只好闲居调养，潜心研究佛学。

在民国十年（1921）敬贤协助嘉庚创建厦门大学时，一有空他就经常去临近厦大之南普陀寺学佛诵经，民国十六年（1927），太虚就任南普陀寺方丈。敬贤得以时相亲近，执经求教，师事大师。民国十九年，在大师支持下，捐献巨资就后山水池区兴建“须摩提国”、“阿耨达池”。太虚法师就任南普陀寺方丈期间，转逢和尚退为都监，转逢即在南普陀后山建“兜率陀院”，以作为寺中年老和尚与退居方丈静养之处，并于此中供奉弥勒佛，太虚法师曾在此讲“慈崇三要”。敬贤于兜率陀院修学慈恩宗等法门经典，还由此亲近转逢和尚。由于对转逢和尚的崇敬，敬贤拟于禾山茂后社兴建慈恩寺，作为南普陀寺第二丛林，请转逢为开山方丈。同年又与会泉长老协议筹备就万石岩佛学研究社提升改为敬贤佛学院，但这些都因抗战爆发，日寇南侵，战火日渐逼近鹭岛而作罢。

敬贤虔诚向佛，曾多次前往苏杭参学，参礼印光上人为师，受其教导专修净土法门。后，定居于杭州弥陀寺。民国二十五年（1936）二月二十日于杭州，在念佛声中安详归西，世寿四十七。

陈敬贤毕生支持胞兄陈嘉庚发展企业和倾资办学，兴办教育，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以有限的生命，报效社会国家，是深受世人敬重的爱国者。

陈敬贤病逝后，集美学校师生、校友、村民和厦门各界人士十分哀恸。先后举行了追悼大会，悼念他毕生奉献给教育和社会的丰功伟绩。在集美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收到各界挽联题词600余件，其中有于右任先生的“哀声腾徼外，遗惠溥华南”之挽联；有邵力子先生的墨迹：“国尔忘家，公尔忘私……”。集美学校还撰写了“敬贤校主追悼歌”，并将陈敬贤生前督建的大礼堂，以“敬贤堂”命名，并立纪念石碑和编辑出版《陈敬贤先生纪念刊》。厦门大学将勤业楼前所建的教工宿舍楼命名为“敬贤楼”，纪念其对创办厦门大学的贡献。

林镜秋居士

林镜秋（1891－1942），字骋彪，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轻时南渡新加坡谋生，开办皮鞋店。倾心革命，参与创设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被推举为书记，襄助孙中山在南洋的革命活动。民国元年（1912）3月1日，孙中山特颁给林镜秋旌义状。在虞愚、寄尘主编的《厦门南普陀寺志》中为其作《林镜秋居士小传》，称镜秋为商人，喜佛学，善计划，处事勤谨。平日与南普陀寺监院、闽院事务主任觉斌交情甚笃。民国十七年（1928）南普陀寺修大悲殿，民国十九年（1930）辟后山“阿耨达池”，建“兜率陀院”，开“须摩提国”洞室，民国二十一年，创“阿兰若处”禅室，镜秋和苏慧纯等新加坡侨商无不积极谋划，踊跃捐输，襄助其成。民国二十二年（1933）以后，其行迹不详。

许宣平居士

许宣平（1891－1984），法名慧平，自号晚霞老人，江苏镇江人。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光绪三十四年（1908）入闽，时年19岁。先在省城福州银行界服务，抗日战争爆发前即任厦门实业银行行长。(www.chuimin.cn)

宣平崇信佛教，民国十七年（1928）与蔡吉堂、林纯仁等皈依高僧印光大师，为其在家弟子。后又与蔡吉堂、虞愚、罗丹、黄子莹、曾嗣源、黄秋声等人亲近太虚大师，志趣相投，交往甚密。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与蔡吉堂、辛清波、虞愚等发起筹备中国佛学会厦门分会，初暂借大同路蔡吉堂宅第为聚会场所，每周集会一次，研讨佛学理论。翌年，佛学会正式成立，宣平被推选为会长，会址设于寿山岩。佛学会领导全岛佛教居士开展念佛诵经和佛学研究活动，并借厦门《华侨日报》副刊出版《佛学周刊》，自行编辑出版会刊《人间觉》（半月刊），在佛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抗战爆发，时局紧张，学会和会刊同时停闭。

民国三十六年（1947）初，厦门佛学分会恢复活动，会址仍设寿山岩，宣平仍任会长。每星期六集会活动，邀请妙香精舍居士参加，有时邀请其他法师或居士讲演佛法。同年三月十七日，太虚大师在上海示寂，宣平代表厦门市佛学分会奔赴上海吊唁，并请来大师舍利七颗。翌年发动缁素集资，建舍利塔于虎园路半山堂。1984年迁建于南普陀寺后五老峰山顶太虚台上。

民国三十七年（1948），宣平代表佛学会先后邀请丰子恺居士和法航法师在寿山岩讲演。时，妙香精舍蔡吉堂、罗丹、李鸿光、柳正松、杨少如等居士也前来闻法，亲近法航法师。

新中国成立后，厦门佛学分会并入厦门市佛教协会，宣平被选为协会理事。晚年耳重听、目失明，唯念佛不辍。

宣平喜吟咏，平生诗作颇多。1979年时九十岁，作诗云：“回思边塞皆空相，今感盲聋合静修。九十光阴弹指过，菩提而外复何求。”翌年，不慎跌伤卧床，自揣寿高病重，恐不久人世，咏诗遗嘱：“佛法原来不二门，分宗合一总归真。龙华会上诸行者，云集阶前礼世尊。”

1984年，宣平自知大限已至，赋诗云：“今生虚度将离世，再入红尘未可知。含识不忘常念佛，永持正信任何之。”并发四愿：“我今发四愿，‘四不’是良方，念念无休止，多生不可忘。”所谓“四不”，即一、不迷性，二、不忘弘法，三、不断修持，四、不离善友。临终自作挽词云：“海天一望故依然，忽忆人生九四年。不尽曩时良友意，行将一别谢尘缘。”是年舍报西归，世寿九十四。

王卓生居士

王卓生（1894－1955），原名道，字笃生，后改名卓生，易字谷青，福建同安马巷美山湖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民国四年（1915）毕业于福建省省立法政学堂，之后任同安莲河小学教员，不久在马巷赵岗自办启明小学。

民国七年（1918）南渡新加坡，拜谒侨领陈嘉庚，深受器重。时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兴办教育，委托卓生回国协助其弟陈敬贤负责集美学校建设。嗣后又作为陈嘉庚的代理人与陈仲赫、黄竹友共同主持同美（同安县城至集美）公路建设工程。民国十六年（1927）出任同安县首任建设科长，期间修建同马灌角（即东起小盈岭，西至角美镇）公路，修建西安桥、南薰桥，并组织公路护路队。

卓生秉性淡泊，气质高雅，与陈敬贤气味相投。陈敬贤崇信佛教，卓生受其薰陶，遂对佛学产生浓厚兴趣，潜心钻研，不数年通晓释典，在海内外佛学界崭露头角。他经常参加妙释寺、日光岩、南普陀寺诵经讲法等佛事活动。民国二十五年（1936）二月，陈敬贤于浙江杭州弥陀寺生西，卓生受其夫人王碧莲的委托，到杭州处理敬贤的后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厦门市佛教界组织佛教会筹备委员会，卓生被推选为筹委会监事、监事长。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成立厦门市佛教会筹备委员会，卓生被推举为委员，1952年当选为首届厦门市佛教协会常委。同时被佛教界推选为厦门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晚年卓生对同安故乡水利建设事业十分关注，积极倡议建造鲤鱼坝、长蛇坝、耕云桥、农星桥（均在马巷美山湖、赵岗一带），并与中共同安县委书记曹玉昆等深入汀溪、策槽、莲花、锄山等地踏勘考察，规划设计水库建设工程。又承菲律宾侨僧性愿法师的委托，协助筹建南安石井扬子山大慈林寺，规划造林种果，兴办工厂，使海都一带僧尼都能参加劳动，自食其力。

1955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四），卓生舍报西归，享年六十二岁。弥留之际犹念念不忘同安的水利建设，嘱咐随候人员将其一份建议转交给曹玉昆及有关部门。

卓生雅好诗词，常与诗友唱和。著有《百芝室诗集》、《鸿渐集》、《夏云集》等，但在“文革”中多已散佚。

苏慧纯居士

苏慧纯（1903－？），福建晋江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民国十二年（1923）参加“闽南佛化青年会”。民国十七年，南普陀寺大悲殿遭火灾，慧纯参与发起募捐重建，带头捐资襄助建成。民国十九年（1930），南普陀寺后山建兜率陀院，辟“须摩提国”洞室，民国二十一年辟建“阿兰若处”禅室，慧纯无不慷慨解囊。民国二十二年（1933），慧纯与转逢和尚、陈敬贤共同发起供奉弥勒如来，拟于厦门禾山茂后社创建慈恩寺，后因抗日战争逼近而未果。

在民国二十二年编修的《厦门南普陀寺志》中，僧慧心尝为撰《苏慧纯居士小传》，传云：

目光炯炯，胸怀落落，具菩萨之心肠，而不稍减其金刚之威力，其惟吾畏友苏慧纯居士乎？居士晋江籍，年三十，怀大才而气节尤高，遇不平事，辄痛加抨击，不循私情，惟与人为交，又谦谦无忤，一视同仁，才高而能容人，长计划之才也。居士除研究佛学及护法外，喜治拳术静坐之学，每有所言，其境界已与常人不同，余昭然异之。余与居士缔交于闽南佛化新青年会，迄今将十稔矣。故略知居士之才之长，爰写数语，聊志敬仰。

民国二十二年以后，慧纯行历事迹未详。

罗丹居士

罗丹（1904－1983），字稚华，法号慧印，福建龙岩连城文亨乡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家庭贫困，14岁随父到龙岩当学徒。工余勤奋自学，遍临各种字帖，研读大量诗词，逐渐成才。其书法博采伊秉绶、翁同和诸家之长，并熔颜真卿雄浑开阔与华山曹全秀丽飘逸于一炉，自成一家，人称“罗丹体”，年轻时即名重闽西、闽南，风靡东南亚。

民国十九年（1930），罗丹只身闯厦门，很快在厦门岛上站稳脚跟，创办一家“风行印刷社”。20世纪40至60年代，罗丹在厦门所题商店招牌触目皆是，成为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罗丹因早年备尝艰辛，为性情中人，人间冷暖自知，年轻时即接受佛教思想。融入厦门社会后，和佛教界知名人士许宣平、蔡吉堂、虞愚、黄子莹、柳正松相交甚密，并经常亲近南普陀寺觉斌长老。民国二十五年（1936）加入中国佛学会厦门分会，参加佛教居士修研佛学、念佛诵经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丹把印刷社搬迁到战时省会永安。此时的他风华正茂，与“南社”朱剑芒一起创办“南社闽集”，经常与柳亚子、严家淦、虞愚等人吟咏唱和。抗战胜利后，罗丹复回厦门。

民国三十六年（1947），厦门佛学分会恢复组织，罗丹每逢星期六都参加集会，与佛友们一起研习佛学理论。翌年，法航法师在寿山岩讲演佛法，罗丹也前往听经闻法，亲近法舫法师。

新中国成立后，罗丹历任厦门市政协一至五届委员、人民代表，厦门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厦门市文联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厦门市佛教支会委员、佛教协会理事等职。

1983年元宵期间，罗丹参加泉州石狮一诗社笔会，因劳累过度，猝然归西，终年八十岁。盛名之下，极尽哀荣。不久，其夫人周桂珍看破红尘，在福州崇福寺剃度出家，不久到厦门妙清寺安住。

1990年10月，罗丹被追评为50年来对厦门有突出贡献的27位人杰之一。

蔡吉堂居士

蔡吉堂（1904－1996），法名慧诚，俗名契诚，字吉堂，祖籍福建晋江塘边。其父早年东渡台湾，定居新竹，吉堂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民国初年，因其父不满日本殖民主义者对台湾的残酷统治，携眷返回大陆，在厦门大同路开设新合钢铁行，经营五金建材和进出口业务。

蔡吉堂居士

吉堂自幼聪明颖悟，夙具慧根，因随家人到南普陀寺礼佛烧香，偶听法师讲经，遂对佛教油然产生崇敬之心，从此开始修学佛教经论，深有心得。先后依止印光、太虚、弘一等高僧大德。

吉堂奉佛虔诚，他将自己的居所改名为“涌莲精舍”。民国十一年（1922），他还设厦门佛经流通处于精舍。而且他信佛始终坚持正信，反对迷信，积极倡导佛教徒坚持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弘法利生，制恶行善，净化人间，改造社会，以建立祥和、安乐的人间净土。主张大力推行佛教改革，提倡正信、正见、正修、正觉，反对落后迷信，痛斥利用宗教欺世敛财的腐败行为。

民国十三年（1924），吉堂会同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青年，如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叶青眼、王振邦、庄汉民，厦大师生虞愚、陈定谟、陈永梁，以及陈涤宪、董谦六、苏慧纯等，组织“闽南佛化新青年会”，以鸿山寺为会址。他们创办《佛音》月刊，组织“佛化新青年世界宣传队”，深入闽南各地开展佛化宣传，为厦门的佛教改革和振兴作出重大贡献。

民国十九年（1930），思明县（今厦门思明区）佛教会成立，吉堂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吉堂也为厦门居士佛教的发起者和奠基人，他积极提倡建立佛化家庭，鼓励佛教居士引导家庭成员皈依三宝，共修净行，教育家人厉行精勤、简朴、素淡的生活，禁止参加世俗的迷信活动。吉堂早年撰写的《佛法是消极的吗》、《建设佛化家庭》、《正信与迷信》等论著，至今在厦门佛教界犹脍炙人口。

民国二十一年（1932）吉堂与虞愚居士等皈依太虚法师座下。民国二十三年，吉堂代表南普陀寺赴日本东京，出席泛太平洋第二次国际佛教青年会议，会议期间与日本著名佛教界人士福田宏一居士相识，促成了日本将《大正藏》赠予南普陀寺与闽南佛学院。

吉堂由于得以亲近太虚大师，从大师爱国爱教言行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他毕生也爱国爱教。同时，对弘一律师倡导的“念佛不忘救国”和“殉教应流血”的爱国爱教箴言感受良深。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军南侵，厦门沦陷，厦门佛教界许多缁素人士纷纷撤入内地避难。吉堂本来可以随众避居晋江乡下，但他经过深思熟虑，为了弘法利生，实践爱国爱教，决定留在厦门，以不变应万变。

厦门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妄图利用佛教宣传来掩盖其侵略罪行，麻痹人民的斗志，提出所谓“政教合一”，制定一系列对寺院和佛教徒“宽容”的政策，并指使一批日、台佛教徒众，结交、笼络居留厦门的佛教界人士，组织“厦门大乘佛教会”。同时，大肆宣传所谓“同种、同文、同信仰的中日亲善”，要求佛教徒众“起大悲心以祛争杀之祸，本大和平以消互仇之念，力行忍让以弥侵霸之征”等谬论。吉堂德高望重，深得人心，日本侵略者极力拉拢、威逼他入会，并胁迫他担任大乘佛教会副会长。

吉堂“身在曹营心在汉”，利用其“合法”身份，开展爱国爱教活动。他在公开的说法传道中，竭力宣扬要以我佛大智大勇的精神，明辨是非善恶，相信因果报应，制恶从善，绝口不提所谓“中日亲善”。鼓励佛教徒利用日伪当局的“宽容”政策，组织念佛、传经、修学等宗教活动，广泛联络团结佛教信徒，在日伪白色恐怖统治中，尽可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同时，倡议建立“平民避难所”，收容那些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难民，安排膳宿，并募集资金救济贫民。吉堂爱国爱教的忠义之举，抗战胜利后受到厦门各界人士的一致赞扬。

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吉堂曾与许宣平、虞愚、罗丹等知名人士成立中国佛学会厦门分会，会址设在寿山岩，开展佛学研究，每周末集中全市佛教界人士进行讲经、念佛活动，直到新中国成立此分会方并入厦门佛教协会。

新中国成立后，吉堂先后担任厦门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闽院副院长、福建佛教协会副会长和中国佛教协会理事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对吉堂甚为推崇与钦敬，称他为“当代杰出的佛教居士”，对他长期以来坚持正信，反对迷信，推动佛教改革，为振兴佛教，发展佛教教育所作的努力，给予高度的评价。

妙湛大和尚与蔡吉堂居士

晚年，吉堂当选为厦门市政协委员。他本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积极参政议政，为厦门特区建设事业和落实宗教政策建言献策。1988年，为筹建太虚大师纪念塔和闽院太虚图书馆，他不顾耄耋高龄，亲自远渡重洋，到新加坡筹募资金。1992年元月他将珍藏多年的17件名人墨宝、丰子恺居士画太虚像等献于太虚图书馆收藏。

吉堂作为厦门知名的爱国工商业者，50年代中期，他率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将新合美五金行实行公私合营，得到人民政府的表彰。在他担任厦门市商会监事主任期间，经常鼓励同业商户拥护党的工商政策，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商人。

吉堂因生于台湾，曾被推选为厦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他关注祖国的统一大业，广泛团结居住大陆的台湾同胞，为他们排忧解难，鼓励他们联系台湾亲友，宣传祖国的大好形势和对台政策，鼓励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访问、投资建设。在他病重期间，仍念念不忘台湾的回归统一。

1996年4月17日吉堂辞世西归，世寿九十三。

黄秋声居士

黄秋声（1905－1987），法名慧灯，福建同安（今厦门市）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生于厦门鼓浪屿。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与厦门市政建设，担任填筑瓮菜河、修筑思明南路工程的总务。时漳厦警备司令部堤工处路政办事处拟将南普陀寺山地辟建南普陀公园，南普陀寺岌岌可危。秋声参与挽救工作，最终划定界址，维护寺院合法权益。后来从事厦门思明电影院无声电影剧情介绍撰写字幕说明工作。

秋声与厦门居士佛教发起者蔡吉堂为密友，受其影响信仰佛教。民国十四年（1925）参加闽南佛化新青年会，积极参与佛化宣传活动，撰写文章，并负责刻印。民国二十一年，与蔡吉堂、虞愚等在南普陀寺依止太虚大师为师，受三皈依，成为其在家弟子。民国二十五年，厦门佛学会创办佛教刊物《人间觉》半月刊，秋声为主编。

民国二十七年（1938）五月，厦门沦陷前夕秋声避居香港。在港曾亲近虚云大师，对其禅定功夫推崇备至。秋声对著名诗僧八指头陀也非常崇拜，经常吟诵其诗作，盛赞其诗为旷世之作。对太虚大师倡导建立“人间佛教”竭诚拥护。秋声还亲近过马来西亚佛学泰斗竺摩法师，并承蒙法师题赠书法作品。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秋声也亲往拜谒参访，并与之合影留念。

民国三十七年（1948），著名画家丰子恺居士来厦，厦门佛教界人士在寿山岩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丰子恺即席作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并将所绘观音圣像赠与秋声纪念。

秋声善诗工文，尤长韵学，深受缁素敬重，日光岩清智上人及其门下善契法师对其尤加赞赏。

1979年11月，秋声被推选为厦门市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87年病逝，终年八十三岁。

虞愚居士

虞愚（1909－1989），原名德元，字竹园，号北山，法名佛心，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清宣统元年（1909）中秋节生于福建厦门。少年时期就读于厦门敦品小学、同文中学。民国十三年（1924），入武昌佛学院就读。在武院学习期间，虞愚有幸聆听太虚大师讲授《二十唯识论》，使他对唯识和因明产生浓厚兴趣，为他后来的因明研究奠下基础。民国十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昌，佛学院停办。次年，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研习唯识因明之学。民国十九年由上海大夏大学预科毕业，后考入厦门大学教育学院。民国二十三年（1934）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即留校任理则学助教。翌年他赴南京任监察院编审。

虞愚居士

虞愚在武昌佛学院学习期间，即皈依高僧印光法师，法名佛心。在厦大求学期间，加入思明县(今厦门思明区)佛教会，积极参加佛化宣传活动。

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虞愚受太虚大师之聘，任闽院“论理”、“国文”、“常识”三门功课教学，并与寄尘上人合编《厦门南普陀寺志》。

民国二十四年（1935），参与发起、筹备中国佛学会厦门分会，并为其中主要成员之一。

民国三十年（1941）后历任贵州大学讲师、副教授民国三十二年（1943）后历任厦门大学哲学文学专业副教授、教授。抗战胜利后，与许宣平、蔡吉堂、罗丹等居士积极活动，恢复战前佛学会组织，每逢星期六集会，开展佛学理论研讨。

1956年，虞愚奉调进京，负责撰述斯里兰卡佛教大百科全书中有关中国古代专著条目，同时兼任中国佛学院因明学教授。1976年后任《中国佛教》编委会编辑。1979年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2年被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1985年还曾两度出访日本。

l989年7月28日，病逝于厦门，享年八十一岁。

虞愚一生，致力于抢救、传播已近成绝学的佛教因明学，对因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生前对因明学倾注很多心血，先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举办的讲习班主讲了“因明发展史”和“因明著作讲解”等多门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个汉传因明的硕士研究生。他更以超人的努力，进行因明学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并主编了《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

虞愚还擅长书法，19岁时即为南普院寺书写碑刻，他的书法曾得到于右任先生和弘一大师的指导。于右任先生曾赞曰：“佛教道家造像之传于今者，因其此修养者深也！竹园弟以青年成研究佛理，作书复又天才，勉之，他日皆当大成也！”他曾为丰子恺先生的《护生画五集》题写了90副字，还担任过中国书法协会理事。他的书法独具一体，其墨迹不仅遍及八闽、大江南北，而且远涉南洋，东渡扶桑。2009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述学 昌诗 翰墨香——纪念虞愚先生》和《虞愚墨迹》等有关虞愚书法方面的书籍。

虞愚生前还曾担任过国务院古籍出版小组成员、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历史系与海外函授院兼职教授、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中国逻辑史研究会顾问等职务。

虞愚集学者、诗人、书法家于一身，学问渊博，一生著作丰富，著有《因明学》、《中国名学》、《印度逻辑》、《书法心理》、《怎样识别真伪》等。发表的论文有《玄奘对因明的贡献》、《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法称在印度逻辑史上的贡献》等。有关书法和诗词方面的有《虞愚墨迹》、《虞愚文集》三卷等行于世。

洪子晖居士

洪子晖，生卒年不详。福建同安马巷下后滨人，后移居厦门鼓浪屿。20世纪30至40年代商界知名人士。笃信佛教，一生收藏许多佛教经书，并珍藏一尊七宝铜立身观音，虔诚供奉。有人曾经出2000块银元巨款收购，子晖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后来，主动赠送日光岩寺供养。1958年，观音造像移入南普陀寺藏经阁，作为珍贵文物收藏。20世纪90年代初，洪子晖辞世西归。

林子青居士

林子青（1910－2002），号雪峰，福建漳州人。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十月十日。早年曾落发出家，法号慧云。民国十六年（1927），18岁时，到厦门南普陀寺，考入闽南佛学院受学。自闽院毕业后，到闽院所设漳州南山寺南山佛化学校任教。当时佛化学校由瑞今法师为主任，同时任教的有觉三、达如、广箴诸师。

民国二十二年（1933），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成立，瑞今法师主持院务，慧云、守一、广义、义俊等担任教师。是年，会泉法师出版《佛教公论》月刊，慧云任编辑，在创刊号上刊出会泉传略及道影，且撰祝寿诗曰：“若论边地开荒者，公是闽南第一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开始，慧云曾到河南、武汉前线参加战地救护工作。民国二十七年，偕闽院同学竺摩南下广州，转赴香港。民国三十年（1941），隐居于江苏省镇江竹林寺阅藏年余，并于商务印书馆研习，后来历任江苏泰县光孝佛教研究社、常熟兴福寺法界学院教职。旋返闽南佛学院任教，与印顺、苇宗诸法师同事，并初次拜识弘一大师于南普陀寺。

民国三十一年（1942），弘一大师在泉州不二祠示寂，民国三十三年仲夏，慧云著《弘一大师年谱》，以林子青之名在上海出版，想来此时已经还俗。《弘一大师年谱》经香港、台湾等地一再翻印，以此海内外佛教界广大信众，始知弘一大师之为人。迄今数十年来，弘一大师名满天下，受到世人普遍的崇敬，实受林子青居士《弘一大师年谱》与陈慧剑居士《弘一大师传》二书的影响。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后，林子青曾到台湾访问，参访过许多古老寺院。民国三十六年，持松法师出任上海静安寺住持，兼静安佛学院院长，聘林子青到佛学院任教，主讲印度佛教史，并任《学僧天地》月刊顾问。

1957年，应中国佛教协会聘请，林子青至北京与吕、黄忏华、高观如、周叔迦、石鸣珂等，任英文版《世界佛教百科全书》、《中国佛教》专职编辑，撰有《元代佛教》、《明代佛教》、《清代佛教》及《丛林制度》等数十篇。1957年后，专事房山石经研究多年，著有论文数篇，刊登于《现代佛学》、《文物》等杂志上，并为《房山云居寺石经》一书撰写概述数万字。1987年秋，应日本京都佛教大学之邀，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参加房山石经拓片展，在“中国房山石经学术讲演会”上发表题为《房山石经的概况及其价值》的演讲。

此后先后在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和研究部，专事佛学研究。在此期间，与周叔迦、巨赞、高观如、石鸣珂共同编写了《中国佛教史话》。1980年弘一大师诞辰百周年纪念时，编有《弘一大师纪念集》，并撰《弘一大师传》。此外又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撰写条目共48条。1986年开始主编《弘一大师全集》（共10册）。1993年，林子青新增订编写的《弘一大师新年谱》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法音》月刊常务编委。

2002年9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二岁。

林子青终生致力佛教教学、翻译及文史研究工作，一生深研佛学典籍，并精通古典文学诗词，著作甚多。其主要著作有：《弘一大师年谱》、《弘一大师新年谱》、《弘一大师书信》等。论文有《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佛教文化东渐与中国古代寺院的文化设施》等。2000年，台湾法鼓文化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林子青居士文集》，收录他的学术论文、专著等共95篇。

柳正松居士

柳正松（1917－2001），原名启戎，法名正松，原籍福建泉州。生于民国六年（1917）。本为中药行职员，民国三十三年（1944）皈依厦门妙释寺善契法师，为其俗家弟子。自此，毕生勤修学佛，积极参加居士佛教的各项弘化活动。

20世纪40年代，正松组织信众参加念佛会，利用各种集会宣讲佛学知识，在自家寓所自办慧正学苑，组织居士学习经典，并编著《佛教修学要典》，倡导改革居士修持法要和课诵规仪，推行“人间佛教”和佛化家庭建设，弘扬正信，反对封建迷信和世俗陋习。

民国三十六年（1947），中国佛学会厦门分会恢复组织活动，每星期六在寿山岩举行念佛讲经，正松都积极参加。

1952年，正松以李鸿光的妙香精舍为道场，联合其他居士组织，创立厦门市佛教居士林，并被推举为副林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团结众多佛教徒，开展各种爱国爱教活动，如组织反对美帝国主义扶助日本的示威游行、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发动佛教居士踊跃捐款等。

1954年、1957年，正松蝉任第二届、第三届厦门居士林副林长。

1966年“文革”后，正松不幸受到剧烈冲击。虽然其家藏的佛教经典和佛像、法器遭到没收或销毁，但他仍旧坚持学佛修行不辍。

1989年，正松与蔡吉堂召集郑子兴、郑梦星、杨少如、陈善琛等居士发起筹备恢复厦门佛教居士林组织，制定居士林的章程和工作细则，并亲自负责修建养真宫，作为居士林林址及居士学佛修行的道场。1990年9月，厦门市佛教居士林恢复组织活动。1993年召开第四届林员代表会议，正松被推举为居士林第四届林长。

1997年，正松因年老告退，被聘为第五届居士林名誉林长。

正松终身未娶，奉佛从事弘法利生工作，2001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安详归西，享年八十五岁。

【注释】

[1]见本书“大事记”中所注。